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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真武信仰在北京的繁兴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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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对于真武大帝的广泛崇奉, 是在宋、元两代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结果, 但始于成祖的明代皇室所进行的大力提倡, 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继永乐年间朝廷“大修武当”之后, 明代帝王对于真武的尊奉持续相沿, 北京的真武信仰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主题词: 真武信仰; 明代; 北京; 皇室崇奉;

作者简介: 郑永华, 历史学博士,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The Prevalence and Influence of Zhenwu Belief in Beijing in Ming Dynasty

Zheng Yonghua

真武原名玄武, 经历代尊崇, 遂有佑圣真武灵应真君、元圣仁威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北极佑圣真君、玉京尊神、玄天真武大帝、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 (简称真武帝君) 等多种称号, 民间则多俗呼为黑帝、北帝、荡魔天尊, 或曰报恩祖师、披发祖师、祖师爷。真武为中国最受重视的道教大神之一, 享受到大江南北民众的广泛尊奉, 香火鼎盛。①学者注意到, 由于皇室的崇信与倡导, 宋元尤其是明清以后, 真武信仰逐渐形成以武当山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南宋临安和明代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以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三大信仰区域。②其中明代真武信仰在北京的繁兴, 成为真武信仰遍及全国的肯綮, 在北京道教发展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今检索史料, 略为考述于后。

明代真武信仰在北京的繁兴及其影响

一、明成祖迁都后对于真武尊奉的强化

真武信仰大约于唐宋时期兴起, 随后逐渐传到与其神格地域耦合的北方地区。元世祖至元七年 (1270) 修建大都城时, 北京地区的真武信仰又正式进入官方祭祀体系。史料载称:“北宫黑帝, 其精玄武, 实北方之神也。我国家肇基朔方, 盛德在水。今天子观四方之极, 建邦设都, 属水行方盛之月, 而神适降, 所以延洪休、昌景命, 开万世太平之业者, 此其兆欤”, 故元世祖即其“显灵”之地敕建专祠, 以“昭灵贶”。③真武也由宋代捍卫北方疆土的“保护神”, 一变而成为元代开基立业的“肇基神”, 为后世帝王的崇奉增添了新的神格。迨元明鼎革, 明太祖仍仿前朝故事, 崇奉真武。后人说到:“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大正祀典, 而金陵所存者十庙, 真武之神居其一。”④又称:“考国朝御制碑, 谓太祖平定天下, 兵戈所向, (北极佑圣真君) 阴 (佑) 为多, 尝建庙南京, 载在祀典。”⑤《明史》则详记南京祭祀“初称十庙”, 北极真武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列于首位。又载洪武年间“诸王来朝还藩, 祭真武等神于端门, 用豕九、羊九、制帛等物。祭护卫旗纛于承天门, 亦如之。二十六年 (1393) , 帝以其礼太繁, 定制豕一、羊一, 不用帛。寻又罢端门祭, 惟用荤素二坛祭于承天门外。”⑥明太祖封秦、晋、燕、宁诸王之藩西北、华北重镇, 意在以朱明亲王统领精兵, 加强对于北元残余势力的防备与震慑。因此之故, 位居北方、神通广大的战神真武尤其受到重视, 列为来朝诸王还藩时的祭祀主神。

这一局面, 在明成祖夺得帝位并随而迁都北京之后, 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的关键事件, 为“靖难之役”时尚为燕王的朱棣与谋士姚广孝等人广泛宣扬的“真武助燕王”神话。 这一神话, 见于明清以来的多种文献, 明人高岱称:

初, 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 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 曰:“明日午有天兵应, 可也。”及期, 众见空中兵甲, 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⑦

清初傅维鳞又将此传说采入所著《明书》中, 其“姚广孝传”载称:

(太宗) 因问 (举兵) 期, (广孝) 曰:“未也, 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 (广孝) 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 设伏斩之, 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 见披发而旌旗蔽天, 太宗顾之曰:“何神?” (广孝) 曰:“向所言吾师, 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 披发仗剑相应。⑧

