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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图书馆藏《重阳七真演义传》编纂及刊刻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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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明清民国时期的全真教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使用碑刻、方志等新出资料以及《道藏》《藏外道书》等教内资料和保存于各地各级档案中的档案资料, 而较少涉及到文学资料。事实上, 明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为主题的小说、宝卷和善书等, 如《七真因果传》《七真祖师列仙传》《七真天仙宝传》《七真宝卷》《金莲仙史》和《重阳七真演义传》等6种不下于40个版本的文学作品。作为现存于上海市图书馆的惟一一个版本, 《重阳七真演义传》一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即以神话的方式讲述了王重阳度化七子之事, 其中不乏情节错乱、时空颠倒等谬误之处, 另一方面又坚定地排除了其他仙传对于七真事迹的抹黑, 如妓院修真、房中采战等事。总之, 《重阳七真演义传》表明了以养真子为代表的一批全真居士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全真教的形象重塑和身份护持所做出的努力, 而此书曲折的刊刻历史, 也体现了全真教与民间宗教之间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主题词:养真子; 郑观应; 李理山; 重阳七真演义传; 万国道德会

作者简介:秦国帅, 哲学博士,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Chongyang qizhen yanyi zhuan in the Shanghai Library

Qin Guoshuai

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明清民国时期的全真教研究, 主要集中于两种资料:第一, 新发现的方志和碑刻资料, 并且, 依据这些资料, 我们已经能够对明清民国时期, 尤其是明末至民国时期的全真教史做出大致的描述;①第二, 《道藏》《道藏辑要》《藏外道书》以及宫观志、档案等我们习惯上界定为正统的教内或调查资料, 并且, 依据这些资料, 学术界也往往以个案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全真教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内复杂多变且不乏精彩之处的真实生存样态。②

上海市图书馆藏《重阳七真演义传》编纂及刊刻初考
网络配图

当然, 学界关于明清民国时期全真教的研究绝非拘泥于非此即彼的这两类资料, 而是往往综合利用, 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资料的长处, 以期在全真教研究中建构一幅全面的景观。③但是, 恰恰正是基于这些资料以及对于这些资料的反思, 我们发现, 除目前学术界所盛行的宗教史、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外, 明清民国时期的全真教研究还存在着更广阔的领域, 且研究所据的资料也远非以上两类所能够涵盖。④在这些并不引人注目但却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以及并非当下热点但却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中, 七真度化故事的文学呈现以及由之所展开的全真教研究中的文学面相, 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借由《金莲正宗记》《七真仙传》等全真仙传的反复宣扬, 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的故事已然成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核心资源和象征符号, 而全真七子的生平事迹也成为不少全真道士所模仿的典范。⑤然而, 从明朝末年开始, 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 七真度化故事一方面仍在全真教内流传, 另一方面也成为倡善者、小说家以及民间宗教家等重写、借用甚至篡改的极佳样本, 甚至不少全真道士以及服膺全真教义的信士也投身其中, 创作出了不少于6种类型的七真度化故事, 如笔者所见的《重阳祖师列仙传》《七真天仙宝传》《七真因果传》《金莲仙史》《重阳七真演义传》以及《七真宝卷》等, 且这6种类型的度化故事又被反复传抄、刊刻, 总计有不下于40多个版本。

基于此, 笔者拟以《重阳七真演义传》为例, 通过对其编纂缘起、故事内容以及刊刻历史的分析, 一方面表明经典的七真度化故事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传承和演变, 另一方面揭示全真教对这种传承和演变的态度, 进而表明全真道士对于自身全真身份的认同和维护。

一、《重阳七真演义传》的编纂缘起

除笔者所藏外, 上海图书馆亦藏有一部《重阳七真演义传》, 题为《七真传》, 养真子删正。对比之下, 除笔者所藏尾页附有一份售书单外, 两者版本及内容完全一致, 封内页题“中华民国八年孟冬刊, 新出七真传, 板存济南南关星宿庙内, 印刷处济南辘轳把子街路北隆文斋”。不过, 明清民国时期, 《七真因果传》《七真天仙宝传》等作品亦通常被称之为《七真传》, 为方便计, 笔者恢复养真子在删正《七真传》时所用本名, 即《重阳七真演义传》, 以免混淆。

关于《重阳七真演义传》的编纂缘起, 养真子在《自记一则》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交待:

余童年雅慕神仙事, 每于梦寐间顶礼纯阳祖师。弱冠时, 读书功苦, 患吐血遗精症频危, 越十有数年, 治莫能效。幸遇着高人授以却病延年真诀, 余誓信受奉行, 不数月而夙疾全愈, 由是尘心弥淡, 道念弥浓。十余年来, 奉慈间暇, 阅道藏, 读仙经, 拜过五师, 结交诸友, 参同道要, 考验正邪, 颇知南北宗派, 殊途同科, 久欲删正俗本《重阳七真传》, 彼作者竟不知诬仙惑世, 反以为宝筏渡人, 噫, 误矣!

