《太上感应篇》全文仅有一千二百余字, 其版本数量与《圣经》或莎士比亚著作版本数量不相上下 (1) , 而它流传的主要依托对象是其浩繁的注本。虽然《感应篇》为道教经典, 但其注本却鲜有道士参与, 清代较为流行的几个本子皆是儒士所作, 如惠栋的《太上感应篇笺注》与许缵曾的《太上感应篇图说》。不过惠栋等人皆以儒家经学阐释《感应篇》, 较少触及道教思想, 《感应篇新注》所折射出的道教注解特色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金元全真教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经论却热衷于文学宣教, 他们的诗词创作作为其宗教实践的文学再现, 数量颇为庞大, 在《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作品不仅昭示了中国道教发展的重大转型, 而且以其突出成就成为中国道教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 对元明清时期的诗词、说唱文学、戏曲和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也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来, 妈祖文化由于受到海内外社会广泛关注, 学术界的研究也不断拓展并取得成果。

全真教是金元时期崛起的新道派, 而丘处机又是使全真教走向兴盛的关键人物, 对他的研究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 伴随着全真道研究的发展, 对光大全真教门的丘处机的研究专著也逐渐增多。

“禹须臾”是一种“须臾”术。从字面上看, “须臾”指时间很快, 所以把“禹须臾”解释成快速查验判断吉凶的方法具有合理性。然而, 仅从方便快速与否上定义“禹须臾”, 似乎缺少了实质内容。所有的《日书》基本上都为方便快速查找时日、判断吉凶而制定, 何以此处独名“须臾”。而且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 也非仅限于此。

在中国, 阴阳学说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发展, 其源头可追溯于殷商西周之际。中国远古先民在农业耕作之时, 注意到向阳的农作物生长较好, 背阳的农作物收藏较好。因此, 出于农业生产耕作的需要, 先民以山南水北为“阳”, 以山北水南为“阴”。阴阳观念在产生之初就与万物的生长息息相关。

《太上洞玄灵宝净供妙经》 (以下简称《净供妙经》) 现存于明正统《道藏》, 仅一卷③, 未题撰人, 约成书于唐代。④该经自称由鬰罗翘、光妙音、真定光三真人降授予太极左仙公⑤。《净供妙经》主张于“八日”设净供救度祖先永离幽境。“八日”即三元五腊的统称, 亦称“八解日”⑥或“八解脱日”⑦。

关于《山海经》, 鲁迅早有“古之巫书”的论断, 袁珂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山海经》是由古代巫师口耳相传与代代增益传承下来, 《山经》主要本于与巫事活动密切相关的九鼎图像, 《海经》则是根据“招魂”巫术活动中巫师作法时所用图及歌词而成文。

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汉代黄老道家, 继承了先秦道家以“道”为最高核心的哲学范畴。在宇宙观上, 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而化生的。同样, 早期道教的最高范畴也是“道”。早期道教用“道”统摄各种具体的修炼思想、崇拜对象, 使“道”成为了最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