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入道东行等事迹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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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重阳早年曾有过一段浪子生涯,这不符合教主的形象,却体现了他入道的心路历程。遇仙可能是他对自己的“包装”,他所追述的师承谱系也可能是一种学术上的传承,而并非真的有师徒授受。其东行的原因除了终南传道失败等外,也与其“蓬莱仙境”的神仙信仰有关。其东行的目的,不只是传道,也是为了悟道。东行前,他虽然有长途跋涉的准备,但却无确切的目的地。到达昆嵛山一带是信步云游所至,也是一路上没有寻到真正“知友”的原因,更是其“蓬莱仙境”信仰在无形中指引的结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

An Analysis of Wang Chongyang's Conversion to Daoism and His Journey to the East

Han Zhangang

作为全真道的创教祖师,王重阳的事迹从早期的碑刻、传记开始就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各种碑刻、传记对其入道之前的事迹往往缺载或语焉不详,对于其入道之后的事迹则又不断地虚构和神化。鉴于对神仙人物的追述往往越来越趋于神化,越来越偏离本真的事实,笔者以为,要考察一些王重阳事迹的本来面目,最可靠的文献应该就是他的诗文集。因为无论是其弟子的追述还是早期的碑刻、传记书写,都是在重阳辞世许久之后才陆续出现的,其真实性往往是要打折扣的。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曾经说过:“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1因此,从王重阳诗词当中的叙事材料入手,通过那些零碎的“自传”,才有可能窥测到一些相关事迹的本来面貌。

王重阳入道东行等事迹辨析
王重阳

以往有不少王重阳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容忽视,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多没有将王重阳在诗文集中所作的“自传”,与其辞世之后他人所作的“追述”,进行区分和比较。其结果就是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需要用到什么材料就单独拿出来什么材料。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王重阳的诗词为主,适当结合一些早期的传记材料作为比较和印证,对其入道以前的生活状态、入道原因、遇仙始末、东行的原因、东行目的和经过等重要事迹做一下梳理和辨析。

一、王重阳入道以前的生活及其入道的原因

关于王重阳入道以前的事迹,其身后的各种传记几乎是空白,但在重阳的诗文集中却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在一首名为《减字木兰花·自咏》的词中,重阳叙述了其入道以前的生活状态。该词道:

小名十八,读到孝经章句匝。为庆清朝,爱向樽前舞六么。呼卢总会,六只骰儿三没赛。傻得唯新,刮鼓丛中第一人。2

从这首词可见,重阳在入道以前喜爱喝酒、赌博,可说是放荡不羁的浪子。当然了,这也可能有一些夸张和自嘲的成分。而在另外一首《悟真歌》中,重阳对于自己生平的叙述则更为详尽,从中可以窥测到他不少的心迹。该歌曰:

余当九岁方省事,祖父享年八十二。二十三上荣华日,伯父享年七十七。三十三上觉婪耽,慈父享年七十三。古今百岁七旬少,观此递减怎当甘。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著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四十八上尚争强,争奈浑身做察详。忽尔一朝便心破,变成风害任风狂。不惧人人长耻笑,一心恐昧三光照。静虑澄思省己身,悟来便把妻儿掉。好洗面兮好理头,从人尚道骋风流。家财荡尽愈无愁,怕与儿孙作马牛。五十二上光阴急,活到七十有几日。前头路险是轮回,旧业难消等闲失。一失人身万劫休,如何能得此中修。须知未老闻强健,弃穴趖坟云水游。云水游兮别有乐,无虑无思无做作。一枕清风宿世因,一轮明月前生约。2