也就是说, 养真子由获病而信真道, 由修炼而知道要, 正是由于自身的独特经历与体验, 他认为之前所谓俗本的《重阳七真传》满纸荒唐, 诬仙惑世, 所以长久以来欲以删正。但可惜的是, 由于俗世纷繁, 他却一直没有能够完成此心愿。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在此之前, 据养真子交待, 他曾经做过一个梦, “昔曾梦游仙境, 攀铁索而连登, 对神像以百拜, 玉陛金殿, 近日耸天, 一座为尊, 万峰朝拱”。而在此年, 他东游上海, 寓于郑观应 (1842—1921) 之所, 恰逢杭州玉皇山道人李理山 (1873—1956) 来访, “余谈及夙兆, 东武当山金顶正与此同, 遂结伴朝武当, 登顶进香, 拜礼真武祖师, 与兆符合, 乃权隐紫宵福地而养真焉”。武当隐修期间, 一位客人的来访, 兼之纯阳祖师的感召, 促使赋闲的养真子完成了《七真传》的删正工作:

忽有客持俗本《七真传》就正于前, 余曰:“此小说, 仙受其诬, 众被其惑, 作者罪过。”客约删正救世, 余答:“久有是心。”客去, 余就安息。纯阳祖师召曰:“汝知《七真传》俗本之谬妄乎?”答曰:“知之。”祖师曰:“既知之明, 速仿道藏仙书删正, 维世道, 挽人心, 将前作者救出轮回, 亦修道去魔之一助也。”余醒, 沐浴焚香, 敬谢神恩, 谨仿道藏仙书删正, 公诸天下, 俾人人皆知重阳七真之真传云。

重新编纂完成之后, 养真子另行添加了《删正重阳七真演义传序》《条例辩正》《重阳七真年谱节要》以及《重阳七真封号》等内容。

那么, 这位养真子又是何人呢?不幸的是,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除《重阳七真演义传》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外, 我们对于这位养真子的生平一无所知。不过, 他在自述其修道经历时, 称“阅道藏, 读仙经, 拜过五师, 结交诸友”, 且删正旧本《七真传》时, 推崇全真七子为“我玄门之重阳七真”, 因而, 养真子极有可能是一位全真道士, 或者是一位对全真教义极为信服的全真居士。对此, 我们从他所结交的朋友郑观应、李理山等人, 亦可窥见一二。

首先, 关于郑观应。郑观应, 本名官应, 字正翔, 号陶斋, 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偫鹤山人, 广东香山人, 生于道光二十二年 (1842) , 卒于民国十一年 (1922) , 主要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游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等。关于郑观应的研究, 学术界已有着充分的讨论, ⑥不过却相对较少注意到郑观应与道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⑦应该说, 作为一名经世实务的思想家, 郑观应的道教信仰尽管非常真挚, 但还是包含着浓重的实用倾向, 正如他在《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七十生日述怀》中所说:“浮云世事如苍狗, 为救灾黎且学仙。”⑧并且, 从其现存著作中可以看出, 他对全真教尤其是内丹修炼非常熟悉, 比如, 他曾写过《王重阳祖师传授七真〈灵文五篇〉序》, 称其为“玉液下手秘诀”⑨。不仅如此, 清光绪十一年 (1885) , 北京白云观高道高仁峒 (1840—1907) 编纂《龙门秘旨》一书, 自称“性命之全功, 天仙之正法”, 而为此书作序的人恰恰正是郑观应, 并且, 在《小周天火候口诀歌》后, 郑观应还特意提醒:“火候之秘, 已泄十之六七, 惟进退文武之法, 以及斤两沐浴闰余寅申巳亥四时, 尚有细微口诀不敢书之竹帛, 有志之士, 须密访真师指授, 方不自误, 切勿得此自足!”⑩从这句批注来看, 郑观应俨然是一派内丹宗师的口吻。

如前所述, 光绪二十四年养真子东游上海, 寓于郑观应之所。尽管养真子并没有提及他与郑观应之前的互动往来, 然而, 恰恰是在此年八月,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付刊, 并自序其书, 讲述自身的修道经历。 (11) 此外, 养真子在《重阳七真演义传》的第八节中写道, 邱处机在灞河边内功圆满, 出了阳神, 耳闻九天, 目视万里, “不禁得意快乐, 遂作妙诀一篇”, 而这篇妙诀, 正是郑观应作序且加注的《龙门秘旨》中的《邱祖秘传大道歌》。这两则极具代表性的证据表明, 养真子与郑观应彼此之间在精神追求上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即他们都对全真教义有着强烈的认同。

其次, 关于李理山。李理山, 号紫东, 江苏南通人, 生于清同治十二年 (1873) , 卒于1956年。 (12) 据韩松涛整理的李理山年谱, 当养真子寓于郑观应之所时, 恰逢李理山四方云游之际。 (13) 值得注意的是, 李理山是全真教龙门派弟子, 为近代杭州玉皇山福星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他为养真子解梦以及与之共同进香武当的举动来看, 李理山与养真子之间应该也有着共同的精神旨趣。

总之, 尽管由于资料的缺乏, 我们只能确认养真子是一名对全真教义极为信服的居士, 但是, 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精神认同, 促使他自觉地删正了诬仙惑世的俗本《重阳七真传》, 而其意义, 在养真子看来, 也一如郑观应的“为救灾黎且学仙”, 是为了匡正人心、救扶后世:“夫误己必至误人, 害人因以害世, 误己可, 误人不可, 害及一时, 其罪犹小, 害及后世, 其罪愈大, 庸讵知重阳七真之道德, 弥纶天地?前有千古, 七真承之, 后有万古, 七真启之, 是则七真之关系世道人心也, 大矣至矣!”