以上叙述言之凿凿, 虽未列入正史, 但可得到相关史实印证。燕王朱棣不仅在“靖难之役”爆发初期声称得到真武大帝辅助, 在与建文朝廷的3年争战期间, 更随处宣扬。其详情后来又载入《太岳太和山纪略》, 传之后世。而随着朱棣夺位成功, 引发迁都等一系列明代重大史事, “真武助燕王”神话也在国家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多方面, 继续发挥出重要影响。⑨这对于明代北京真武信仰的全面繁兴, 尤其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首先是皇家真武庙在北京的兴建与奉祀。对此, 《明实录》中有记载, 称永乐十二年 (1414) 三月“建真武庙于北京皇城之北”。⑩此为明成祖下令营建的时间。次年工成之日, 又撰写了《御制真武庙碑》, 极力称赞神之灵应, 强调真武大帝对于自己夺得帝位的阴助与佑护。其碑文略云:“朕惟凡有功德于国者, 无间于幽冥, 必有酬报之典。天下之际, 理一无二。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 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肆朕肃靖内难, 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后, 奔走御侮, 而神之阴翊默赞, 掌握枢机, 斡运洪化……翕欻恍惚, 迹尤显著。神用天休, 莫能纪极……不有为永久之图, 则亦无以称朕之心焉……顾惟北京天下之都会, 乃神常翊相予于艰难之地, 其可无庙宇, 为神攸栖, 与臣民祝祈倚庇之所?遂差吉创建崇殿修庑, 缔构维新, 亢爽高明, 规模弘邃。……岁时蠲洁, 以虔祀事, 庶几朝夕神保无斁。虽然神之佑相于朕者, 固不系乎报不报, 而朕心之拳拳不已者, 故无所用其至, 惟尽其诚而已。”成祖以帝王之尊, 吁请真武之神“覆而为云, 泽而为雨, 鼓之为雷霆, 明之为日月, 驱祆殄沴”, 并作诗称“神昭功德翊我明, 手握化机佐运兴。武当毓秀何峥嵘, 琳宫仙馆敞瑶琼。用报神贶表孝情, 神敷嘉锡备休征。翼翼寝庙建北京, 人徼贶兮神幪帡”云云, 极尽歌颂赞美之辞。 (11)

成祖亲诏创建的北京真武庙, 位处北京皇城之北地安门外, 建筑高贵, 祭礼尊隆, 成为明代专祀真武的皇家道场, 在促进北京真武信仰的兴起与发展方面, 发挥了独特的刺激作用。事实上, 成祖敕命大修武当, 即含有将北方真武宣布为“护国大神”之意。据《明实录》记载, 永乐十六年 (1418) 十二月初一日, “武当山宫观成, 赐名曰太岳太和山”, “元季兵毁, 至是悉新”, “又即天柱峰顶冶铜为殿, 饰以黄金, 范真武像于中。选道士二百人供洒扫, 佃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 秩正六品, 分主宫观, 严祀事, 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 下为臣庶祈弭灾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 上亲制碑文以纪之”。 (12) 武当大修前后历时14年, 耗费数百万, 山顶宫观供奉的真武大帝塑像, 身材高大, 披发跣足, 面容慈祥, 成祖谓为“朕积诚于中, 命创建宫观。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 下为天下生灵祈福”。 (13) 民间则传说武当山顶的真武神像, 其实是按照永乐帝自己的模样塑造出来的, 因而广泛传有“真武神, 永乐像”的谣谚。位于北京内城艮隅 (即东北方) 的真武庙, 则被视为武当山在京师的替代宫观, 在创建者明成祖的心目中, 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明史》“礼志”将北京真武庙列为“京师所祭者九庙”之首, 又谓“太祖平定天下, (北极佑圣真君) 阴佑为多, 尝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 以神有显相功, 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 而武当山又专官督祀事”, 可见其概。 (14)

地安门外真武庙于永乐年间建成后, 每年凡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 依例由太常寺派遣官员致祭, 香火极为尊显。弘治间“改祠为庙”, 正德年间又改名灵明显佑宫, 规模随之扩增, 并一直处于内廷的严格管理之下, 奉祀不绝。弘治元年 (1488) , 礼部述及真武庙历朝崇奉沿革, 说到“再考国朝御制碑, 谓太祖平定天下, 兵戈所向, 阴 (佑) 为多, 尝建庙南京, 载在祀典。及太宗入靖内难, 以神有显相功, 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 两京岁时朔望, 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官督视祀事。至我宪宗, 尝范金为神像, 屡遣内官安奉于武当山, 盖亦承列圣崇奉之意, 以祈神休耳”。而成化年间 (1465—1487) “从人学雷法”的李孜省以传奉升通政司左通政, 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以传奉升太常寺卿, 道教在朝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大, 于是“内官乃援引左道邓常恩辈, 荧惑圣听, 虐害生民, 奏请重修京城庙宇 (即真武庙——引者注) , 改号灵明显佑宫, 日进邪术”。北京真武庙再次扩大规模, 规格随而上升, 来往人员也更多更杂, “频年赍送神像”, “遂使香火之地, 几为奸盗之区。” (15) 重修完工之际, 内官监太监宿政又奏称公差御史、给事中、锦衣卫等官员“常于庙前、庙内集众理事, 诚为亵渎”。经礼部覆议, “乞命都察院揭榜禁约, 仍如例, 禁军民、妇女入庙搅扰”, 宪宗下令“从之”。 (16) 由此可见真武庙作为专属皇家道观的神圣地位。至明代中后期, 《宛署杂记》载北京真武庙祀典:

敕祭灵明显佑宫:国初以天兵所向, 神多阴佑, 建庙鸡鸣山, 以祀北极佑圣真君。永乐末年, 京师建真武祠。弘治初改祠为庙。正德间, 又改为灵明显佑宫。宫建于海子桥之东, 中塑神像, 东西为配殿, 前为宫门, 门左为四神祠, 前为大门, 门外有牌坊。岁万寿圣节, 及三月三、九月九, 先十日太常题, 遣本寺堂上官行礼。朔望皆有祭, 本寺堂上官主之, 不具题。

随后详录各次祭祀时所诵祝词:

圣旦祭, 祝曰:兹于初度之辰, 仰荷神恩, 永垂护佑, 谨用素馐致祭, 尚享。

三月三、九月九, 祝曰:惟神福善祸淫, 御灾捍患, 威灵昭著, 历代崇之。朕主司百神之祭, 爰举旧章, 用修时祀。神其有灵, 来格来享。

朔望日常祭, 祝曰:兹惟某旦, 祗陈恒荐, 恭叩玄灵隆佑我国家, 祖宗蒙福, 圣母寿安, 爰及眇躬, 永承康泰, 民安物阜, 国祚延长。谨告。 (17)

真武庙奉祀日久相沿, 成为明代北京重要的官方典礼, 并出现标准化、程式化的趋势, 在民间的影响也随之累积。

除地安门外的真武庙, 成祖在更具私人空间的皇城禁宫之内, 也建造有钦安殿, 成为明代皇室供奉真武的又一场所。明初杨荣撰《皇都大一统赋》赞颂营建成的北京紫禁城规制严谨, 称“若夫钦安之后, 珠宫贝阙。藻绣交耀, 雕栊嶻嵲。六宫备陈, 七所在列。” (18) 由此可知皇宫北部的钦安殿, 至迟在迁都的永乐十八年 (1420) 正旦之前就已建成。学者认为, 位于紫禁宫城北方坎位的钦安殿, 其实“是按照河洛象数来设计的”, 其左右所建东西7所, 亦源于汉代以来的“北宫玄武”说, “象征北方天宫七宿”。永乐年间的钦安殿位于后宫坤宁宫之北。殿内正龛中供奉明初所造玄武坐式铜像, 神牌号“玄天上帝”, 但体量仅比常人略高, “披发跣足仗剑, 神态逼真, 庄严威武, 威威然有帝王之像”。 (19) 如果说皇城外的真武庙是成祖供奉真武的“公开”庙宇, 钦安殿则成为他在后宫中专门祭拜真武的“私家”场所。

在明中期嘉靖帝 (1522—1566) 崇道期间, 钦安殿又经过大规模改建, 影响进一步增大。《明实录》有记:“初, 上又以文祖建钦安殿祀真武之神, 诏持[特]增缭垣, 作天一门。及大内左右诸宫, 益加修饬。至是皆告成, 上亲制祀文, 告列圣于内殿, 仍具皮弁服, 祭真武之神于钦安殿。” (20) 嘉靖帝崇道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为祈求子嗣, 钦安殿因而很早成为嘉靖帝的求子道场。早在嘉靖二年 (1523) 四月, 给事中张嵩即曾疏奏太监崔文“于钦安殿修设醮供, 请圣驾拜奏青词, 是以左道惑陛下, 请火其书, 斥其人。惟日临讲读, 亲近儒臣”。可见世宗登基不久, 即表现出其在湖广安陆藩邸中形成的好道倾向, 并有与太监在内廷钦安殿举办醮供之举。对于张嵩“崇正学”的劝诫, 世宗命“章下所司”, 此后钦安殿中的醮供活动可能有所收敛。 (21) 但随着其统治的稳固, 世宗求子心态的迫切, 至迟到嘉靖十年 (1531) 冬, 就已明确出现在钦安殿内建醮祈嗣的记载, 还特意赏赐“登坛真人、官道各照乐舞生例给净衣一袭, 真人加纻丝衣一袭, 道官绢二缣”。 (22) 次年正月, 又在钦安殿举行三昼夜的大醮, 并命群臣参与, “以武定侯郭勋为上香使, 辅臣皆入陪, 祈圣嗣也”。 (23) 大约是为了建醮祈嗣的方便, 同时防止朝中大臣的腹议与干涉, 嘉靖十四年 (1535) , 世宗下令添盖天一门, 增设围墙, 又将原坤宁宫后的围廊、广运门改为坤宁门, 改原钦安殿后的坤宁门为顺贞门, 从而将以钦安殿为中心的御花园界于后宫之外, “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 于钦安殿举办斋醮活动, 就不会影响后宫的生活了”。此后钦安殿内的醮事更为频繁, 香火也更为旺盛。嘉靖十五年 (1536) 底, “以皇子诞生, 命真人、官道于玄极宝殿, 修建祗答洪庥金箓大醮七昼夜。礼部尚书夏言请上香、监礼、迎词、导引等使, 如前钦安殿祈嗣醮事例。上 (即世宗) 依拟, 仍命百官各加恭敬, 毋生毁恶”。 (24) 此处所说的玄极宝殿, 其实即钦安殿的更名。嘉靖帝将皇子降生视为真武神显灵的结果, 除了大封参与建醮的道士, 又改钦安殿为“玄极宝殿”, 进一步增加了“浓重的道教色彩”。作为皇室内廷的私家道庙, 明代钦安殿香火本已繁盛, 嘉靖年间更是达到顶峰。嘉靖十七年 (1538) , 世宗又将生父睿宗献皇帝的神主奉祀殿内, 更使该地一度具备了双重身份, “既是宫中举办道教活动的地方, 又是进行儒家典礼的地方, 包括大享礼、万寿和正旦节”。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 (1566) , 才另外修建一座玄极宝殿, “专门作为大享礼祭祀之用”。 (25) 隆庆元年 (1567) 恢复钦安殿旧名, 但其香火仍赓续不断。史料载称, 钦安殿之东有真武神的“足迹二”, 宫人相传“世庙时, 两宫回禄之变, 玄帝曾立此默为救火, 其灵迹显佑云”。这一传说一直持续到明末, 崇祯五年 (1632) 秋“隆德殿、英华殿诸像俱送至朝天等宫、大隆善等寺安藏, 惟此殿圣像不动也”, 可见其在明代宫廷中的影响。 (26)