此歌大致勾勒了重阳东行以前的生活经历。从歌词的内容来看,大致作于其52岁离开活死人墓之后,55岁东行游历之前。重阳首先提到自己祖父、伯父、父亲的寿数不断递减的事,这很可能极大地促动了重阳的“不甘之心”,引发了他对人生的一些深刻思考。从歌词可见,36岁之前是重阳的“荣华日”。从36岁与其兄分家,到48岁,则是重阳恣意疯狂的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这一时期,可能也是重阳外表最为疯狂、内心也最为痛苦的阶段,因为他虽然逐渐有了些对人生的深刻觉悟,但却始终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心灵归宿。这一时期,他与家人的关系好像也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从“妻男怨恨天来大”“家财荡尽愈无愁”两句就可见一斑。但重阳与其兄嫂的关系,则还有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这在他的诗词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他在一首《红窗迥》词中道:

把兄嫂,好供养。便是我见在父母,谁人敢向。这里却、有个王三,更朝夕思想。 哥哥嫂嫂休悒怏。休烦恼、好把心来涤荡。热名香,三教俱看,得善芽增长。2

这首词可能是在安慰他的兄嫂,好让他们支持自己去修行。由此可见在离家修道一事上,重阳的家庭可能给过他不小的阻力。而重阳与其兄嫂的关系也有一个从“诬兄骂嫂”到“见在父母”的转变过程。然而,与其对兄嫂的态度不同,重阳对其妻子儿女的态度则一直都不怎么好,跟他们的关系好像也一直都在恶化。重阳对家人的态度在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有反映,比如:

《述怀》:妻女千斤铁,儿孙万秤铜。2

《活死人墓赠宁伯功》:家人便是烧身火,干了泥团却变尘。2

《惜黄花》:昨朝酒醉,被人缚肘。桥儿上,扑到一场漏逗。任叫没人扶,妻儿总不救。猛省也、我咱自咒。 儿也空垂柳,女空花秀。我家妻,假作一枚花狗。我谨切堤防,恐怕著一口。这王三、难为闲走。2

《西江月》:王喆心怀好道,害风意要离家。攀缘悉去似团砂,不怕妻儿咒骂。2

这样的例子在重阳的诗词中还有很多。在类似的诗词当中,凡是提到其妻子儿女的,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好的言语。可能是类似于《惜黄花》词中,重阳酒醉后“任叫没人扶,妻儿总不救”的事件,使重阳逐渐醒悟,最终毅然决然地抛下了所谓的“恩山爱海”。重阳有一首《踏莎行·别家眷》词道:“妻女休嗟,儿孙莫怨,我咱别有云朋愿。脱离枷锁自心知,清凉境界唯余见。”2这首词可能是重阳入道辞家时所作,从中可见其家人对其入道之事的不理解与不支持。在另一首《山亭柳》词中,重阳又道:“一身无可脱,被家缘、火院驱驰。爱欲猛捐样下,怎奈向、那妻儿。此个丹成分两处,若教行坐总相随,但恐不由伊。”2从该词的内容来看,这应该是重阳入道辞家之后所作。从“若教行坐总相随,但恐不由伊”来看,重阳的妻子对他有过阻拦,甚至可能还说过想要跟他一块儿的话,但却遭到了重阳的拒绝。其实对于入道修行是否就一定要离家的问题,重阳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重阳曾在《满庭芳·未欲脱家》一词中道:“未欲修持,先通吉善,在家作福堪当。晨参夜礼,长是爇名香。渐渐财疏色减,看分寸、营养爷娘。”2与此同时,他又在紧接着的一首《满庭芳·欲脱家》词中道:“既欲修行,终全阒谧,出离尘俗相当。莫凭外坐,朝暮起心香。须是损妻舍事,违乡土、趖却儿娘。”2这说明,从恣意疯狂,到跟家庭彻底决裂,重阳的悟道离家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重阳的家人对他嗜酒赌博、不修家业的行为有诸多的不满,而且这些矛盾在逐渐加深,始终都无法缓和,最终促使重阳决绝地辞家入道。而对于修行是否就一定要离家、离乡,重阳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可能跟他入道之后妻子又想要与他“行坐相随”,对他总是不断纠缠有关。他从一开始没有完全抛开家庭去修道,到后来独居活死人墓去修行,再到后来又把所居刘蒋村的茅庵也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而之后的东行,则进一步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成了他悟道、行道的最终升华。

