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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阮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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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是越南的阮朝时期,大约与中国清朝和民国同时,其官方对儒释道三教的管理主要实行崇儒抑佛老的政策。从现存的越南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阮朝专门制定了针对道教的管理政策和法律,事无巨细、条目众多,而且与中国清代的道教管理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在于越南阮朝和中国清朝的道教管理政策均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明朝时期的道教管理制度。

主题词:越南阮朝; 道教; 管理制度;

作者简介: 孙瑞雪,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讲师、博士后。

A Study on the Daoist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Nguyen Dynasty in Vietnam

Sun Ruixue

引言

中国道家、道教文化自汉代以来就传播到越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对越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是研究中越文明交流的一面镜子。尤其是研究19世纪以来中越道家文化的交流,越南阮朝对中国明朝、清朝管理僧道制度的借鉴,我们可以从中抽丝剥茧,发掘中越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促进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民心沟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越南阮朝的道教管理制度研究
越南道教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是越南的阮朝,正值中国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其官方对儒释道三教的管理主要实行崇儒抑佛老的政策。从现存的阮朝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朝廷制定了众多的僧道管理政策和法律,事无巨细、条文众多,对佛道教的管理甚严。而由于在越南儒释道三教势力中,道教没有自身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势力远不及儒教和佛教,而且民众对其信仰和奉祀往往与儒教和佛教相互混杂,朝廷对道教和道士的管理也与对佛教僧尼的管理制度相混杂,因此我们从众多的管理制度中梳理出阮朝官方对道教的管理、奉祀神祇的规定,对于理解中华“土生土长”的道教与越南文化的交流方式显得至关重要。

一、两汉时期道教初传越南

道教在越南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学者认为大概始于东汉末年。如王卡的《越南访道研究报告》认为“东汉后期,中国道教正式创立,很快就传入汉朝统治下的交州。据史书记载,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太平道首领张角在中原发动黄巾起义,当年交趾郡也有民众聚义反叛,首领称“柱天将军”,后被刺史贾综镇压”(1)。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一带设立交趾、九真和日南等三郡,由汉朝的中央直接管辖。东汉后期,早期道教———太平道就在交趾地区传播,并且参与了黄巾起义。东汉建安八年(203)汉献帝改交趾为交州,任命士燮为交州太守。由于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很多儒释道三教人物在士燮的庇佑下在交州继续活动,道教也进一步在交州传播开来。据《牟子理惑论》记载:“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2)也就是说,东汉灵帝以后道教在交州的传播已经受到了交州民众的大量关注。王彦在《越南历史上的道教初探》一文中也指出:“汉末以降至于唐一代是中国道教从初创到昌盛的时期,也是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发展时期。道教自传入了越南后,‘与越南固有的信仰(巫术、方术)相适应,吸收了某些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因此它发展非常迅速,并与人民的一些习俗相融合’。到唐时,道教已经普遍被越南人所接受。”(3)另外宇汝松的《道教南传越南研究》也认为:“汉末,初创不久的道教便经由上层及民间等多重路径传入了越南。”(4)可见,关于中国道教何时传入越南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道教初创的汉末时期。

二、越南早期的道教管理政策

越南自公元968年(中国宋太祖开宝元年)建立独立国家开始,到1885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先后经历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后黎朝、莫朝、郑主、阮主、西山朝和阮朝的统治,期间除去20年的属明时期,其与中国古代王朝保持了近900年的宗藩关系。越南历朝的道教管理制度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影响。