二、明代北京真武信仰的繁兴

受皇室崇奉真武的影响, 明代真武信仰在都城内外迅速繁兴起来。明代北京著名的真武庙, 除前述地安门外真武庙、宫中钦安殿为皇家专属真武道观外, 又以西直门外昭应宫、昌运宫等处香火为盛。昭应宫在阜成门外西域双林寺之西, “元至元 (1264—1294) 建也, 龟蛇兆焉。正德八年 (1513) 修, 蛇复驯出, 赤质黑章, 金文烂然, 大学士费宏碑文记之。” (27) 其历史上溯元初, 本为敕建道观, 明代重修时得到朝廷大员撰碑, 成为元、明两代持续相沿的真武信仰场所, 驰名遐迩。昌运宫亦位于京城西郊, 在广源闸桥之南, “由三虎桥西行里许, 为天禧昌运宫。初名混元灵应宫, 正德六年 (1511) 司礼监太监张永请于朝敕建。”张永位列“八虎”, 是正德年间的权监之一, 后以诛杀大监刘瑾之功深得武宗信任, 死后即于混元灵应宫后营建墓葬。到万历四十四年 (1616) , 灵应宫又经重修, “增置垣墉二百余丈、门庑百余间, 督修者太监林潮也。工竣, 更今名, 殿宇凡七重。”宫前松柏苍郁, “上枝干霄, 下阴蔽地”, 又有三碑, “有二碑筑亭覆之, 一为敕建碑, 一为大学士李东阳撰文、杨廷和书、英国公张懋篆额, 俱正德七年 (1512) 立。又一碑万历 (1573—1620) 中立, 副使刘效祖撰文”。昌运宫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 亦是北京民众崇信真武的香火地。李东阳《混元灵应宫碑略》称“国朝之制, 道院多以观名。其名宫者, 特为隆重, 在都城者若朝天、灵济、显灵、延福, 而郊关之外, 惟昭应及此尔”。 (28) 其他地方也逐渐出现真武庙, 并由于得到宫内权势大监的资助, 颇具规模。如安定门外真武庙, 为“中官所营, 正统 (1436—1449) 中赐额, 命道士王道昌主之”, 有土地、畜牛、车辆等丰厚庙产。 (29) 正德 (1506—1521) 年间, 权监刘瑾亦奏请于朝阳门外新建宫观, “奉北极玄帝, 祝延圣寿”, 后经朝廷赐额“大德玄明官[宫]”。刘瑾复请“香火地”, 逼迫民人迁徙坟墓, “余皆发毁暴露, 冤号之声, 沸于郭外”, 可见其影响。 (30)

