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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教文化的一种法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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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各种类别的宗教文化,借助这些学科的特有方法而建立宗教研究的跨学科领域,一直是宗教研究的一种重要向度。而一直以来,对于宗教文化的法学研究却并未太多涉及。与此同时,出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对法律文化的宗教性研究也一直是个空白。即使勉强说有,也历来被学者局限于儒家范畴,而对于中国文化根柢的纯粹宗教即道教却鲜有涉猎。这对于全面认识和分析法律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是不利的。本文以道教为研究对象,从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入手,对法律文化在概念、思维和信仰上去追溯其不可抹去的道教痕迹,由此来再现道教在我国法律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还原法律与宗教的密切关系。

主题词: 道教文化; 法律文化; 法学; 宗教性

A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Daoist Culture

Zhang Longcheng

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各种类别的宗教文化,借助这些学科的特有方法而建立宗教研究的跨学科领域,一直是宗教研究的一种重要向度。而一直以来,对于宗教文化的法学研究却并未太多涉及。与此同时,出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对法律文化的宗教性研究也一直是个空白。即使勉强说有,要么历来被学者局限于儒家范畴,而对于中国文化根柢的纯粹宗教即道教却鲜有涉猎;要么借用法律的广义概念,把宗教戒律和国家法律混为一谈。这样的研究思路,其结果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混淆视听,这对于全面认识和分析法律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是不利的。本文以道教为例,从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入手,对法律文化在概念、思维和信仰上去追溯其不可抹去的道教痕迹,由此来再现道教在我国法律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还原法律与宗教的密切关系。

对道教文化的一种法学诠释
网络配图

法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有关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它暗含理性,崇尚规则,用语规范。法文化作为法学的软实力可以说也体现了这样的种种特性。而宗教则更关心终极问题,这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却被赋予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学者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说:“没有宗教(就我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就我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而言)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宗教通过其神圣性赋予了法律物质超越性,而法律通过其世俗性赋予宗教以社会有效性。法律和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间的关系可谓密切。而我国宗教的发展历史以及对社会和法律的渗入方式似乎和西方社会的基督教神学对法律和社会的影响差异很大,因此法律与宗教的特定关系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但这并不能说明作为我国传统宗教的道教对我国法律发展史,尤其是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品格、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或潜在或明显的影响。通过对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思想渊源的历史考察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影响在传统法律概念的界定、法律思维的养成和法律信仰的培植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们与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等共同构筑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和表现样态。

一、从道教产生的社会背景看法律宗教化的历史潮流

秦国统一六国,在统治思想上源于对法家思想的运用。法家思想主张中央集权,一切“政令皆出于上”,国家的所有政令、法令完全由皇帝独揽,这当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大权独揽也让法律异常严酷,“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囚徒)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2)。政治上的暴政表现在法律上的异常残酷,这直接激起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让这个统一大帝国烙上了短命的历史宿命。秦统治者选择统治思想、制定文化政策的失败教训,引起汉初统治者的深刻反省。(3)秦朝统治者虽然迷信法家思想,称“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4),但他们仅仅把法作为他们加强中央集权、独裁专断统治的工具,而法律本身缺乏内在的价值性和超越性,这样的严刑峻法很难让国民产生内心的敬畏和信仰,因此而导致农民大起义的最终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初统治者鉴于前车之鉴,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改变了单靠法家理论的做法,而奉行了取各家所长的兼收并用原则,(5)并确立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来指导国家的政治法律典章制度;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法律典章制度如何才能被老百姓真心接受,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政治统治和行为规范的效用,也开始为统治者及其幕僚所深入思考。与此同时,作为道教思想渊源之一的谶纬神学被董仲舒所用而开启了儒学宗教化的历程。一方面通过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赋予自然现象以道德的属性,把自然规律和伦理法则相混同,从而把自然界的一切看成是“天”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特别是自然变异更被视为“天意”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又通过把社会关系神秘化,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的含义,宗法封建制的各种等级名分和隶属关系被说成是在“名号”中表达了“天意”。(6)董仲舒的这种宗教化的新儒学,可以称之为宗天神学。这种宗天神学为后来的道家所直接吸收,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7)这样,自然现象的阴晴圆缺、电闪雷鸣与社会现象的长幼尊卑、伦理纲常都被赋予了“取法于天”的终极归属,由此也就获得了当然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儒学的宗教化客观上造就了政治法律典章制度的宗教化。法律的来源不再是人间,而是上天的安排,皇帝也仅仅是在替天行道。统治者在利用神权维护王权的同时,逐渐地赋予了法律典章的内在价值与超越性。但学者在研究法律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性上往往仅以儒学为视角,这就不免有些一叶障目的感觉。与儒学宗教化同时期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时也创造和吸收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道教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与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所发生的实际效用比儒家更大。(8)此外,道教的天人思想、重生思想等也是对儒家的一种修正,推动了法律宗教化的进程。