虽然道教传播至越南之后并没有建立起像中国道教一样的宗坛授箓和宫观传戒制度,但是很多朝代均设立有专门的道教管理机构和道士阶品。如丁朝时期开始设置僧道阶品,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辛未二年,宋开宝四年。初定文武僧道阶品。以阮匐为定国公,刘基为都护府士师,黎桓为十道将军,僧统吴真流赐号匡越大师,张麻尼为僧录,道士邓玄光授崇真威仪。”(5)“崇真威仪”即是道士的等级品位。李朝除了延续朝廷设僧道阶品的制度以外,还设置太清宫由道士居住,并作为传授道箓的场所。同时,还大量度道士。据历史记载,李太祖辛亥二年(宋大中祥符四年)“城内左起太清宫,右起万岁寺,构镇福藏”(6);丙辰七年(宋大中祥符九年)“度京师千余人为僧道”(7);戊辰十九年(宋天圣六年)“置僧道阶品”(8)。到了太宗皇帝时,辛未四年(宋天圣九年)“诏发钱赁工,造寺观于乡邑,凡百五十所”(9);同年“冬十月朔,道士郑智空奏请赐道士受记箓于太清宫。制可”(10)。仁宗皇帝时期,癸卯四年(宋宣和五年)“十一月,还京师。儒、道、释并献贺诗”(11)。神宗皇帝时,戊申天顺元年(宋建炎二年)三月“戊辰,帝幸太清、景灵二宫及城内诸寺观,拜谢佛道冥佑公平败真腊人之恩”(12)。李朝是越南历史上重视文化,大力倡导佛教的朝代。佛教被李朝尊为国教,僧侣参政,李太祖本人也曾出家为僧。在倡导佛教的背景下,道教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其建立起来的太清宫管理道士,朝廷度道士,儒释道三教参与朝政等制度也多被后世王朝所沿用。

陈朝时期是越南历史上道教兴盛发展的时期,有学者认为“相对而言,李陈时期,尤其是陈朝,越南道教迎来了发展史上最为隆盛的光辉时代”(13)。陈朝不仅沿用了儒释道三教参与朝政,太清宫授箓的制度,而且在道士的管理制度方面还设置了专门的道官。道官由考试选拔的方式产生,但道官不能参与朝班。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太宗“丁亥三年,宋宝庆三年。试三教子。谓儒、道、释各承其业者”(14);甲辰十三年(宋淳祐四年),“三月,授冯佐周父冯佐汤为左街道箓,爵散儦郎。时凡王侯授僧道官,则呼左街,盖不使齿诸朝列。左街僧道之极品,非通练本教则不妄与”(15)。丁卯五年(宋宝佑三年),“皇第六子日燏生。先是,太清宫道士名甚,为帝祈嗣”(16)。另外,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记载,天庆政平十六年(宋淳祐七年)“秋八月试三教。先是令儒释老之家其子能承业者,皆令入试。至是复试通三教诸科者,亦以甲乙分之。吴濒中甲科,陶演黄、欢武渭父等中乙科。”(17)由此可见,陈朝对道教的管理制度可谓更加完善了。

越南历史上曾有20年的短暂属明时期(1407—1427),经历中国明朝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的统治。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颁下《平安南诏》,将当时的“安南”改名为“交趾”,并在交趾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对越南进行直接管辖。据《安南志原》这部记录明代交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书籍记载,明朝在当时交趾境内设立了专门的僧道管理机构,其中有专门办公场所的有“僧纲司一十一,道纪司一十二;僧正司二十四,道正司二十四;僧会司六十三,道会司五十。以上府、州、县大小衙门,俱系见在之数”(18)。按照明朝的行政机构设置,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在京城称为“道录司”,在府一级称为“道纪司”,在州一级称为“道正司”,在县一级则称为“道会司”。(19)属明时期,交趾为府一级的行政机构,所以管理道教的机构自上而下依次为道纪司、道正司和道会司三级。除此之外,《安南志原》还记载:“外清华府有开平县,及各府有金场、抽分、医学、阴阳、道会等衙门,计五十二处,虽见开设,未有厅舍、印信、官员,故不列数于此。”(20)也就是说,除了有专门办公场所的道教管理机构之外,还有一些道会司一级的道教管理机构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人员,所以不在统计之内。可见,当时越南的道士管理机构已经有了不同的级别划分,并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基层管理机构数目众多。同时,明朝还加强了对越南佛、道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聘请专门的僧道人才参与地方治理。如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冬十月,明开设学校,及劄访求儒医阴阳僧道,令府州县以礼敦请”(21)。此外,交趾本地的僧道人才还被派往明朝的燕京加授官职,如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明黄福差官押路,送府州县儒医阴阳僧道正身,赴燕京除授官职,回本衙门管事。仍令所在官司给与盘费伴送,无者惩治,沿途应付口粮脚力”(22)。可以说,越南的属明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明朝的道教管理政策已深入交趾地区,对后世越南王朝的道教管理制度影响十分深远。