二、《重阳七真演义传》的故事内容

与明清民国时期其他版本的七真度化故事一样, 《重阳七真演义传》也是使用演义的方式, 将王重阳分别度化全真七子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故事整体。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养真子号称参校“道藏仙书”对俗本《重阳七真传》进行了删正, “凡伤凡败俗之言, 邪术异端之说, 左道旁门之谬, 概不容以杂入”, 似乎是要回归正统, 进行一番严肃的历史书写, 然而, 《重阳七真演义传》的这种演义, 却依然与金元仙传中王重阳度化七子的事迹发生了很大的偏转。 (14)

事实上, 早在金元时期, 尽管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都在使用“七真”一词, 但“七真”的含义却大不相同: (1) 元定宗贵由三年 (1248) 《戊申岁纪海众信士姓氏之图》, 所谓“七真”是指刘通微、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 (2) 宋德方弟子李鼎于元宪宗四年 (1254) 撰《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 所谓“七真”是指王重阳、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 (3) 翰林学士姚燧于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1287) 撰《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宗师道行碑》, 所谓“七真”是指王重阳、刘通微、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 (15) 尽管早在元世祖至元六年 (1269) , 忽必烈就颁布了加封“五祖”“七真”的诏书, 然而, 正如以上3种“七真”说法显示的那样, 我们现在所通常认为的“七真”, 即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7人, 也并未成为教内、教外所一致认可的祖师群体。这其中, 争议最大的当属七子当中惟一的女性孙不二, 在李鼎、姚燧等人看来, 尽管朝廷制书将孙不二列入了全真七子当中, 但作为女性, 孙不二实际上算不得是王重阳真正的弟子, “呜呼重阳兮, 才七弟子;有妇人焉兮, 六人而已” (16) 。然而, 在《重阳七真演义传》中, 孙不二的地位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金元时期的全真正史、仙传中关于孙不二入道、修道的描述。

金大定七年 (1167) , 王重阳自终南山至山东宁海州, 劝化马丹阳及孙不二夫妇入道, “尝画一枯髅, 志期夫妇之从化, 题之以颂云:‘堪笑人人忧里愁, 我今须画一骷髅;生前只会贪冤业, 不到如斯不肯休。’” (17) 然而, 可惜的是, 较之马丹阳, 孙不二的觉悟程度似乎并不高, “宜甫家资巨万, 久而未决, 其室孙氏尤难之” (18) 。从这句话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此之时, 对巨万家资的迷恋与不舍是马丹阳尤其是孙不二未肯信道或者说迟疑的主要原因, “仙姑始然未纯信” (19) 。

于是, 王重阳便锁庵百日, 分梨十化, 至大定八年 (1168) 正月十一日出庵。通过这段时间内王重阳的唱道和劝化, “先生 (马钰——引者注) 渐悟真理, 遂舍妻子, 受簪冠, 乞食降心” (20) , 于同年二月初八日正式拜师王重阳, 出家成为一名全真道士。然而, 对于孙不二, 尽管王重阳“告之以道戒, 以见其留连赀产之汩没, 始终不悟” (21) 。也就是说, 对于资财的不舍, 始终是阻碍孙不二入道的一大牵绊。

应该说, 除了对家业的不舍之外, 对丈夫马丹阳以及3个儿子的感情也是孙不二不肯出家修道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 王重阳有着清醒的认识, 比如, 他曾劝说孙不二:“在家只是二婆呼, 出得家缘没火炉。跳入白云超苦海, 教人永永唤仙姑。” (22) 当然, 对于孙不二的内心纠葛, 马丹阳内心也十分了然, 因此, 当他出家之时, 特意作词《爇心香·夫妇分离》一首, 表明自身决绝之志的同时, 也对孙不二进行了一番劝导: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 与伊家无本无亲, 都缘媒妁, 遂结婚姻, 便落痴崖, 贪财产, 只愁贫;你也迷尘, 我也迷尘, 管家缘火里烧身, 牵伊情意, 役我心神, 幸遇风仙, 分头去, 各修真。 (23)

不过, 对于马丹阳的劝说, 孙不二并没有听从, “仙姑尚且爱心未尽, 犹豫不决” (24) 。那么, 这种“爱心”是什么呢?根据王重阳以及孙不二此后的言行来看, 孙不二极有可能是一时间对马丹阳弃家修道之举难以接受, 兼之家业和子嗣的牵绊, 因而处在迟疑当中, 甚至期待着马丹阳心意反转, 重修旧好。