由此不难看出,从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来看,其与儒家思想及其宗教化的过程中彼此交融、相互借鉴,共同促成了政治法律典章制度的宗教化,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基本品格的形成奠定了根基,从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法律文化。

二、道教法文化的三个主观维度:概念、思维与信仰

既然“中国根柢全在道教”(9),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法文化必然受到来自道教的影响。从法文化构成元素中的主观性维度来分析,概念、思维与信仰分别构成了法文化从基础走向成熟的主观历程。从我国法文化中相关法律概念的界定、法律思维的养成和法律信仰的培植方面来考察,道教虽然不象儒教那样形成直接的影响,但其思想源流及其政治实践往往给我国法文化的形成以长期和稳定的影响,并塑造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

(一)法律概念的界定:工具价值与超越价值的转换。概念是对特定对象的本质及表象特征的精准描述,是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的起点,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性范畴。法律概念是包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在内的为国内学者所普遍认可的法律的三个要素之一,它们是构成无论是狭义上的法律或广义上的法律的基本要件。而“法律”的概念又是所有法律概念的核心概念,是搭建法律概念话语体系的核心关键词。法律的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性元素,是认识和界定法律内涵和法律外延的自我认知的理性概括和抽象表达,是形成法律惯性思维的逻辑基础,是法律文化的基本构成单位,可以说没有法律的概念也就无所谓法律文化。

历史上我们对“法律”的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断演化的过程,但总体上来讲可以分为工具性概念和超越性概念两种,但法律到底是一个工具价值性的概念还是一个超越价值性概念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今天谈及法律的概念时,往往突出法律的政治性功能和管理性功能,也即突出它的工具性价值。如把法律定义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又如把法律定义为“国家立法机关依据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具有普遍效力和强制执行力的行为规则”。无论是强调法律是“暴力工具”还是强调其是“行为规则”,实质上都是从法律在国家政治治理的功能上强调法律的工具价值。虽然法律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从国家政治治理的角度界定法律也是法律内涵的重要维度,但过重的或片面的强调政治性功能而忽略其他显然有一叶障目、不见全貌的感觉。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概念同政治话语不可能截然分离、毫不相干,也不能全面对接、直接相互转化,而应保持适当的分离状态。政治话语对法律概念的不良影响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导致了理论上的困惑、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和法律运作中的误导。(10)法律除了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手段外,其内在似乎还暗含着超越法律条文本身的理念、精神和原则,这些东西虽然从法律文本条文中很难直接表述出来,但一定是法律正当性与合理性存在的支撑,也是法律能够被人们认识、接受、维护乃至信仰的灵魂。

无论中外,法律之所以为现代国家所奉行并公认为最为先进的治理理念绝不仅仅是看中法律的工具价值,更看重的往往是法律的理念、精神和原则等超越性价值,而法律工具性价值的实现也有赖于法律的超越性价值的实现。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形成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一些概念和术语不仅成为道教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被我国古代成文法所吸收而成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为法律概念提供了特有的词源系统,也为“法律”的概念注入了超越性的价值内涵。

法律的最初产生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比如司法禁忌。谈到司法禁忌,我们往往会想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例如秋冬行刑就是比照儒学宗教化思想在法律中的体现。然而与此项制度相配套的是,在道教中的一些禁忌概念实际上也被很多法典所吸收,不仅成为了新的法律概念,也成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部分。例如道教中的“十直斋”和“三元日”被我国古代法律所吸收,成为法定的禁止行刑时间和停止审理时间。有关禁刑的相关记载,在《隋书·刑法志》这样写道:“当刑于市者,夜须明,雨须晴。晦朔、八节、六齐、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11)而有关停刑日的规定,宋朝、清朝都有相关记载。清朝《康熙会典》卷130有关于“停刑日期”的专门规定:“国朝以好生之德,行钦恤之仁,凡遇庆贺及斋戒等日,俱禁行刑。令内外一体遵奉焉。兹列其日期于后:顺治初定,凡每年元旦令节七日,上元令节三日,恭遇圣诞令节各一日,万寿圣节七日,壇庙祭享斋戒,以及忌辰素服等日,并封印日期,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初二日,俱不理刑名。”(12)