当然,除了对生死的感悟,以及跟家人的矛盾以外,重阳离家修道,也有他对仕途的否定和对人情冷暖的感知。这在重阳的诗词中也有所体现。比如:

《踏莎行·咏宦途无定》:名路求高,宦途无定,一来一去缘心性。稍知分守得优游,能通止足参贤圣。2

《苏幕遮》:少烦人,稀赴会。我自无恩,莫把他人怪。廉俭温良身自在。莫强追陪,免得常耽债。 有钱时,人见爱。及至无钱,亲也全疏待。且见世情如此态。察尽人心,暗想除非外。2

这两首词,分别是重阳对仕途无定的感慨,以及对人情冷暖的体悟,这也体现了他从耽于荣华到逐渐看淡仕途、厌恶世情,慢慢出尘向道的一个心理转化过程。另外,还有两点也是很重要的,即重阳在一首《换骨骰》词中所说:“幼慕清闲,长年间、便登道岸。”2在一首《山亭柳》词中又说:“性本慈悲,要觅玄机。”2可以说“幼慕清闲”和“性本慈悲”是重阳后来入道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入道和后来传道等许多事情能够发生的内在推动力。

综上,王重阳在入道以前曾有过一段恣意疯狂的浪子生活,但因他“幼慕清闲”“性本慈悲”,所以后来便逐渐看淡了仕途,看破了人情冷暖与妻子亲情,并在48岁以后逐渐迈上了离家修行的道路。众多传记之所以很少记载他入道之前的事迹,或者即便是记载了也尽是一些美善之言,大概是因为其嗜酒、赌博、不修家业等行径,不大符合一个高大上的教祖形象,所以他们一致地选择了阙如或为尊者讳。但是,这些事迹其实正好体现了重阳从觉悟到入道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重阳是很有帮助的。

二、王重阳的遇仙和师承

发生在重阳身上的遇仙事件有诸多的疑问。比如重阳所遇之仙到底是谁,又或者重阳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师父,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关于遇仙的时间,重阳在《遇师》一诗中说道:“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2也就是说,他遇仙的时间很明确,是在他48岁的时候。关于遇仙的地点,在其一首《画堂春》词中也具体说道:“云水王三悟悟,甘河镇、祖师遇遇。”2也就是说,他遇仙的地点是甘河镇。至于重阳遇仙一事的具体细节,在一首《虞美人》词前的小序中也有提到说:

先生尝云:“余尝从甘河携酒一瓢,欲归庵,道逢一先生,问云:‘害风,肯与我酒吃否?’余与之,先生一饮而尽,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授与先生,先生复授余,令余饮。余饮之,乃仙酎也。”2