后黎朝时期基本上沿用了属明时期的僧道管理制度。但由于越南此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管理全国道教的最高机构改称为“道录司”。就具体措施来说,后黎朝一方面加强对僧道资格的授予,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僧人和道士。据《大明会典》“道录司”所述:“凡道童限年给度牒,各司申送及考试等项俱与僧录司同。”(23)而僧录司的考试制度,即“本部考试能通经典者给与度牒”(24)。也就是,只有考试通过的道童才能获得度牒,从而具有道士的身份。越南史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黎太祖顺天二年(明宣德四年),“六月考试僧道。勅诸僧道有通经典、谨戒,行就省堂考试,中者给帖为僧,余还俗”(25)。对于考试没有通过的道童,则会被朝廷勒令还俗。另一方面后黎朝还通过校订朝廷官职,设置管理道教事务的道官。如黎圣宗洪德二年(明成化七年)“九月校订官制”就规定:“僧录司僧统,道录司道统、典牧,……均正九品。……僧录司阐教、觉义,道录司演法、玄义,……各寺寺正、僧道正、各观观使,……均从九品。初授将仕庶郎,升授登仕庶郎,加授立仕庶郎。”(26)而《大明会典》记载,“国初设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道录司,正六品衙门。设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灵、左右玄义,职专道教之事,属礼部”(27)。可见,相较于越南之前的道官设置,后黎朝的道官升迁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和品级,而且其设置道官的名称、机构与中国明朝的官职十分相似,只是黎朝道官的品级并不高。

三、阮朝对道教的管理

阮朝是越南古代僧道管理制度最为严格的时期,官方对儒释道三教的管理主要实行崇儒抑佛老的政策,从现存的越南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阮朝专门制定了针对道教的管理政策和法律。

首先,朝廷在灵佑观设立了道箓司,专门管理全国的道教事务,由礼部管辖。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所记载:“明命十一年奏准灵佑观之重霄殿、祥光阁二所,增募道流十五名,著名为道箓司。”(28)由于记录阮朝寺观的史籍中未见有关太清宫的记载,且阮朝又在灵佑观设立道箓司管理道教事务,我们可以推断越南属明时期之前的太清宫授道箓职能已经被灵佑观的道箓司所取代。而与属明和后黎朝时期不同的是,阮朝将“道录司”改为了“道箓司”。同时,关于寺观的“礼例支给”“僧道支给”“祇福济坛”“诸直省寺”等寺观所涉事宜礼部均有明文规定。如灵佑观“祇福济坛”规定:“万寿节每礼给钱二十贯,领在谨信司。由该寺僧采办斋盘、香蜡各□供献。慈云阁同年礼例,由寺僧支领,五十一贯三陌五十文五分,由领在户部。正旦、端阳每礼二贯二陌三十三文五分。三元节每礼二贯五陌十二文五分。又同年诸佛诞日,该入礼供献需钱一贯六陌二十文。暮春节供献关公、真武,需钱八陌一文。……领在内务府。”(29)也就是,朝廷根据万寿节、春节、端午、三元节、佛诞日、暮春节的祭祀规模,由不同部门给灵佑观发放金额不等的经费。按照《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的记载,不仅每个官方的寺观在不同节日祭祀中有不同的支出规定,不同僧道阶品的支给也有明文规定,其云:“凡官寺观僧纲,每人月给钱三贯,白米一方。住持每人钱二贯,白米一方。僧众每人钱一贯,米一方。道童每人钱六陌,米一方。……灵佑住持一,僧众十。”(30)明命十六年(清道光十五年),阮朝又颁布圣谕云:“天姥寺住持阮心端、灵佑观住持阮一定二名著礼部,照给僧纲、文凭各一道。此外,如有功行高清、道法灵妙,能济人治病者,亦准给与部凭俾之管摄。一切僧众道流,相劝为善,勿得踰闲犯科,有千条禁。”(31)天姥寺由越南阮朝皇室祖先阮潢所造,相传为阮朝龙脉之所在,在阮朝统治时期被尊为皇家寺庙。灵佑观始建于明命十年,是一座以奉祀道教神灵为主,兼祀观音菩萨的国家道观。依据阮朝礼制,道观住持原本应由道箓司主管,但明命十六年的这一道圣谕规定,天姥寺和灵佑观的住持均由礼部直接管辖,其他“功行高清”“道法灵妙”“能济人治病”的僧人道士也由礼部直接管理,无疑大大提高了皇家寺观住持和名僧高道的地位,也将这些僧官、道官纳入了朝廷的官僚体系。