同样重要的是,在法的渊源上,道教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法律从国家制定法到社会法、冥法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实践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的实效性。如果把法律简单地看作是人类某个群体主观创造的产物,不仅客观上很难普及并且也难以令人信服,所以世界各地的法律在其产生之初都多少要披上神的外衣,我国也不例外。首先从法的词源来说,法的繁体字写法为“灋”,简体字省略掉的“廌”实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因头上长着一根独角所以也叫独角兽。据说这种独角兽可以洞穿人的心灵,看见人间罪恶。因此古代司法官员每当遇到无法破获的案件时,往往将这种神兽请过来,独角兽凭借自己的特殊神性识别坏人并用独角触之,以此破案。实际上这是人类早期常见于各地的神明裁判。道教文化在丰富我国古代神明裁判上作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上所述,“廌”乃神兽,世间并没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国古代司法官员进行神明裁判的司法尝试。道教中的很多神仙就被古代司法官员作为神明裁判的司法官员,如城隍神。当古代司法官员穷尽所有办法无法查清案情时,往往将嫌疑人押至城隍庙,在城隍神前让嫌疑人发誓,以城隍神的报应来威慑嫌疑人,以查明案情。到了宋代,城隍神不仅是很多疑难案件的裁判者,甚至司法官员上任,都需要在赴任前前往城隍庙宣誓忠于国家和法律,俨然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法官宣誓制度。

为了实现法律的实效性,古代人们不仅创造了诸如城隍之类的司法神来辅助审判,还依据人间的司法体系创制了超自然的冥府司法体系,这种司法体系不仅有各色司法人员、司法刑具、审判模式,还有据以做出裁判的冥法冥律,这让古代刑法的报复边界无限扩张,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法律的权威。

这些根源于宗教禁忌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场景,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法律概念的词汇范畴,增强了法律概念内在的正义性,超越了法律本身的工具性价值,增强了国家法在实施中的神圣性以及对人性的司法关怀,也体现了道教在我国法律制度的设置及法律文化的生成中的重要意义。

(二)法律思维的养成。法律思维是人类思考法律问题时的惯性,它体现出人类思考的某些独特的路径和取向。道教在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思维养成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从宗教的角度赋予法律一定的报应论。现代通说一般认为,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于国家暴力。即国家是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同时也是违背和践踏法律者的制裁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违反法律以后,国家通过暴力机关对违法人按照法律进行制裁和惩罚,这样就形成了法律权威。但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律权威是有限的,并容易引发一系列的附带问题。国家暴力的威力无非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对违法人进行人格侮辱和荣誉贬损,比如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五种基本刑罚“墨、劓、剕、宫、大辟”,其中“墨”刑即刺字,“劓”刑即割鼻子,“宫”刑即阉割生殖器,可见都是通过侮辱人格和贬损荣誉而给行为人以惩罚。第二,对违法人进行人身禁锢和身体摧残,这在我国整个古代史中表现尤为突出,以至于我国古代法律都表现为诸法合一、以刑为主、刑法极其残酷的特色。第三,也是最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对犯罪人生命的剥夺,尤其我国古代法在对待死刑的执行方法上,表现出了极强的残酷性,如凌迟、具五刑等。这些国家暴力的方法无非是从人身、自由和生命三个方面形成对犯罪人及其他民众的威慑力,以体现法律的威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威慑虽然有效,但也容易引起被执行人及社会民众的反抗和侥幸心理。法律权威与社会民众之间总是表现出极强的紧张感,而缺乏被执行人对法律权威主动的认同和内心的忏悔感。这让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而宗教较之于国家暴力而言,其权威性往往来自超自然力量,这对于基于法律的国家暴力而言有很强的借鉴性。因为虽然国家暴力也会赋予法律一定意义的法律权威,但这种权威还难以超越工具性效果,在一定的环境里其权威性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引起反作用。而宗教权威借助超自然力量,使其具有了终极威慑。在这方面,道教超越了其他传统宗教的报应观,使得报应不再局限在犯罪人自身及来世上,而是拓展到了身边的子孙亲属。道教中的承负说认为,人如果造恶,其子孙就会得祸;人如果行善,子孙就会得福。这样报应就从来世的虚无缥缈变成了现世的残酷血腥。国家暴力所表现的对行为人自己的威慑力被道教承负说中对整个家族的威慑力所取代,这样一种现世报的报应理论无疑要比国家暴力和佛教因果循环说来得更为猛烈,对行为人所产生的震慑力和威慑力也更为强烈。正是基于宗教性的法律权威,才使得人们的法律思维逐渐超越狭隘范畴,能够在更大的范畴内思考,这也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法律逻辑和法律思维模式。