然而, 在马丹阳拜师出家之后, 大定八年二月底, 王重阳便携马丹阳以及之前拜师的谭处端等人迁居昆嵛山烟霞洞, 同年八月, 迁文登姜实庵, 九月, 居县北苏翁庵, 大定九年 (1169) 四月返回宁海, 应周伯通之请, 立金莲堂、金莲会。眼见马丹阳无意归家, 于是, 当年“重五日, 仙姑抛弃三子, 屏绝万缘, 诣堂以期开度。……姑至, 令烧誓状于道前, 赐名不二, 号清静散人” (25) 。

在孙不二拜师出家的过程中, 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即在孙不二拜师的当天, 王重阳特意将马丹阳逐出了金莲堂。孙不二获赐法名之后, 王重阳赠给她一首诗:“分梨十化是前缘, 天与佳时主自然。因甚当时不出离, 无来直待结金莲。”在《重阳教化集》中, 这首诗的名字正是《赶出丹阳, 不得在金莲堂住, 当日令上街求乞》 (26) , 而王重阳之所以如此, 恐怕还是与孙不二对马丹阳的感情之深有关, 担心孙不二与马丹阳相见之后旧情复燃, 故而支走马丹阳。 (27) 不仅如此, 在接纳孙不二为弟子之后, 王重阳又特意安排“令别作庵以居, 继传道要” (28) , 其目的恐怕还在于防止孙不二与马丹阳相见。

大定九年秋, 王重阳携丘、刘、谭、马4人西游汴梁, 翌年正月初四日仙逝。大定十二年 (1172) , 邱、刘、谭、马4人归葬重阳仙骨于终南时, “仙姑闻之, 迤逦西迈, 穿云度月, 卧雪眠霜, 毁败容色, 而不以为苦”。尽管秦志安称孙不二此行的目的是“与丹阳相见, 参同妙旨, 转涉理窟”,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因为马丹阳赠给了孙不二一首名为《炼丹砂》的词:

奉报富春姑, 休要随予。而今非妇亦非夫。各自修完真面目, 脱免三途。炼气莫教粗, 上下宽舒。绵绵似有却如无。个里灵童调引动, 得赴仙都。 (29)

详观此词, 孙不二此行似乎是请求马丹阳与她重归于好, 不过却遭到了马丹阳的拒绝, 并反劝她专心修道。与丹阳此次相别之后, 孙不二东迁洛阳修道, 直至大定二十二年 (1182) 仙逝, 再也没有返回宁海。孙不二去世之时, 曾留有遗世颂:“三千功满超三界, 跳出阴阳包裹外。隐显纵横得自由, 醉魂不复归宁海。” (30) 尽管由于其他资料的缺乏, 我们无法进一步探知孙不二的内心世界, 但借由“醉魂不复归宁海”一句, 我们可以推测, 或许孙不二始终无法释怀为何马丹阳会在半年之间毅然决然地抛妻弃子、出家修道。

总之, 通过金元时期的全真仙传, 我们可以发现, 作为全真祖师之一, 孙不二入道、修道的经历绝非勇往直前、毫无退悔之心, 尤其是与马丹阳相比, 孙不二在夫妻感情上显得颇为犹豫, 甚至难以割舍。因而, 对于孙不二, 尽管秦志安在描述其初见王重阳时, 称王重阳“面如芙药红, 目胜琉璃碧, 声若世钟, 语如泉涌, 堂堂然正阳之风采” (31) , 似乎孙不二颇具慧眼识珠之能, 然而, 无论如何, 明万历时山东按察司副使阎士选所谓“师每与丹阳语, 姑窃听之, 悟性早开。愿从师出家, 三子莫能拘, 其夫丹阳之志, 亦因以诀” (32) 都远非历史的真实, 而是出于文人的想象与建构。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 恰恰是这种想象或建构出来的孙不二, 在《重阳七真演义传》当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演义和发挥。

应该说, 在《重阳七真演义传》当中, 孙不二无论是悟性、决心还是成就, 都要在马丹阳之上。

首先, 从悟性方面来看, 二人修道的机缘, 起于马丹阳与孙不二的一次谈话。一日, 马、孙二人闲谈, 孙不二说道:“财帛是假, 黄泉路上不分富贫, 纵有百万家资, 至死时半点也拿不去。”马丹阳对于孙不二的这番话感到非常吃惊, 于是便问道:“依你说, 这富贵功名, 都是假的, 什么才好?”于是, 孙夫人便说道:“惟有出家修行, 超凡入圣, 普度众生, 无拘无束, 任意逍遥, 历万劫而长存, 便是真实久远之事。”当马丹阳以“话虽好, 恐学道不至此地位”反问时, 孙不二则答以“大道不分男和女, 炼丹无拘富与贫”。随后, 当马丹阳再次提出疑问“神仙自是神仙做, 哪有凡人做神仙”时, 孙不二则称“神仙也是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专”, 并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妻身就用百倍工夫, 至死不改, 定然要去修行。”对于妻子的这番言语, 马丹阳不由得心里赞叹:“真乃女中丈夫, 世间少有。我是男子汉, 到没有她的主见, 真乃壮哉!”总之, 在觉悟的程度方面, 孙不二要明显地高于丹阳。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在谈及请何人为师时, 马丹阳称时为乞丐的王重阳“面若芙蕖红, 眼似琉璃碧, 品格非凡”, 而孙不二初见王重阳, “面红目碧, 迥异常人, 心也就有了几分钦佩”。这段话与前引秦志安《金莲正宗记·丹阳马真人》中描述王重阳的话如出一辙, 但却不见于清末民国时期其他诸版本的七真度化故事当中, 或许, 这正是养真子参校道藏仙书而做出的修改。