第二,阮朝对道士的管理还有法律层面的规定。据《皇越律例》规定,若道士女冠犯法,其罪责比普通人更重。例如“称道士女冠”条云:“凡律称道士女冠者,僧尼同。如道士女冠犯奸,加凡人罪二等,僧尼亦然。”(32)而且阮朝律法规定,道士女冠对受业师的伦理义务与俗人对叔伯父母的伦理义务相同,而其对弟子的伦理义务则与对兄弟之子同。若道士骂师、殴杀弟子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云:“若于其受业师,与叔伯父母同。如俗人骂叔伯父母杖六十,徙一年;道冠僧尼骂师罪同。受业师,谓于寺观之内亲承经教,合为师主者。其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如俗人殴杀兄弟之子杖一百,徙三年,道冠僧尼殴杀弟子同罪。”(33)《皇越律例》也对道士女冠和僧尼的身份进行了说明,其云:“道士女冠与僧尼虽不同,而皆系出家之人,故犯罪者同论。幼蒙养育,受业为师则不特名分,兼有恩义,故有犯于师者,与伯叔父母同。有犯于弟子者,与兄弟之子同也。称子者,男女同,而尼与女冠该之矣。其同师道相犯者,仍照常人论。”(34)也就是说,从法律层面的角度来说,之所以将道士女冠与僧尼归为一类是由于他们均为出家人,因此《皇越律例》将道士女冠和僧尼的特殊身份与常人相区别。“僧道娶妻”一条则将“僧道犯奸罪”“和奸罪”定为俗人的两倍,其云:“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回俗。女家主婚人同罪。离异,财礼入官。寺观住持知情与同罪。以因人连累不在回俗之限,不知者不坐。若僧道假托亲属或僮仆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论。以僧道犯奸加凡人和奸罪二等论,妇女回亲,财礼入官。系强者,强奸论。”(35)可见,阮朝律法对于僧道管理十分严苛,不仅不允许其超越于国家的律法,而且对僧道犯法行为的惩处甚至比普通人更加严厉。

第三,为了防止道士女冠出家之后不尽世俗伦理义务,阮朝的律法还规定“僧道拜父母”。《皇越律例》卷9云:“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亲属在内。丧服等第,谓斩衰、期功、缌麻之类,皆与常人同,违者杖一百,回俗。若僧道衣服止许用绢布,不得用绫罗綵缎,违者笞五十,回俗,衣服入官。其袈裟道服不在禁限。”(36)阮朝的独立自主时期(1802—1885)是一个高度尊崇儒学的王朝,儒学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其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上主张仁、义、礼、智、信。阮朝的明命皇帝是一个非常推崇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皇帝,其劝导百姓:“学生要待人忠厚,努力学习,保存善性。农民,不应该贪婪土地,用土木石头为害别人。工人、商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贪婪之心,故意引发争端,在买卖的时候更加注重仁义道德。”(37)对于道士女冠和僧尼一类的出家人,由于其身份特殊,是否礼拜父母、祭祀祖先,事关儒家孝道的教化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是否有人能僭越。律法对僧道祭拜父母的规定,凸显了儒家孝道思想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因此《皇越律例》也说:“僧尼道士女冠自谓出家,有于父母不拜、祖先不祀、丧服皆废者,崇尚虚无幻渺而弃亲灭伦则人道绝矣,故设此律而并及其衣服禁限内,尼僧女冠有犯应隹其妆赎。”(38)