(三)法律信仰的培植。法律信仰一度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曾经占据了中国法理学的半壁江山,如今在法学理论界却成了一个难以为继的“烂尾楼工程”,似乎已经是没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以挖掘的陈词滥调。(13)再加上工具主义思想的侵蚀,法律信仰甚至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甚至有人认为“法律信仰”是错误的命题,人们将苏格拉底的死作为法律信仰的典型是错误的认识。信仰和权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信仰”是缺乏论证的臆想,在西方不可能成为事实,在中国同样不应该存在市场。“法律信仰”在中国只可能转移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混淆信仰和权威的概念,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14)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法律被认为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个部分,它不但能够被用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传达意义。由此,把法律简单地归结为解决纠纷的手段和技术就是不可取的了。(15)正如“法”的繁体结构所蕴含的意义,“灋”中的“氵”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平之如水,从水”,代表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平等;“去”解释为“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代表灋对践踏平等价值的惩罚,是灋的工具性体现;而“廌”则是能够洞穿不直者的神兽,代表了灋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因此,灋既具备工具性也具备价值性,还具备超越性。而法律要被信仰,根本上来自于法律的神圣性。因此,法律如果要被信仰,就一定要赋予其神圣性价值,从而超越它的工具性价值。

道教在这方面给予我国古代法律以超越性和神圣性。在道教看来,律法不仅仅是人间有,在地下也有一整套司法制度和惩罚机制。首先,道教在自己的神仙系谱中逐渐分化出一些专职或者兼具司法的神仙,这些神仙不仅存在于道教的神话传说中,随着道教被皇家的宠信,尤其是到了唐宋时代,俨然成为了现实社会国家司法的构成环节,对国家司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前述的城隍神就是典型的道教司法神仙。从构字上来讲,“城”乃是城市外围的城墙,“隍”乃是城墙外保护城市的沟渠,因此城隍原本是护城神,但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渐演变为司法神。至于从何时又为何城隍会从护城神演化为司法神,台湾学者陈登武教授认为:“城隍信仰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审判的职能。城隍神格的演变,从地方守护神而入主冥司,同时成为阴间重要的司法官,大致发生在唐代。”(16)郝铁川教授认为,“统治阶级有意构造一个神权系统,来维护统治、震摄人心,以达到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目的”(17)。但无论如何,城隍神的司法神地位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在实际司法操作层面,城隍神不仅仅是庙堂供奉的神仙,更是参与到具体的司法实践环节。一方面,城隍神成为官员上任的宣誓对象,成为官员履职的监督者和守护者。如在宋代,官员上任有一重要的制度———“到官三日,例须谒庙”(18)。也就是说,官员到任后三日内,需到当地城隍庙进行拜谒,一是期望上任后为城隍所保佑和帮助,同时也是向城隍宣誓应忠于职守、尽心履职。另一方面,城隍神更成为具体司法断案的参与者。尤其是疑难案件,当官员无法决断的时候,往往请教于城隍来裁断。宋代道书中有大量有关城隍断案的记载,邓有功《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卷上《法道门(二十七条)》有:“诸囹圄久淹受苦之人,所犯非辜,实负冤屈,诸处雪理不明,即委当处城隍狱神显谕,推勘官吏省悟实情,立为委决,违者徒一年。”(19)《夷坚乙志》卷17《女鬼惑仇铎》中,“天台士人仇铎者,本待制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壮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数数延紫姑求诗词,讽玩不去口,遂为所惑。晨夕缴绕之不舍,必欲见真形为夫妇,又将托于梦想,铎虽已迷,然尚畏死,犹自力拒之。鬼相随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烦运箕也。同行者知之,惧其不免,因出游泰州市,径与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诉”。同行者将女鬼三六娘迷惑仇铎的情形写成文状,烧给郡城隍,祈请其“奏天治罪”。“铎后三日始醒,盖为所困几一月。妇人自称死于癸巳岁,至是时已五十三年矣”。(20)