这段文字多为后来的传记所引用,只是这里并没有说明重阳遇到的究竟是什么人。由此还可知,重阳曾向其弟子们讲述过他甘河遇仙的事迹。这一点,在其他的诗词中也能得到证实。比如,在《重阳分梨十化集》里一首《虞美人》词前的小序中,重阳道:“丹阳问余不住饮冷水何故,答曰:‘我自甘河得遇纯阳真人,因饮水焉。’故作是词。”在该词中重阳也道:“害风饮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2这首词既然收在《重阳分梨十化集》中,那么很可能是重阳在度化马钰时所作。从“饮水”一事与“甘河”这一地点来看,这两首《虞美人》词说的应该是同一件事。而在这首词中,重阳明确说他在甘河所遇之仙为纯阳真人吕洞宾。这里之所以要限定为“甘河”,是因为根据重阳在一首《玉女摇仙佩》词中的表述来看,他遇仙的次数并非一次,而是至少两次,该词道:“终南一遇,醴邑相逢,两次凡心蒙涤。”2至于遇仙的收获,除了王重阳所说的饮“仙酎”之后“因此通玄妙”外,还有所谓的“秘诀”或“秘语”。比如,在一首《酹江月》词中,重阳道:“顿悟如如缘合后,深谢真师垂顾。秘诀亲传,依从做彻,达了凭遭遇。”2在另一首《鹤冲天》词中重阳也道:“往昔得遭逢,亲师父。此则专来教,长生诀、频频顾。”2从这两首词的内容来看,传秘诀之事应该发生在重阳第二次遇仙的时候,这时他已“顿悟”“合缘”,因此其所遇之仙才“专来教,长生诀”。这样来看的话,甘河镇饮“仙酎”就很有可能是第一次遇仙。重阳在《卜算子·雪中作》一词中也提到了“秘诀”的事,然而该词却只是说:“因仰至人言,遂获真仙诀。”2并未明确说是所遇仙人所授。也就是说重阳可能是通过访道、读书或者其他渠道获得了“秘诀”,而并不是所谓遇仙所得。至于重阳遇仙所得的5篇“秘诀”,则保留至今。其中最后一篇明确写道:“九转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3这里所提到的事情曾在重阳身上得到了准确的应验。但值得怀疑的是,这5篇“秘语”并不见于传世的重阳诗文集,而是收在《金莲正宗记·重阳王真人》当中。比《金莲正宗记》更早的《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主碑》曾记载道:“留颂五,命真人读余火之,文载《全真集》中。”4该碑文作于重阳辞世后56年,时间上还是较早的,也就是说这5篇“秘语”之前很可能是收入重阳的诗文集里的,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全真集》保存并不十分完整的缘故,所以才不见收录。由此可见,流传至今的5篇“秘语”应该不会是后人完全作伪。退一步说,即便是伪作,其作伪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字也有可能遭人改动过。至于它们是不是神仙传授的“秘诀”,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教主碑》与《金莲正宗记》都曾明确记载,仙人让重阳读后即“火之”。

另外,关于“师父”的问题,重阳曾在《赠王哥》一诗中道:“修行学道并无师,只要心中自己知。”2重阳既然这样明确地对别人说,那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说重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师父。在另一首度化马钰的《玉花洞》词中,重阳也曾说过:

要知端的,默默细想,须凭因果。致令喜悦,投归玄妙,便把门儿锁。 惺惺了了真堪可,有自然香火。净中寂阗,分明一个,师父来看我。2

这首词中,重阳虽然提到“分明一个,师父来看我”,但却是在寂静之中,通过一种宗教“玄想”所见。因此,其所谓的遇仙事件可能只是为了自我神化,而并非真的有遇仙和所谓的师徒授受。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作为一个道派的创教祖师,重阳对自己进行一番“包装”也是很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必要的。5

而在另一些诗词中,重阳还提到了自己的师承谱系。比如,他在《了了歌》中道:“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为弟子,便归依,侍奉三师合圣机。”2再如,其《酹江月》词道:“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唯是叔,海蟾同居三岛。弟子重阳,侍尊玄妙,手内擎芝草。”2在这些诗词中,王重阳把自己的师承谱系说得十分的清楚,即他的师祖是钟离权,师父是吕洞宾,师叔是刘海蟾。

关于重阳遇仙之事,在一些早期的传记中又是如何记载的呢?明了起见,简单列表如下:

碑刻、传记名 写作时间 遇仙次数 所遇之人 摘要
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主碑 1225年 2 未知
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 1232年 1 未知
邓州重阳观记 不晚于1232年 1 未知
金莲正宗记·重阳王真人 1241年 4 蒲坂永乐人、刘海蟾
七真仙传·重阳真君王祖师传(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本) 约1235—1263年 3 濮州人、刘海蟾 “盖唐纯阳子吕仙翁之化身也。”
重阳祖师开道碑 不晚于1267年 不详 未知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王嚞 不晚于1294年 3 濮州人、刘海蟾 “盖唐纯阳子吕仙翁之化身也。”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 1326年 3 蒲人、刘海蟾 “盖吕纯阳也。”