第四,阮朝的法律还认为私建寺观和私度僧道也是一种违反国家律法的行为。《皇越律例》的“户律”中就有“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的罪名,其规定云:“凡寺观庵院除现在处所,先年额设,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回俗,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地基材料入官。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簮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回俗,入籍当差。”(39)阮朝的僧道度牒,均由礼部负责管理发放,一旦出家为僧道则户部再无此人户籍,僧道便可以不服国家的差役,所以历代越南王朝对于僧道度牒的控制与中国古代一样都十分严苛。对于私自度僧道的行为,不仅出家者本人将受法律惩罚,同时支持剃度的家长和寺观住持、受业师均将受到律法的惩处。为何不能擅自增设寺观、庵院?《皇越律例》认为:“寺观庵院徒耗民财,除先年所建现在者不禁外,原无者不许创建,原有者不许增置,违者杖一百,僧道回俗、充军。”(40)也就是说,站在国家的角度,过度的兴建寺观无疑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行为,因此阮朝从法律的层面严格限制寺观的建设。不仅禁止新建寺观,而且寺观原有的建筑也不得私自增减房舍。关于寺观的规制,在《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中可以看到,国家对规模较大的寺观的殿堂组成、规模都有明确记录。如“灵佑观”的规模:

明命十年建于京城内御河之北,古灵泰坊地头。观之中为重霄殿,中间设龛一奉祀九天圣祖铜像及金童玉女二铜像,左一案设六甲铜像,左二案设七十二部地煞塑像,由道箓员奉祀。岁以春秋致祭,礼用三牲粢盛,由侍卫一员行礼。殿之右为祥光阁三间,上层设案一奉祀李先生铜像,下中间设案一奉祀八仙铜像,左一案奉祀梓潼帝君及南曹北斗三铜像。遞年三月初三日节,礼用刚鬛粢盛各三,由奉祀之道箓员行礼。殿之左为慈云阁三间,上层设案一奉祀菩萨铜像三座,左案一奉祀关圣帝君铜像及关平、周仓二铜像。按:像原祀于御河关公庙,是年设灵佑观,奉迁至于该阁。右案一奉祀镇武真君铜像并侍立铜像二。……遞年三月三日节,礼用刚鬛粢盛各二,由奉供之禅僧献供。又准承天府扒该坊民十五,充该观守护,仍遴出一人为百户。(41)

会典,是由朝廷修订的官方政书,其主要内容是记录中央与地方官职和制度的沿革。会典制度始于中国明朝,中国明清两代盛行,其主要用于给皇帝和朝廷官员提供处理日常事务时的典例。会典制度也被阮朝所采用。从上述《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对“灵佑观”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其对灵佑观建筑规模、空间布局,神像的材质、摆放位置有详细说明;其次,其还规定了祭祀神灵所用的献礼规格、祭祀人员,以至于寺观的守护人数等。这样详尽地记载寺观的规模和建制,无疑使得任何人想随意私建和扩展寺观变得十分困难。除此之外,《钦定大南会典事例》还记录了天姥寺、隆光寺、觉皇寺、妙谛寺、圣箓寺、关公祠、镇北安神祠、天妃祠、仙娘祠等寺观神祠的建制和祭祀礼仪。可以说,阮朝对寺观的管理不仅严格,而且内容规定得十分详尽。