除了城隍逐渐被道教赋予了司法神的角色外,还有泰山府君(又称为东岳大帝)。泰山信仰与城隍信仰一样,虽然其产生早于道教,但后来都被道教吸收成为道教神仙系谱中的重要神祇,并成为主管阴间的重要司法神。

其次,道教除了分化出一些专职或兼职司法的神仙外,还吸收佛教思想构建出了一整套地狱司法体系,成为人间司法体系的重要补充。道教在吸收改造传统民间信仰的基础上,不仅再造了这些民间的信仰神祇,而且围绕这些司法神构建出了一整套阴间的地狱司法系统。如在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有多处记载地狱司法系统的场景:

自以当可竟年,不知天谴神往记之,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地神召问,其所为辞语同不同,复苦思治之,治后乃服。(21)

以上地狱司法系统再配上道教所独创的承负观,不仅把犯人死后世界纳入了司法掌控,而且也把犯人的亲属纳入到了“连坐”的惩罚范围,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地狱惩罚机制:

大阴法曹,计所承负,除算减年。算尽之后,召地阴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22)

此外,道教的地狱司法观念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阴间的地狱司法与阳间的道士做法相互辉映,形成了地狱司法与人间司法的互动。按照康豹先生的说法,除了地狱司法体系的信仰之外,道教仪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道教驱邪仪式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类仪式往往把驱逐妖魔鬼怪的过程当作神判仪式来进行,跟阳间真正的司法审判有重叠之处。另外,道教驱邪仪式对于程序正义的重视,可以显示出其司法面向,它们特别强调所有鬼怪必须经过完备的法律程序,方能受到惩处;其司法体系甚至也包含对道教的神明与神职人员的约束,构成了“司法性的驱邪典范”。(23)

有学者根据天心正法派的“鬼律”中的驱邪法术的实施过程进行考察后,将天心正法的驱邪过程概括为:申状、上奏、变神、请兵、立狱(立狱需先闻申)、考召、奏醮(祭神)。而根据整个驱邪活动的发展进程,更可以将这一模式分解为驱邪前———申奏,驱邪中———立狱、考召,驱邪后———奏醮。这三大步骤基本上可代表宋代道教的驱邪模式。(24)

以上天心正法派的驱邪法术不仅说明地狱有一整套司法系统,而且可以对犯人进行刑罚拷问,其程序与阳间司法系统非常类似。

同时,道教不仅通过道士做法来映射阴间地狱司法的过程,而且还通过道教的经书典籍规定了阴间地狱各路司法神职人员的职责和审判程序,对于越界违规的司法神职人员同样要给予惩处。道教对道士和司法神的掌控和对人间司法的呼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间司法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和震慑,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人间司法的实效性。

总之,道教通过塑造城隍信仰、泰山信仰等培植了自己的司法神祇系谱,并进而结合独有的承负观构建了地狱司法体系的现世报和来世报的双重报应观,多个信仰体系共同构成了道教对法律信仰的培植。可以说地狱信仰实际上是道教报应论在法律文化上的一个反映,城隍信仰与泰山信仰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多种审判当中的一种,是我国古人借助天的力量去裁判案件的一种方式。

这些法律宗教化的倾向,使法律不再仅仅是国家立法的问题,法律更多地要表现出一种天人合一下的良法之治,即法律条文本身所体现和内涵的价值应当与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相吻合,符合公平、正义、秩序等等人类的共同准则。对于这些基本价值共识的认知和践行不仅体现出对法律的遵守,更是对法律价值的信仰。这样,法律就通过宗教性价值摄入了内在灵魂和存在意义,法律便不再仅仅是条文,而变成了信条。三、道教法文化的启示和当代价值