太监成为明代北京真武信仰发展的推动力量, 表现得最为明显的, 为皇城宦官衙署所建寺庙中, “以供奉道教神真武大帝的真武庙最多”。据统计, 其著者首推景山后街内官监胡同 (今恭俭胡同) 的内官监真武庙。内官监负责朝廷营造及庆典筹划等事, 所掌十作为木作、石作、瓦作、搭材库、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及火药作, 另外还有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里冰窖、金海。内官监胡同是该监厂作密集之地, 其真武庙可谓明代太监真武庙的典型。此外又有内酒醋面局真武庙, 位于西安门内西酒醋局胡同内 (今北医妇产医院西侧) 。御用监真武庙, 位于南长街玉钵庙胡同内。御马监真武庙, 明天启 (1621—1627) 年间御马监所立, “可谓该监权利增长一标志”, 位于今沙滩银闸胡同内。宝钞司真武庙, 万历 (1573—1620) 年间建, 位于南长街织女桥胡同。东安门真武庙, 原坐落于东安门内皇恩桥上, 今东安门大街路北。《客窗偶谈》载:“中官初入选进东华门, 门内有桥曰皇恩桥, 谓从此即受皇恩也, 俗呼忘恩桥。以中官富贵, 必仇其所生也。”此庙应为中官即太监所建。东安门真武庙创于明末, 完于清初, 为明代真武庙建造最晚者。又今织染局胡同小学院内亦有真武庙, 本名华严寺。但民国期间登记时有木佛像23尊, 而其他木、泥、铜质神像则有91尊, “推理此庙当初应为道观, 故而疑为织染局之真武庙”。此外, 一些位处皇城外的厂作, 虽不由宦官直接管领生产, 却接受宦官的领导, 亦同样建有真武庙。如外酒醋面局真武庙, 位于旧鼓楼大街酒醋局胡同。铸钟厂真武庙, 坐落于铸钟胡同, 明代迄至清初均为真武庙, 至清代中期方改为“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琉璃厂真武庙, 位于今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学者认为, “综观以上几座真武庙, 其属于 (明代太监) 衙署的性质一目了然。”明代北京由太监管领的监、局、司、厂、库衙门, 之所以都主持建造真武庙, 奉玄帝像, 塑龟蛇二物。其中缘由, 一或出于各厂太监自身信仰的需要。刘效祖于万历八年 (1580) 撰《重修真武庙碑记》有所说明:“国朝设立监、司、局、厂衙门, 多建北极玄武庙于内, 塑像其中而祀之者, 何也?缘内府乃造作上用钱粮之所, 密迩宫禁之地, 真武则神威显赫, 祛邪卫正, 善除水火妖媚之患”。御用衙门造作皇家应用物品, 压力巨大, 兼之场所密迩宫禁, 火患尤宜谨慎。而玄武属水, 故各主管太监竞相建庙奉祀, 企盼以水克火, 消灾免祸。其次则是为国祈祚以向皇帝邀宠。明代真武成为“护国大神”, 善于揣摩上意的太监们, 自然乐于接踵, 以此作为讨好人主的手段, 所谓“岂邀福于神耶?不过祈皇图于巩固, 祝圣寿于万年耳”。再次是监局间互相攀比的需要。明代衙门建筑有严格规定, 但佛堂、神祠的规模却不受限制, 这样一来, 太监建庙成为一种“合法”的攀比途径。比如权势后来居上的御马监, 所属真武庙建于天启阉党乱政年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也当是一种与其他大衙门看齐, 并炫耀其势力的产物”。 (31)

在皇室持续崇奉、太监大力推动的刺激下, 真武信仰在北京民间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据《宛署杂记》所记, 宛平县所辖城内, 就有真武庙5 所, “在大时雍坊者三:一嘉靖元年 (1522) 重修, 一万历十三年 (1585) 重修, 一创不记年。在朝天日中坊者一, 嘉靖四十年 (1565) 建。鸣玉坊一、金城坊一, 俱创不记年。”城外亦有真武庙7所, “一在亭子村, 离城五里。一在义井村, 一在上下庄, 以上离城三十里。一在白家滩, 离城五十里。一在太子务, 一在庞各庄, 一在大营村, 以上离城约七十里。”小计宛平县境内, 以真武庙命名者即有12 所。 (32) 这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事实上, 京城内外兴建了大量以真武信仰为中心的宫观道院, 并颇具影响。典型者如明代紫禁城会极门之东的佑国殿, “供安玄帝圣像, 签最灵。像金铸者, 曾经盗去熔化, 惟像首屡销不化。盗藏之肚兜, 日夜随身, 由此发露正法”, 时人视为真武神显灵之例。 (33) 而京城内外拱卫首都的军事要地, 也往往建有规模宏大的真武奉祀道场, 如古北口真武庙、牛栏山元圣宫、德胜门与安定门真武庙等, 都是当地重要的军民信仰场所。地近万寿山明陵的昌平沟沟崖内玉虚观, 还因供奉真武大帝, 有“北武当山”的誉称, 在文人俗众中口耳传诵。又有建于明代的房山佛子庄真武庙, 亦成为附近寺庙群的信仰中心, 有北方“小武当”之称, 香火旺盛。