第五,阮朝的律法还对祭祀神祇有明确的规定。很多道教的神祇被列入国家祀典,而凡是不在祀典范围内的皆被认为是淫祀。《皇越律例》“致祭祀典神祇”条云:“凡营镇社稷山川风云雷雨等神,及境内先代圣帝明王、忠臣列士载在祀典应合致祭。神祇所在,有司置立牌面,开写神号,祭祀日期于洁净处常用悬挂,依时致祭。至期失误祭祀者,所司官吏杖一百。其不当奉祀之神,非祀典所载,而致祭者杖八十。凡各营镇有司于载在祀典应合祭神祇,皆依期斋戒致祭。若致期遗亡失误者,杖一百,惩其怠慢于祀典也。其非祀典所载,不当奉祀之神,邀福致祭者杖八十,恶其渎乱于淫祠者。”(42)在古代越南人的观念中,世界是一个充满神与灵的空间。陈朝时期的汉文小说《粤甸幽灵集录》的序言中,对越南人的这种观念有精辟的描述,其云:“古圣人曰:‘聪明正直足以称神。非淫祠邪祟,滥得而称也。我皇粤宇内诸神,古来多矣。能彰厥绩,阴相生灵者有几哉?然从来品类不等。或山川精粹,或人物杰灵。胜气势于当时,总英灵于来世。”(43)可见,在古代越南人的观念中,山川精怪、人物杰灵,凡是“聪明正直”者都足以被封为神祇,所以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越南汉文小说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志怪和神魔小说,记录了大量的神灵信仰。从官方正统性来说,虽然民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神祇信仰,但如同中国古代一样,越南古代王朝也将祭祀封神的权利掌握在朝廷手中。按《大南典例撮要》所记载,“嘉隆三年,定北城诸社民册,开神号。凡人神现有姓名功状、天神显有事迹,及山川名神,并现有封勅者,置为上列。次如人神有姓名,而功状未显勅封有官爵,而姓名失传或现著官爵姓名而勅封失落者,在中列。又次如勅封虽存而事迹淹没,第炤诸美字颇属正神者,在下列。至如生前玷累及邪淫、鬼魅、木石之精、昆虫之怪,凡属不正并宜驳却”(44)。可以看出,阮朝主要依据神祇的功绩和前代的传统、封勅爵号的完整程度将神祇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另外,阮朝时期曾颁布全国祠庙中所祭祀的诸神名号及其事迹,名为《大南神录》,如关圣帝君、太上老君、九天玄女、真武帝、白马神、朔天王、灵郎大王等被封为上等神;阮复、铜鼓神、黎都统神、吴府君、姜公辅、范子仪等被封为中等神;如城隍、土地神、空路、觉海等被封为下等神。历代帝王后妃等则在所有神祇等级之上。(45)由此可以看出,道教的关圣帝君、太上老君、九天玄女、真武神等诸多神灵均被著录在阮朝的祀典中,不仅合乎礼制,而且还居于较高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阮朝时期道教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是得到合法承认的。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道教自汉末时期传入越南以后,虽然没有建立起像中国道教一样的宗坛授箓和宫观传戒制度,但是越南历代均设立有专门的道教管理制度和道士阶品。阮朝时期,朝廷对道教的管理沿袭了越南历朝的道教管理制度。首先是在灵佑观设立了道箓司,专门管理全国的道教事务。其次是在专门的典章制度中,对规模较大的寺观在不同节日祭祀中的支出和不同僧道阶品的支给作出明文规定。到了明命十六年,明命皇帝颁布圣谕规定天姥寺和灵佑观这样的国家寺观的主持归礼部直接管辖,其他“功行高清”“道法灵妙”“能济人治病”的道士均由礼部直接管理,大大提高了国家寺观住持和名僧高道的地位,将高级别的道官纳入了朝廷的官僚系统。再次,阮朝还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道士的管理,规定道士女冠犯法的罪责比普通人更重,而且为了防止道士女冠和僧尼出家之后不尽世俗伦理义务,阮朝的律法规定“僧道拜父母”。同时,为了防止私建寺观劳民伤财和私度僧道影响国家的徭役,阮朝法律规定私建寺观、私度道士也是一种违反国家律法的行为。最后,阮朝的祀典还对境内的神灵进行了封祀,肯定了道教神灵在国家祀典中的地位。