道教法文化不仅丰富了法律的内涵和外延,重塑了中国人的法律思维,并为法律信仰从伪命题走向真命题提供了可能。道教法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给予我国古代法律以精神内核,促使我国法律实现了自我超越的目标而迎来了对法律的信仰。而近现代中国法律的发展却单纯地表现出一种法律工具化的倾向,这种狭隘的法律视野在一定意义上束缚了人们的法律思维,进而也动摇甚至摧毁了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的神圣性一定无法从规则本身实现,它有赖于超越规则本身的形而上的绝对精神的支撑。虽然宗教扮演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实际,但最起码让我们认识到自我超越对于培植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可以说,没有人们对于法律的忠诚信仰,就难以养成严谨缜密的法律思维,没有严谨缜密的法律思维,谈及空洞的法律概念也就毫无意义和价值。就当前而言,我国的法治建设仍需完成人们之于法律认知的三个主观维度的重塑。

(一)对法律概念的重新界定与全新理解

如上文所说,“法律”的概念是法律思维的逻辑起点,而“法律概念”又构成了法律特有的语言体系和思维逻辑。道教文化赋予“法律”概念的最大意义在于超越了法律的工具性,构建出了超越人间法律的神圣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网。法律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仅仅是国家的暴力工具,也不仅仅是社会管理的规则,而是体现了天、地、人三者的高度统一。道教通过其天上神仙和地下地狱的神鬼世界创造了与人间司法相对应的司法神职和冥法神判,说明法律的内涵不仅包含了原始部落的报复主义的惩罚,也包含了法对平等价值的价值诉求,还包含了对以“廌”为代表的神判神罚所折射出来的对正义的绝对精神的追求与超越。

与此同时,道教文化中的一些因子也在三教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了我国传统法律概念的一部分,对国家法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禁刑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冥法神判所体现出的对儒家法律平等观的修正,都让传统社会人们认识法律的内涵有了全新的视角。

当前,我们在大众法律教育和普及中仍然仅仅关注法律概念的政治性或是管理性定义,很少有触及法律概念的价值内涵或法律文化方面的内容,这在一定意义上很难让大众对法律产生亲切感,也很难将法治的精神在法律感念的认知中得到普及。因此,一方面应当从“法律”的概念入手,从法律文化和价值理念深入剖析法律的内涵和外延,让法律拾回自身的温度;另一方面也要从“法律概念”词汇体系入手,构筑包括道教法文化在内的法律概念的关键词,并阐释和深入理解这些关键词对法治和法律的意义价值。这样不仅可以在更高的起点上转播法律的精神和价值,也可以避免传统普法中法律浩瀚无边、枯燥乏味的窘境。

(二)对法律思维的训练养成和实践运用

法律思维要求我们在遇到问题时首先应当用法律眼光、从法律角度、遵循法律的逻辑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与道德思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法律固然和道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在传统中国的礼治社会,道德更是成为法律的内核,法治永远都是德治的附庸。但法律毕竟和道德有着根本区别,法律逻辑有着道德逻辑不具备的特有的体系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逻辑脱离道德逻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逻辑体系。道德逻辑注重事情的好坏对错,法律逻辑则更加注重事情的公平正义;道德逻辑强调主观修养,注重存天理灭人欲的修持方法,法律逻辑则是强调程序规则,注重形式正义促成实质正义的路径选择。因此,法律逻辑构成了以法言法语为基础的、以特定的论证方法和特有的价值追求为核心的思维进路。实际上,这就是法律习惯,或者叫法律惯性思维。可以说,培养人们的法律惯性思维是法治的核心和关键。所谓法律惯性思维,就是人们从法律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的惯性。

相比于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更具可贵性。法律的专业性一方面体现在其涉及面很广,另一方面体现在具体问题上探究很深;而法律的时效性体现在新旧法律的不断交替更新上,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法律知识是学不完的,做一个知法者一定是相对的。所以进行法治教育,更重要的是学会运用法律思维去思考问题,使自己转变成一个法律人,以不变应万变。从这点上来说,一个学会运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的人比一个法律知识的堆砌者更像真正的法律人。因此,学会向法律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就更加重要。

法律人最明显的特点在于能够跳出道德和伦理的范畴运用法言法语按照法律思维模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样的能力培养是超越简单法律常识的灌输的。如果不会用法律思维去思考问题,法律知识掌握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也是死的知识。因此,如何从一个简单的知法者转变成法律人,对于法律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