其次, 在修道的决心方面, 在金元时期的正史、仙传中, 马丹阳要较孙不二高出许多, 也正是为此, 马丹阳被称赞为“海上文章第一儒, 重阳曾向醉中扶。古今多少修真者, 应比先生一个无” (33) 。不过, 《重阳七真演义传》却为我们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当马、孙二人欲拜师王重阳时, 王重阳提出, 要马、孙二人“将其房舍地田全部送于我, 半点不留, 并亲族人等, 不许上我的门”, 听闻此言, 孙不二当即说道:“听师父言语, 正与咱夫妇心事相同, 我们谋算多日, 情愿舍去家园, 除了祖先墓田坟地, 其余概行不留。”随后, 王重阳要求马、孙二人立下舍约, 但却遭到了马氏族人以及乡约的阻拦, 两人正在一筹莫展之时, 孙不二计上心头, 说道:“堂叔好财, 乡约穷苦, 时常来俺家中借贷, 不顾局面, 借去不还, 每人送他几百银子, 保管依从。”最终, 孙不二设计, 用行贿的方式来诱引两人做中证, 立下了舍约。

以此反观金元时期的正史、仙传, 王重阳曾苦心孤诣地劝说孙不二舍弃家业, 以免影响到马丹阳修道和成仙, “二婆犹自恋家业, 家业谁知坏了钱。若是居家常似旧, 马公无分做神仙” (34) 。然而, 孙不二却并未深信, 依旧对家业资财难以割舍。但在《重阳七真演义传》中, 孙不二却不仅视富贵如浮云, 而且还积极筹划, 用各种方法来确保舍业修道之事得以完成, 两者相去不啻天壤之别。

不仅如此, 《重阳七真演义传》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片段, 即孙不二毁容修道。如前所述, 秦志安称孙不二西行致祭王重阳时, “穿云度月, 卧雪眠霜, 毁败容色, 而不以为苦”。然而, 《重阳七真演义传》却将这种夸张的修辞用语变成了现实:孙不二向王重阳求道, 王重阳说道:“你年虽五旬, 而花容玉貌, 一表人才, 好比王母娘娘斗牛宫内的仙女一般。世人见了, 哪个不爱?怎么炼身?就是美貌的大病, 将你害了。上乘工夫, 功满要作上仙地位, 恐你有些碍难。依我说来, 或是学个中乘, 或是学个下乘。”对于王重阳的这番话, 孙不二的反应着实让人吃惊:

孙氏道:“师父, 你说我的容貌美, 不能悟上乘, 这有何难?略待片时, 再看容貌如何。”

孙氏去到厨中, 将油放在锅内, 架起火来, 烧的狠热, 炼个难看的模样。走到师父面前, 叫声:“师父, 弟子这个模样可修得上乘否?”王祖一见孙氏, 合丑鬼一般, 大吃一惊, 说道:“善哉!善哉!世间那有这样恨心的女子, 真乃巾帼烈丈夫, 就男子中也无这大刚大智之人。……真吾弟子, 起来听为师吩咐, 有这样决烈, 何愁不到上仙之位?为师领天命到山东度人, 还有许多男女受了我的大道, 后若修成神仙, 过了瑶池, 到凌霄宝殿上标名挂号, 你定是第一名女天仙。”

由正史中马丹阳的“应比先生一个无”到演义中孙不二的“第一名女天仙”, 之所以如此巨大的反转,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孙不二绝意修道, 甚至不惜自毁容貌。总之, 在修道的决心方面, 演义中的孙不二再次超出了马丹阳。

最后, 在修道的成就方面, 孙不二也要明显高于马丹阳。据正史资料, 孙不二致祭祖庭, 希望与马丹阳重归旧好, 然而却遭到了马丹阳的拒绝, 并寄词《炼丹砂》, 劝她专心修道, 孙不二由此东归洛阳, 至死再也没有返回宁海。然而, 在《重阳七真演义传》中, 孙不二洛阳修道七年之后, 再次返回了宁海老家, 而马丹阳由于关中牒发事件, 也返回了宁海, 两人在故宅中相遇。相遇之后, 马丹阳为了显示自己修道的成就, 但说道:“我们只顾修行, 并未经理家务, 半州产业, 都做了十全善事。孩子们各立前程, 虽皆孝顺, 究竟不便多索银钱, 怎么好?”孙不二则谦恭微笑, 称马丹阳首得王重阳传授, 修道多年, 且点石成金不过仙家小术, 谅非难事。于是, 马丹阳施展出了神通手段:

丹阳接住, 拳着吹一口真气, 伸手向夫人道:“这不是银子么?”夫人笑道:“拳石成银, 有甚么希奇也?”将石子拳住, 吹口仙炁, 把手一伸, 道:“你看这是甚么?”丹阳一看, 是足色黄金, 心中诧异, 才知夫人的本领比自己强多了。

至此, 为了劝化马丹阳, 孙不二又提出油锅洗澡之事, 说道:“拳石成金犹是幻, 有甚出奇?大道一成, 阳神变化, 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 咱何妨较一较修成的道体, 谁比谁高?”结果马丹阳未出阳神, 不敢下锅, 而孙不二则从容解衣, 跳在锅内。当此之际, 马丹阳、孙不二的修道成就高下立判, 孙不二也趁机激励马丹阳, 一反致祭祖庭时受丹阳劝戒之事:“你空受了师父大道, 许多年来, 干的何事?滚油不敢洗澡, 如何能火内栽莲?枉吃十方血汗, 大道不成, 反作下孽。你在京兆时, 训我‘各自修完真面目’, 一个真字, 你未做全, 算不得全真道人, 愧也不愧?”通过点石成金以及油锅洗澡这两场斗法, 毫无疑问, 《重阳七真演义传》中孙不二的道行要较马丹阳为高。

通过以上正史、仙传中关于孙不二的记载以及《重阳七真演义传》中关于孙不二的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 孙不二的形象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事实上, 不仅是《重阳七真演义传》, 明清民国时期的其他几种七真度化故事, 如《七真祖师列仙传》《七真天仙宝传》《七真因果传》《金莲仙史》以及《七真宝卷》, 也都对金元时期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的仙迹进行了改编, 并且, 像孙不二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这几种度化故事中比比皆是, 或夸大其事, 或颠到错乱, 或添枝加叶, 或删节篡改。但是, 正如前述两种关于孙不二的记载所显示的那样, 尽管《重阳七真演义传》对孙不二的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演义, 但这种演义在大部分情况下并非任意为之, 而是根据了金元时期的全真正史和仙传。换言之, 正史所代表的教内传统与演义所代表的教外传统, 彼此之间仍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三、《重阳七真传》的刊刻历史

通过之前两部分的分析, 我们知道, 《重阳七真演义传》是由对全真教义极为信服的居士养真子根据俗本《七真传》删正而来, 且这种演义的故事内容与金元时期全真正史、仙传的记载相比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应该说, 养真子删正俗本《重阳七真传》,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俗本“不知诬仙惑世, 反以为宝筏渡人”, 充斥着“伤凡败俗之言, 邪术异端之说, 左道旁门之谬”。但与此同时, 删正之后的《重阳七真演义传》又确实并非完全按照金元时期的正史来重新讲述, 那么, 为什么养真子一方面号称删正, 但另一方面又保留这些歧异之处呢?对此, 我们在他共计12条的《条例辩正》中可以窥见一斑:

一、王重阳先生世居陕西咸阳县刘蒋村, 亦云大魏村, 富魁两邑。初献赋未售, 复试武举, 遂中甲科。辞官解印, 出家修道, 得遇仙师。俗本诬以杀卖为生, 兹照《道藏》删正。

一、王重阳先生甘河镇遇披毡师, 系六月三伏炎天。俗本误作寒冬大雪, 兹照《道藏》删正。

一、王重阳先生四十八岁荷仙师亲传口诀, 五十八岁升仙, 自言家有一弟一侄两个儿。俗本误他子孙死完, 所存者玄裔也。又说他成了神仙, 把风水拔尽, 岂知重阳后来合宅俱仙, 刘蒋风脉, 至今犹佳?兹仿仙书酌删。

一、王重阳先生在茅庵锁环百日, 出神入梦, 点化马、孙夫妻二人。俗本妄衍许多狎亵, 语太不伦, 兹仿仙书酌删。

一、王重阳先生初见邱长春, 知是仙才, 欲百难以磨成之, 故为不睬, 俟马丹阳收下, 重阳乃为训名, 复锡字号。俗本误作不收, 不传大道, 兹仿仙书酌删。

一、马丹阳夫妇有子三人, 曰廷珍, 曰廷瑞, 曰廷珪。俗本误以为绝嗣, 兹照《道藏》删正。

一、谭长真被妄人打落二齿。俗本误王祖变试, 兹照《道藏》删正。

一、刘长生在丽春院炼己持心。俗本误为行淫采战, 兹仿仙书酌删。

一、刘长生显阳神手段, 提醒胡僧。俗本强拉许多鄙语, 贻误后人, 兹仿仙书酌删。

一、郝太古默坐沃州桥, 志在忘形。俗本误王祖变试, 磨砖故扰, 兹仿仙经酌删。

一、王玉阳若干事实, 帝王宣诏四回。俗本不知, 一言未发, 兹照《道藏》大书特书。

一、孙清静毁容学道, 乞食装疯, 拳石成金, 滚油洗澡, 与俗本传中一切衍义, 苟凡有益无损者, 兹亦稍加修饰润色, 仍照旧刻。

俗本《重阳七真传》, 诬仙惑世, 默祸人心。余之删正也, 余不得已也, 岂好辩哉?夫以重阳七真之苦功实行、道全德备、超凡入圣、变化无穷, 似非此书所能传者, 而亦非此书不能传。故传其所能传, 使人人悟其所不能传, 则《重阳七真传》衍义之玄妙, 自得之矣。