从越南阮朝对道教的管理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其与中国清朝对道教的管理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兹举三例,其一,乾隆元年(1736)四月,清朝“礼部”颁定关于僧道度牒管理的条例规定,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其云:“清厘僧道之法,莫善于给度牒。而给度牒之法,必尽令其恪守清净。请令顺天府、奉天府、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于文到三月内,将各戒僧、全真道士年貌籍贯,焚修处所,清查造册,取具印结,申送汇齐到部。发给度牒,转饬地方官当堂给发,各僧道收执。遇有事故,追出汇缴。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请给度牒,方准簪剃受戒。如有借名影射及私行出家者,查出治罪……至清微正一道士,除龙虎山上清宫,由真人给与印照。各直省清微灵宝道士,仍给部照,毋庸给牒外,火居道士,俱令还俗。其年老不能还俗者,亦暂给部照,永不许招受生徒。”(46)可以看出,清朝对于度牒的管理也十分严格,不仅区分了不同身份道士的度牒管理办法,而且对私度道士的行为明文禁止,一旦发现私度出家的行为,将被予以重罚。其二,对于私建寺观的行为,清朝也明令禁止。如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颁布“谕内阁嗣后官民惟许增修加葺旧寺旧庙不得擅为营建”称:“乐善好施,欲建寺庙,及僧道之发心募化者,惟许将旧寺旧庙增修加葺,或复整十方之古刹,或缮补功德之专祠,……至若立愿广大,材力丰盈,特欲兴寺观神祠者,必呈明督抚,具题奉旨,方准营建。若不俟题请,擅为兴造者,必加究治。”(47)实际上,只允许在原有寺观的原有规模上进行修葺和翻新,若要兴建大寺观必须申报官府,也就是一定程度上严格限制兴建寺观的行为。其三,清朝与阮朝的道官名称、人员设置相似。据《大清会典》卷36“凡僧官道官皆于籍”条规定各级道官的官职、人数,云:“(京师)道官曰道录司,一人;左右正,一、二人;演法,二人;至灵,二人;至义,二人。……道录司缺出,将办理祈祷事多,承应勤慎之道官奏补。……道官府曰道纪,州曰道正,县曰道会。惟衡山县称道纪。府、州、县各一人,由该地方官拣选,具结报督抚,由督抚咨部给劄补授,年终汇报吏部,其钤记由该省布政司发。”(48)即清代的道官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依次为道录司、道纪、道会和道正,其人员的选拔和升迁主要由地方官负责,并在年终申报吏部。通过上述三例,我们可以看出越南阮朝对道教的管理与中国清朝对道教的管理有诸多相似之处。

不仅如此,通过前文中对越南属明时期和与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的黎朝的道教管理政策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阮朝和中国明朝的道教管理政策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越南阮朝的典章制度多参照清朝而来,而清代的道教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明朝的制度。如《钦定大南会典事例》,这部记载阮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的政书,乃是在参考《大清会典事例》的基础上编订而成(49)。而《大清会典》等清代典章制度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明朝的制度。如有学者指出“早期通过翻译《大明会典》六部相关内容而形成的‘六部会典’,与各部院在日常行政中积累的档案”(50)是《大清会典》编纂的底本与依据。在《大清会典》理藩院满文题本中对《大明会典》卷104“僧道”条“正统六年令、新创寺观曾有赐额者,听其居住。今后再不许私自创建”则直接进行了转译,连明朝的年号“正统”都未曾隐去。(51)二是越南在后黎朝之前曾经历短暂的属明时期,对阮朝道教管理政策的形成起到了深远影响。越南史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在注解“僧道司”一词时就称“明史永乐中设僧纲道纪等司”(52),说明越南的僧纲道纪的制度与属明时期的僧道管理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注释

1王卡:《越南访道研究报告》,《中国道教》1998年第2期,第39页。

2[梁]僧祐撰:《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

3王彦:《越南历史上的道教初探》,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著:《北大亚太研究》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1页。

4(13)宇汝松著:《道教南传越南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第59、120页。

5(6)(7)(8)(9)(10)(11)(12)(14)(15)(16)(21)(22)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1、150、152、160、163、164、200、208、256、265、270、454、455页。

6《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3辑,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史部”第6册第524页。

7(20)法国远东学院订刊:《安南志原》,越南河内,1931年,第129、129页。

8(23)(24)(27)《大明会典》卷226“道录司”,[明]李东阳等勅撰:《大明会典》,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2980、2980、2979、2980页。

9(26)同注(17),“史部”第7册第47、171页。

10(29)(30)(31)[越]阮朝国史馆编:《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法国远东学院藏本),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册第1946、1944-1945、1946、1946页。

11(33)(34)(35)(36)(38)(39)(40)(42)[越]阮朝嘉隆十二年(1813)颁布:《皇越律例》卷3,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R.3305。

12转引自阮科辉著:《中国先秦儒家思想对越南阮朝早期的影响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第58页。

13同注(28),第3册第1463-1464页。

14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册第6页。

15[越]阮朝维新己酉年(1909)新镌:《大南典例撮要新编》“礼部·封赠神祇”,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R.1538。

16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A.1213。

17《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册第433-434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册第287-288页。

19[清]昆冈等奉勅撰:《钦定大清会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378页。

20《东南亚历史词典》编辑委员会编:《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

21(51)宋瞳:《〈大清会典〉的形成》,《光明日报》2016年6月27日,第16版。

22同注(17),“史部”第7册第4页。

作者:孙瑞雪,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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