(三)法治的终极意义即是法律信仰

理解法律概念、谙熟法律思维,但这并不代表一定会坚定法律信仰。如果说法律概念是主观认知,法律思维是逻辑搭建,那么法律信仰便是这种主观认知和逻辑搭建的方向和归宿。法治的终极意义一定是法律信仰,而不是道德信仰。这一点上的错乱认知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至深。例如我国历史上的诸多讼师所传达给我们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讼师在我国历史上一开始就背上了职业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基于这个职业的道德审判。传统上讼师又被称为讼棍,所谓“棍”者绝非好人,特指那些谙熟法律,却缺乏道德情操,将法律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一群人。致使今天的律师职业都蒙上了为坏人说话的职业原罪,这对我国法治建设不可谓是一种负面文化浸染。法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知识的填鸭和思维的锻炼,更在于通过这两项能力的积淀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乃至信仰。

伯尔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25)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这句话深刻地说明了法律必须像宗教那样被人们当成这个社会的终极规则,人们才能像敬畏宗教那样敬畏法律。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上出现了法律和宗教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被赋予了宗教的外衣和精神,具备了超越世俗的神性。法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工具性走向了神圣性,从而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仰。

而我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即法律与道德的结合。自西周开始就开了“引礼入法”的先河。孔子在《论语·子路》里就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唐律疏议》更是将血缘关系作为亲属相为隐瞒的基础,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承认人情的合理性。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道德和法律的结合同样给法律披上了精神的外衣,使法律看上去不那么冰冷。但这种结合所体现出来的礼治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桎梏也越来越显见。以道德为价值核心的法治不仅不能像宗教那样给予法律终极的超越,而且单就以道德为核心的礼治本身也是遵循着身份角色而表现出中国特有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平等观,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所追求的平等观显然是不一样的。

因此,法治的信仰仅仅通过道德的渲染是不够的,需要从道德信仰过渡到法治信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对法律信仰的追求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只有建立起人们对于法律的依赖和敬仰,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会,也才能培育出适应法治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

四、结语

法治社会的形成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曾经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难以全面诠释法治的内在诉求,它是一整套从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心理到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的系统工程。这中间,法律文化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润滑剂,对整个法治机体的生成和成长都尤为重要。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下,宗教尤其是道教,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担负着重大的作用。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法律是一个世俗的事业,法律同时也是对人的生活意义的寻求和理解。”(26)这种终极意义的寻求和关怀,除了宗教能够给它支撑,似乎我们还没有别的什么路径去实现它的神圣性。所以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法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而探讨我国法治建设的路径,这是一个很好的、有价值的角度。反过来,从法律的角度去研究宗教的历史和内涵,也不失为一个全新的角度。宗教戒律、宗教政策、宗教仪式、宗教文化等概念与法律作为群体文化的表现形式,一定有某些交叉的部分,这些都是值得去研究的领域。

注释

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

2(5)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卷第20、24页。

3(6)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纲要》,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第187、201页。

4《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0页。

5(8)卿希泰:《试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卿希泰著:《道教文化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21页。

6出自鲁迅1918年8月20日写给同乡好友许寿裳的书信。信中,鲁迅提到了自己写作《狂人日记》的缘由,由此引出了这话。转引自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卷第14页。

7侯菊英:《对法律概念同政治话语相分离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第48-54页。

8《历代刑法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

9《康熙会典》,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4册第1708页。

10郑智:《中国法律信仰的认知困境及其超越》,《法学》2016年第5期,第121-131页。

11张永和:《信仰与权威:诅咒(赌咒)、发誓与法律之比较研究》,云南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摘要部分。

12任强、李连宇:《法律与电影:视界融合中的法律文化》,《法制日报》2006年2月9日。

13关于城隍神从护城神转化为司法神的时间问题,学界尚有争论,如学者范军认为“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参见范军:《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华侨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但本人赞同陈登武教授的观点,至少在唐代城隍就已经兼具了司法神的功能,因为到了宋代,司法官员上任前还要去城隍庙宣誓,这显然已经把城隍当作司法神来看待了。而且在记录宋代的小说当中也大量出现了城隍主持司法、查办冤假错案的故事,因此城隍神在唐宋时期已经成为司法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参见陈登武著:《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郝铁川著:《中华法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15[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册第295页。

16《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6册第911页。

17[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册第198页。

18(22)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26、579页。

19康豹:《精魂拘闭,谁之过乎?---道教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建构初探》,《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第2-16页。

20张悦:《宋代道教驱邪模式与世俗政治关系初探》,《史林》2016年第5期,第68-76页。

21[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2程波:《论法律电影视域下的美国法律文化》,《文史博览》2005年第6期,第45-48页。

作者:张龙成,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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