此外, 形成于元大德 (1297—1307) 年间的《武当山玄帝垂训》, 在宣德、景泰、天顺、万历年间不断翻刻, 亦是明代北京真武信仰影响不断扩大的反映。北京昌平真武庙内, 有天顺二年 (1458) 八月十五日《武当山玄帝垂训》石刻, 略称“吾号治世福神, 镇北天大将军, 佛中即无量寿, 道乃金阙化身”, 具有“巡游诸天诸地, 掌握世界乾坤, 扶助末劫天道, 护佑国王大臣”的宏大神通, 因“不忍五浊恶世, 众生受苦遭辛, 旱涝饥馑疾疫, 水火劫盗刀兵”, 于是在三元八节、三会五腊、七斋三七、本命甲子庚申, 以及腊月二十五日降临人间, 分辨罪福善恶, 各予福报罪罚。文中又宣扬抄经、印经可上得荣寿, 中保己身及家宅平安, 下渡九玄七祖, 并强调此训“上号金科玉律, 下曰劝世戒文”, 显然在为真武信仰推波助澜。 (34) 今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内, 亦藏有铭刻真武信仰经文的弘治道钟。道钟署为“弘治壬子年” (五年, 1492) 铸造, 从钟肩到钟裙刻满《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经》的铭文。3部道经中, 以《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占据面积最大, 位置也最为显著, 应是该钟所刻的主要经文。另外, 钟顶部位的“百字圣诰”, 以及钟肩上的二十八星宿名称, 也都与道教中的真武信仰密切相关。铸钟人如此安排, 显然是有意为之, “目的在于称颂‘真武’镇守北方的神力, 突出真武神格地位。” (35) 经文中渲染真武于“七日之中, 天下妖魔一时收断, 人鬼分离, 冤魂解散, 生人安泰, 国土清平”的神力, 得到天尊“永镇北方”的敕命, 并有“自今后凡遇甲子庚申, 每月三、七日, 宜下人间, 受人之醮祭, 察人之善恶、修学功过、年命长短”之特权, 意在劝说众人奉信敬仰。 (36) 作为深具特色的道教文物, 弘治道钟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明代真武信仰在北京的繁兴。

三、明代北京真武信仰的影响

明历代帝王对于真武大帝的崇奉, 不仅直接促发北京附近真武信仰的繁兴, 影响所及, 还浸染至全国各地。北京是明代北方真武信仰的中心, 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自不待言。万历《顺天府志》记载, 除附郭的大兴、宛平两县之外, 顺天府下辖州县基本上也都建有信奉真武的庙宇, 明确收入府志的就有固安 (在拱极桥前) 、香河、三河 (一在县北门, 一在华家庄) 、武清 (县西南) 、密云、霸州、大城、玉田、平谷等众多州县。香河县还特意注明, 记入志中的真武庙、娘娘庙、关王庙等庙宇, “俱县内者, 至城外不可胜纪”。玉田县则将其真武庙列为县属寺庙之首。 (37) 又如河北蔚县, 传说历史上其八百村堡的堡墙上均建有真武庙, 而以始建于明初的州城真武庙级别最高, 规模最大。天津自明永乐年间设卫筑城以后, 蓟县上仓真武庙等道教信仰也得到很大发展。从东北、西北、西南3个偏远地区的个案, 更可推测北京真武信仰对于全国各地的巨大影响。学者注意到, 明代东北偏远的辽东地区, 几乎所有镇城、卫城、所城、堡城、驿站等与军事相关的设施, 均建有规模不等的真武庙。卫所附近一些大的村镇, 也逐步出现真武庙。建于正统 (1436—1449) 初年的开原卫城真武庙, 经过多次维修。嘉靖 (1522—1566) 年间的《重修上帝庙碑记》中说到, 因真武神威灵应, “故自历代以迄我朝, 或为宫观以侍香火, 或铸金像以虔拜谒, 毋以神武之无敌, 将祈以用兵之助与?”明确将辽东军卫崇奉真武, 与其承担的军事职责联系起来。辽东千户卫所创建的真武庙, 如正德 (1506—1521) 年间的《中前所玄天上帝庙碑记》, 首先申明“夫北极真武, 玄天之争神也”, 然后渲染“是神之庙建于城之北上, 以为一所镇奠之枢, 迄今九十余年, 神德昭彰, 众获庇佑”云云。 “事实上, 在辽东这样的边疆地区, 明朝已经把真武祭祀作为一种政府行为, 每年三月初三, 守土官都要前往真武庙致祭, ‘行三献九拜礼’。” (38) 经过持续的传承、培育, 真武信仰成为明代辽东军民最重要的信仰内容。