需要说明的是, 通过这12条删正条例, 尤其是马丹阳夫妇无嗣以及刘长生妓院行淫采战两条来看, 养真子所针对的俗本《重阳七真传》是《七真祖师列仙传》 (35) 。

借由这篇删正条例, 我们知道, 养真子之所以为此举, 并不是为了与《七真祖师列仙传》争辩, 而是因为俗本谬误太甚, 但与此同时, 他在删正的时候, 仍旧保留了俗本演义的基本框架, 而对不合教义的部分“酌删”, 不合教义但有益无损的“稍加修饰润色, 仍照旧刻”, 俗本不载但却意义重大的“大书特书”。至此, 养真子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获得了合理的解释:之所以要删正, 就是因为《七真师祖列仙传》中部分内容严重扭曲、违背了全真教的历史和教义, 之所以“酌删”乃至“润色”或“大书特书”, 是由于这些内容可以帮助宣传甚至夸张显示全真教的精神主旨。

不过, 可惜的是, 从养真子所作的序言、删正条例以及其自记当中, 尽管他删正并极力宣扬正确的全真历史和教义, 但是, 我们却没有发现他任何刊刻此书的实际举动, 而令人吃惊的是, 真正促成此书梓行并广泛传播的是万国道德会的创始人江钟秀。

在《梓行养真子七真传序》中, 江钟秀自称, 他喜欢阅读《道藏》, 认为《道藏》是“入道之津梁也, 是不言道则已, 言道则必依据《道藏》”。然而, 旧本《七真传》却以讹传讹, 与《道藏》殊多不合, “虽其措词恳恳切切, 劝人改过迁善之诚意, 流露于字里行间, 读之者大抵能奋乎百世之下, 为功固巨, 而任意摭拾事迹, 无凭诬仙惑民之处, 为过亦不小也”。所以, 江钟秀发愿编辑《七真传》并刊印行世。民国八年 (1919) , 江钟秀在与徐广田的谈话中得知, 养真子已然删正旧本《七真传》, 且“一一根据《道藏》, 诚足以改俗本《七真传》, 寤寐求之, 而光大其功于无既者也”。恰逢此时, 上海灵学会的谭少华赠送《灵学丛志》, 且里面载有王重阳及七真遗像 (36) , 而同乡的刘文君、刘文海兄弟也来到星宿庙。刘氏兄弟平素即有刊送善书、劝人行善的举行, 于是江钟秀便请求他们将养真子删正的《七真传》刊行, 刘氏兄弟应承下来, 并请江钟秀作序, 于是, 《重阳七真演义传》便广播于世。

作为万国道德会的创办人, 江钟秀一直主张“道德之必有实证, 且有实用, 方足以为道德”, 那么, 他为什么会刊行《七真传》呢?是因为他与养真子一样, 对全真教的教义极为信服吗?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养真子之所以信服全真教义, 如前所述, 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的独特经历, 而江钟秀之所以刊行《重阳七真演义传》, 则是由于他认为七真故事能够感化世人, 救治时弊:“今者争权夺利之风又炽, 全球万国, 几无一不若狂焉。窃知事极则返, 七真将复出于世, 以感悟饕餮于睡梦中, 使争权夺利者, 仍转而为急道夺德, 以塞战杀之源, 而遏战杀之流焉, 且不惟有七真出现, 以感悟世人, 而并将有万真出现, 以感悟世人。夫惟至万真出现, 感悟世人, 而后能如大易所言‘各正性命, 万国咸宁’。”换言之, 在江钟秀看来, 《重阳七真演义传》可能与一般的善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37) , 其目的则在于劝风化俗, 导民于善。在这一点上, 江钟秀的万国道德会与上海灵学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也正是为此, 他们广泛地借用儒、释、道三教祖师形象和圣言, 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对其中一种理论或信仰有着根本的认同。

不管动机如何, 最终的现实是, 《重阳七真演义传》终于得以刊行。笔者所收藏的万国道德会售书单中, 有如下标识:

七真传, 养真子著, 与俗本不同, 一册, 定价大洋贰角, 外埠加邮费三分。

尽管由于史料的缺乏, 我们不知道此书的销量如何, 但《重阳七真演义传》开始面向民间大众, 却是不争的事实。

结 论

通过对《重阳七真演义传》编纂缘起、故事内容以及刊刻历史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金元时期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的经典事迹, 在明清民国时期的演义、小说中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并且, 这些改变甚至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于七真度化故事的认识。然而, 这些改变的发生却并非编纂者任意为之, 养真子作为一名服膺全真教义的居士, 一方面对于旧本《七真传》即《七真祖师列仙传》中诬仙惑众的写法感到不满, 但另一方面, 他在利用道藏仙书对《七真祖师列仙传》进行删正的同时, 又有“稍加润色”乃至“大书特书”的部分, 其最终目的还是在矫正对七真度化故事的任意篡改的同时, 着力维护全真教义的正统性和正确性, 甚至不惜利用原本在他看来并非事实的片段来夸大化地宣扬全真教义。对此, 除《条例辩正》外, 养真子所额外添加且不见于其他几类七真度化故事的《重阳七真年谱节要》以及《重阳七真封号》等, 都是区隔自身全真认同与其他宗教信仰的明显标志。