从此表可知,即便是在重阳辞世许久之后,一些碑刻、传记对于其遇仙之事的记载依然并不明确。它们只是记载重阳曾经遇仙,次数则并不统一,至于遇到的究竟是谁也并不清楚。另外,写作时间较早的梁栋《重阳教化集序》(1183) 与范怿《重阳全真集序》(1188年)也都只是说重阳曾遇至人,但具体却不详。直到从已经很晚的《金莲正宗记》开始,才逐渐明晰,说他所遇到的仙人是吕洞宾与刘海蟾。这也就是说,尽管重阳早在一些诗词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师承谱系,但却并未得到教内外的普遍认可而形成一种共识。可能他们当时就有怀疑重阳在诗词中所说的遇仙与师承的真实性。所以他们在碑刻、传记中只是笼统地提到重阳曾经遇到过仙人并受到了指点,但出于谨慎考虑,又没有明确其所遇之人究竟是谁。直到重阳仙化一百多年之后,随着全真道祖师谱系的建立健全,重阳所遇仙人为吕洞宾、刘海蟾的说法才逐渐固定了下来。

综上,重阳自言48岁时在甘河镇遇到了吕洞宾,饮以“仙酎”之后因此而“通玄妙”,并且在第二次相见时获授“秘诀”。另外,重阳还清楚地叙述自己的师承谱系,即其师祖是钟离权,师父是吕洞宾,师叔是刘海蟾。但根据另外一些材料来看,重阳或许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师父,其所谓的遇仙事件可能只是为了自我神化,而并非真的有遇仙和所谓的师徒授受。而作为一个道派的创教祖师,王重阳对自己进行这一番“包装”是很有可能,且很有必要的。重阳所述的这种师承谱系,直到其辞世一百多年之后,随着全真道祖师谱系的建立和完善,才最终得以确立。

三、王重阳东行的原因与目的

对于重阳东行的原因,学者们曾有过讨论。比如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以为,金政府对太一道、大道教的态度,表明其对新兴道教的承认和保护,以及对民间新道教的鼓励和提倡。并说:“王重阳的出家修行与东行传道,与金廷的道教政策紧密相应。”6也就是说,王重阳东行传教是受到了金政府宗教政策的鼓舞。这或许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并没有解释重阳为什么要东行。如果是因为金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话,那么重阳在终南或其他地方创教传教也是一样的,没必要千里迢迢东行。

唐代剑将王重阳东行的原因归纳为三点:山东沿海动乱多灾的形势有利于宗教传播;山东半岛有浓厚的神仙文化氛围;重阳在关中传道收效甚微。7其中第二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可,比如刘凤鸣就进一步认为,胶东半岛“具有深厚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道、儒、释和谐并存”,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区域”。8也就是说,山东半岛有浓厚的道教文化传统与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但赵卫东却明确地反对道:“陕西与山东都有着浓厚的神仙传统,而且陕西的神仙传统也不比山东弱。”9“若要讲道教气氛,实际上陕西终南山比山东崑嵛山要浓厚得多,其绝不是全真道之所以兴起于山东崑嵛山一带的主要原因。”9另外,唐代剑所指出的山东沿海动乱多灾的形势有利于宗教传播,其实也是不太确切的,至少不能够作为重阳东行山东的充分必要原因。因为在当时宋金南北对峙的情形下,不只是山东半岛动乱不安,所以这只能算作是充分不必要原因。总的来看,唐代剑所指出的三点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两点,即重阳在关中传道不成功,东行山东有利于传道。

蜂屋邦夫以为:“重阳以东方为目标,是极其自然的。当时,秦岭以南是宋朝的势力范围,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地域也在向东方展开,而且,一般认为,三神山,自古以来就被当做仙境,就在山东的前方。山东还有叫蓬莱的地方,重阳想踏上‘蓬莱云路’,实际上,走向山东是理所当然的。”10赵卫东概况蜂屋邦夫的观点为:“金大定年间的南北割据,使王重阳不可能向南去传播全真道,他更不可能向北跑到金的统治中心去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只有向东方去传道。”9所以,蜂屋邦夫的观点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使重阳无法向南或向北去创教、传教,他在关中传教又不成功,别无选择只有去东方。另外,蜂屋邦夫还提到了“三神山”与“蓬莱”,并揣测它们可能与重阳的东行有关系,但却未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值得注意的是,重阳在其诗文集中曾多次提到过“蓬莱”,多到几乎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情况即便在全真七子的诗文集中也是很罕见的。这种频率或许可以说明,重阳与一般人泛泛地言说蓬莱仙境是有区别的。在重阳的意识当中,它们很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似的东西了。这里就举一些例子来看,比如:

《转调丑奴儿》:苦苦劝愚人,……早早出迷津,乐清闲、养就天真。性圆丹结方知道,蓬莱异景,元来此处,别有长春。2

《行香子·自咏》:有个王三,风害狂颠。……蓬莱稳路,步步云天。2

《赠友歌》:金浪银涛洽本源,来迎复看蓬莱岛。蓬莱岛,在何方,杳杳冥冥接上苍。2

《赠童子修行》:白袍青包宿世因,有缘遇我脱迷津。虽然未达玄中妙,已作蓬莱小道人。2

《咏茶》:烹罢还知何处去,清风送我到蓬莱。2

《咏馎饦》:食店好,馎饦最奇瑰。……餐了趁蓬莱。2

《采桑子·昆嵛山》:扶桑日出分明照,蓬岛相邻,若要亲亲,除是清闲只一身。2

从这些诗词中可以看到,重阳无论是自咏,还是劝人入道,抑或是喝茶、吃饭,可谓时时刻刻都不忘蓬莱仙境。而从最后一首《采桑子》词更可看出,重阳东来山东沿海可能正是因为此地与“蓬岛相邻”。所以他的东行海边之旅,很可能与其蓬莱仙境的神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重阳东行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首先,传道肯定是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这一点重阳谓之“寻知友”。其《竹杖歌》云:“海上专寻知友来,有谁堪可教依托。昨宵梦里见诸虬,内有四虬能跳跃。”2歌词透露出重阳东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知友”。这里提到的“四虬”应该是指丘刘谭马,他们曾追随重阳云游至开封,应该是重阳所说的“知友”。另外,重阳在诗词中也多次提到过他们。比如重阳在《结物外亲》诗中道:“一弟一侄两个儿,和余五逸做修持。”2但重阳却从未将全真七子并称,就连丘刘谭马也很少提到王郝孙,实际上全真七子的称呼是很晚才形成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只称四子而不称七子。11所以,在重阳的眼里,真正的“知友”应该只有他们4人。重阳之所以没有把王郝孙也跟四子一样作为“真亲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们没有离家随重阳一起去云游,这一点,对王郝二人来说就尤其是如此。

关于“寻知友”的问题,重阳在一首《四果颂》中还提到说:“果来海角天涯,果应师指希夷。果得前生知友,果然会我心机。”2从此颂的内容来看,王重阳的“寻知友”是受了“师父”的指点,东行也是奉师命而行。马钰在唱和重阳的《感皇恩》词中进一步明确道:“钟吕遣风仙,专行教化。”2在另一首《西江月》词中,马钰也道:“地肺重阳师父,吕公专遣云游。秘玄隐奥访东牟,钓我夫妻两口。”12因为重阳在自述其遇仙和师承时就明确说到了吕洞宾,所以马钰说重阳东行传教是奉了钟吕的师命,很可能并非原创,而是出之于重阳之口。也就是说,重阳可能还自称其东行寻知友是奉了钟吕的师命。但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一种自我神化,跟遇仙和师承类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重阳在一首《迎仙客》词前的小序中还曾说道:“或曰:既是修行,因何齿落发白?答云:我今年五旬五,尚辛苦为收获耳。”2在这篇序中,重阳自言他55岁时还尚未真正得道。这也就是说,他在东行以前是没有真正得道的。所以,他的东行可能不单是为了“寻知友”(即传道),更是为了通过一番云游能够使自己真正悟道、得道。