明代西北军事重镇庄浪 (今甘肃永登) 对真武的信奉, 亦不逊于辽东。据统计, 明代以来庄浪境内所建真武庙宇, “几布于各处”, 尤以卫治附近的北灵观和鲁土司辖地内的玄真观为代表。北灵观主祀真武大帝, “是明清时期永登地区重要道观之一”。永登原本崇尚佛教, 大约于明前期创建真武庙。万历二十三年 (1595) , 郡人以“庄浪系五郡咽喉, 庙宇倾圮如斯, 无以示远尔[迩]观瞻”, 发愿扩建, 得到卫所官兵的大力支持, 逐次建成真武殿三楹、东西庑各三楹, 又建玉皇阁五楹、三官殿一楹、圣母殿一楹, “轮然焕然, 气象森严”。10年后, 再增建大碑楼3楹, “诚边陲伟观, 雄振乎华夷者也”。此后北灵观真武殿“春祈则祀, 秋报则祀, 消除冰雹、捍御灾患则祀”, 带来旺盛香火。又有玄真观, 亦名元真观, 在连城鲁土司府邸之北1里, 还得到明孝宗赐额, 是为敕建。创建人为连城土司第五世鲁麟, 其缘由见于《鲁氏家谱》, 为弘治七年 (1494) 蒙古骑兵入犯永昌, 鲁麟率军东援凉庄, 陷于重围, 得玄帝“显灵”而脱身, “事闻诏下, 建元真观于连城”。鲁氏土司本为崇信藏传佛教的蒙元后裔, 却以真武“神佑”上书明廷, “反映了鲁氏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 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庄浪附近武威、民勤、山丹、酒泉等地, 也遍布奉祀真武的庙宇, 进一步反映了明代真武信仰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39)

从广西桂林府的情况则可大致窥测明代真武信仰在华南、西南地区的传播。明代桂林府为广西省城和靖江藩王府所在地, 境内建有多处崇祀真武的祠庙宫观。其重要者首推靖江王城内独秀山上的真武庙, 此外府城北关叠彩山、府城东郭癸水门外以及城外漓江东岸七星岩等地真武庙, 也香火旺盛。历代靖江王对于道教“基本上都采取认可、支持的态度”, 10世、11世靖江王更是“出了名的崇道藩王”。靖江王宗室及文武官员积极参与各类真武祭祀活动, 倡导或出资修缮桂林庙宇, “有力地促进了真武信仰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40) 但靖江王之所以于众多道教神祇中独独选择“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大加崇奉, 应是受到成祖以来朱明皇室崇信真武的深刻影响。广东、云南等地, 明代以后也出现了大量的真武庙宇。其中供奉“北帝”的真武庙宇, 在广东各府州县的平均覆盖率高达70%, “会中执事者, 动以千计”。以都城北京为核心的“国家政权的提倡”, 则成为广东真武信仰盛行最重要的因素。 (41)

由此可见, 明代北京肇始于成祖的皇室崇奉, 在中国真武信仰发展史上占有极其关键的重要地位。明代后期有人曾感叹:“今世所崇奉正神, 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 (即关公) 香火相埒, 遐陬荒谷, 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 语以周公、孔夫子, 或未必知, 而敬信四神, 无敢有心非巷议者, 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并不解何以真武在四方神中独享香火, 谓“真武即玄武也, 与朱雀、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宋避讳, 改为真武, 后因掘地得龟蛇, 遂建庙以镇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 而朱雀等神绝无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晓。” (42) 官至礼部尚书的倪岳 (1444—1501) 曾说到, 明代真武信仰之风大行, “而两京岁时、春秋, 及京师每月朔望, 各遣官致祭。武当山则命内外官员专一在彼提督。列圣崇奉之意, 可谓至矣”, 已注意到“列圣崇奉”与民间流俗之间的关系。 (43) 礼部右侍郎程敏政 (1446—1499) 更明确指出:“我太宗文皇帝潜龙于燕, 入正大统, 而真武之祠在武当者尤盛。盖燕之境北方, 而真武北方之神, 所以阴翊我文皇者, 其功甚大, 宜真武之显, 有庙于今日也欤?!” (44) 撰于万历八年 (1580) 的碑刻亦说到:“成祖靖难时, (真武神) 阴助之功居多, 普天之下, 率土之滨, 莫不建 (真武) 庙而祀之。” (45) 应该说, 成祖决意迁都北京, 又在宫内宫外敕建皇家专属道场, 大崇真武, 与其隐隐自认为真武“分身转世”的心态密切相关, 当然也不无暗寓谐同北方大神“一同守边”之意。后人谓为“文皇帝得天子自守边之略, 于厥初封, 都燕陵燕, 前万世未破斯荒, 后万世无穷斯利, 捶勒九边, 橐箧四海, 岂偶[然]哉!” (46) 从流传轨迹可见, 明代中南、江南、北方三大区域真武信仰的流行与发展, 基本上都是以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为核心驱动的。即使偏远的边疆地区, 也明显受到朝廷风尚与京城余韵的影响。正是明代“天子守国门”的独特政治与军事格局, 促成了真武信仰在北京的长期繁荣, 并进而波及全国。也就是说, 在朱明历代帝王的大力表率之下, 真武信仰在明代的扩展速度远超以往, 真武大帝因而成为民间四大主神之一。