不过, 事情的发展并非全部如养真子料定的那样, 《重阳七真演义传》最终经由万国道德会的创办人江钟秀的协调而刊刻印行。江钟秀之所以愿意为此, 并不是因为《重阳七真演义传》宣传全真教义, 而是因为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的故事, 可以作为一般性的善书和劝善故事来感化世人, 这与江钟秀所一贯坚持的“道德必为实证且实用”宗旨不谋而合。这一状况的出现表明, 作为全真教历史上的经典篇章, 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的故事, 不仅可以为对全真教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居士所追捧, 还可以面向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 为民间劝善团体如万国道德会等所利用。

注释

1 参见张广保著:《明代初期全真教南北宗风研究》, 香港:青松出版社, 2010年;尹志华著:《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4年。

2 依笔者愚见, 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以民国时期北京白云观为个案所作的系列研究极为精彩, 参见付海晏:《安世霖与1940年代北京白云观的宫观改革---以〈白云观全真道范〉为中心的探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第122-137页;《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第93-108页;《安世霖的悲剧: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2008年第62辑, 第43-90页。

3 Vincent Goossaet: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Counting the monks:The 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21 (2) , 2000, pp.40-85;“The Quanzhen Clergy, 1700-1950”,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II:Taoism and Local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Paris:cole dExtrême-Orient, 2004, pp.699-771;Paul Katz:Images of the Immortal:The Cult of Lü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4 Vincent Goossaert:“Quanzhen, What Quanzhen?Late Imperial Daoist Clerical Identities in Lay Perspective”, in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 eds.,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p.19-43;Monica Esposito:“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in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 eds.,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pp.44-77.

5 Vincent Goossaet:“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Century Quanzhen Tao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Vol.29, 2001, pp.111-138.

6 倪俊明:《郑观应研究综述》, 《文史哲》2003年第1期, 第159-166页。

7 相关研究, 可参见王煜:《郑观应的道教思想》, 《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 第24-25页;邓景滨:《郑观应道号及学道始年考》, 《学术研究》1996年第5期, 第71-72页;张秀莉:《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 《史林》2007年第6期, 第76-85页;欧德良:《郑观应宗教思想刍议》, 《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第129-132页;卢伟:《郑观应道教思想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年;吴国富:《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 《中国道教》2012年第3期, 第48-52页。

8 (9)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 (下册)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1478、87页。

9 [清]高仁峒编:《龙门秘旨》, 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 台北:自由出版社, 1976年, 第2集第3册, 第51页。

10 同注 (8) , 第1411、1556页。

11 孔令宏、韩松涛著:《民国杭州道教》,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3年, 第179页。

12 韩松涛:《江南全真领袖李理山道长年谱研究》, 尹信慧编:《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58-267页。

13 Vincent Durand-Dastès:“A Late Qing Blossoming of the Seven Lotus:Hagiographic Novels about the Qizhen”, in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 eds.,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pp.78-112.

14 赵卫东著:《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过程》, 香港:青松出版社, 2009年, 第41、44、46页。

15 [元]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 《道藏》第19册第738页。

16 (19) (21) (25) (28) (30) [元]赵道一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 《道藏》第5册第488、488、488、488、488、488页。

17 [元]赵道一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道藏》第5册第415页。

18 (24) (29) (31) (33) [金]秦志安:《金莲正宗记》, 《道藏》第3册第354、364、364、353-354、356页。

19 [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 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 济南:齐鲁书社, 2005年, 第43页;《分梨十化集》卷下作:“在家只是二婆呼, 出得家缘没火炉。若会修行成锻炼, 教人永永唤仙姑。”见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 第271页。

20 [金]马丹阳:《洞玄金玉集》, 赵卫东辑校:《马钰集》, 济南:齐鲁书社, 2005年, 第99页。

21 (34) 同注 (22) , 第247、262页。

22 叶怡菁著:《全真女冠孙不二及〈孙不二元君法语〉研究》, 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 第25页。

23 王昭旭纂:《民国牟平县志》,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二十五年 (1936) 铅印本, 卷10, 第44页。

24 关于《七真祖师列仙传》的内容, 参见林世天编校:《全真七子传记》,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年;齐守成、张颖、陈速校点:《全真七子全书》,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年。

25 在《灵学丛志》第1卷第8期中, 我们找到了王重阳的画像以及王重阳、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玉阳6人的诗, 参见上海灵学会:《灵学丛志》, 上海:中华书局, 1918年, 第1卷第8期。

26 黄克武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第15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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