最后,重阳的东行究竟是信步云游,还是在出发之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地呢?这在重阳的诗文中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从其《欲东行,被友偷了引相留》2一诗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在烧了茅庵之后重阳是有意识去东游的。再如,重阳在《赠马钰》一诗中道:“一别终南水竹村,家无儿女亦无孙。三千里外寻知友,引入长生不死门。”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其前的小序介绍道:“先生尝于陕西作此诗,及到宁海军,马钰初相见得姓名,再书以赠之。”2按小序所言,这首诗是重阳在东行之前所作。通过其中“三千里外寻知友”一句可知,重阳在东行之前就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另外,其《述怀》一诗也写道:“害风王喆远山隈,信脚同云近海垓。”2“远山隈”,大概是指离开终南山;“近海垓”,可能是指来到山东沿海。“信脚”一词,说明重阳只是向东一路信步走去,并非有特定的目的地。这样看来重阳东行完全是信步云游,他来到山东沿海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在其诗词中,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唯一的个例,其《酴醿香》一词也说道:

自在随缘,信脚而、无思没算。召清飙,邀皓月,同为侣伴。步长路,成欢乐,唇歌舌弹。忽经过、洞府嘉山,堪一玩。正逢著、祥瑞频赞。 异果名花,滋味美、馨香撒散。对良辰,虽好景,难为惹绊。任水云,前程至,天涯海畔。便遭遇、清净神舟,超彼岸。这回做、真害风汉。2

这首词应该是作于重阳东行的路上。从词中的内容来看,重阳真的是信步而走的,其目的地也只是笼统的“天涯海畔”。然而,从前面所引《四果颂》来看,重阳的东行又像是受了“师父”的指点。不过,从内容来看,这首颂的记述当是事后的追述,所以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如果所谓的师真预言真的存在的话,那估计也应该是很隐晦的“天机”。所以,重阳的东行很可能是信步而行,而并非是事先早已预知好了的。至于其来到山东沿海的昆嵛山一带则是一个偶然,也是其一路云游传道没有收获到真正“知友”的必然。另外,这也是其意识深处的“蓬莱仙境”信仰在无形中引导的结果。

综上,王重阳的东行,除了在终南传道失败等原因之外,也与其“蓬莱仙境”的神仙信仰有关。而重阳东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传道,即“寻知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云游悟道。最后,重阳在东行之前虽然已有了长途跋涉的准备,但却并无确切的目的地,其到达山东沿海是信步云游所至,是个偶然,也是因为一路都没有寻到真正“知友”,更是其“蓬莱仙境”信仰在无形中指引的结果。

注释

1 [清]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2(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7)(28)(30)(31)(39)(40)(41)(42)(43)(44)(45)(46)(47)(49)(50)(52)(53)(54)(55)(56) [金]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82、137-138、179、22、35、89、209、115、174、64、64、191、197、54、174、29、187、91、272、55、57、160、109、143、267、129、57、104、124、134、151、155、195、212、129、3、138、273、69、156、42、148、160页。

3(25) [元]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卷2,《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3册第348页。

4(26) [元]李道谦集:《甘水仙源录》卷1,《道藏》第19册第723页。

5(29) 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就认为,王重阳所遇到的未必真的就是吕洞宾,可能只是钟吕系内丹的某一位传人。王重阳之所以那么明确肯定地说自己遇到的是吕洞宾、钟离权,只不过是一个创教者抬高自己的说辞而已。详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6(3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3-34页。

7(33) 唐代剑著:《王嚞丘处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35页。

8(34) 刘凤鸣、周霞:《道、释、儒和谐并存的胶东文化与全真道的兴起》,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76页。

9(35)(36)(38) 赵卫东著:《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38、44、45页。

10(37) [日]蜂屋邦夫著,钦伟刚译:《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11(48) 张广保著:《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1-143页。

12(51) [金]马钰著,赵卫东辑校:《马钰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74页。

作者:韩占刚,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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