随着时势变迁, 北京盛行一时的真武信仰, 明末崇祯年间还一度被明廷视为“救命神方”, 成为明代北京皇室崇信真武的尾声。据谈迁《枣林杂俎》记载:“戊寅 (崇祯十一年, 1638) 十二月十七日, 上召箕仙, 玄帝降书曰:‘大数九九气运迁, 汉水河边, 渭水河边, 授秦入楚闹幽燕。寇过数番, 军过数番, 抢夺公卿入长安。军苦何堪, 民苦何堪, 父母妻子奔长安。家家皇天, 人人皇天, 大水压入燕地, 烈火焚毁秦川。流寇不久即死, 红眉又将发烟。牛头下走是荒年, 猛虎咬兔。父母妻子相抛闪, 家家命运在天边。’上又问箕, 答曰:‘等闲不管闲事, 崇朝将伯面前。独我写得明白, 圣上只得耐烦。’” (47) 明末君臣举行求乩的情形, 又见于清初《明季北略》, 略述崇祯十一年有元帝降乩:“正月, 翰林及都察院接出圣上平台诏, 百官起大数问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气运迁, 泾水河边, 渭水河边, 投秦入楚闹幽燕。兵过数番, 寇过数番, 抢夺公卿入长安。军苦何堪, 民苦何堪, 父母妻子相抛闪。家家皇天, 人人皇天, 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数载即息, 红顶又将发烟。虎兔之间干戈乱, 龙蛇之际是荒年。’圣上又问, 元帝书云:‘等闲不管闲, 汉朝将相在眼前。’” (48) 所称“元帝”即玄帝之避讳, 为真武所号“玄天大帝”或“玄武大帝”的简称。两书所记, 一在岁尾, 一系于年初, 但内容相近, 或由民间口耳相传而致时间歧异。明末内外交困, 尤其是来自西北农民军与东北关外满洲势力的军事压力, 久久未能平息。崇祯帝“病急乱投医”, 于紫禁城内平台下诏, 令大臣“起大数”扶乩叩问“天下事”, 降坛的玄帝真武却以“九九气运迁”相答。相较于成祖广泛宣扬的“真武助燕王”神话, 明末真武乩神的“等闲不管闲事”, 似乎又恰好构成“治乱有数”、朝代鼎革的绝妙呼应。入清以后, 鉴于时移势转, 朝廷有意识地对真武信仰进行抑制, “真武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大为衰减”。但在信仰惯性的巨大作用下, 清代真武大帝在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清代真武大帝成为北京描金、命相、屠宰等下层行业的守护神, 北方红枪会、义和团等秘密结社, 亦广泛崇奉“真武祖师”。《玄天上帝报恩真经》等扶乩作品则流传至大江南北, 而民间社会以武当山为真武“圣地”的意识越发凸显。 (49) 这或从另一侧面, 体现了明代北京真武信仰对于后世民间社会的重要影响。

注释

1 关于真武信仰的综述性研究, 参见梅莉著《真武信仰研究综述》 (《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 第35-40页) 、肖海明著《真武信仰研究综述》 (《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第243-249页) 、萧放著《明清时代的神灵信仰》 (《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1期第211-214页) 等。

2 参见曾召南:《宋元明皇室崇信真武缘由刍议》 (《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 第38-43页) 、周晓薇《宋元明时期真武庙的地域分布中心及其历史因素》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 第47-55页) 、王见川《真武信仰在近世中国的传播》 (《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第90-117页) 等。

3 徐世隆著:《元创建真武庙灵异记》, 《道藏》,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19册第641页。

4 程敏政著:《河间府真武庙记》, 《篁墩文集》卷13,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第1252册第223页。

5 《明孝宗实录》卷13, 弘治元年四月庚戌, 《明实录》缩印本第6册,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4年, 第5518页。

6 张廷玉等编:《明史》卷50“南京神庙”、卷49“祭告”, 《二十四史》第19册《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缩印, 第364、358页。

7 高岱著:《鸿猷录》卷7, 《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9册, 济南:齐鲁书社, 1997年, 第88页。

8 傅维鳞著:《明书》卷160, 姚广孝传, 《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40册, 第360页。

9 参见郑永华:《从诗作看洪武年间僧人姚广孝与白云观之关系——兼及明代“真武助燕王”神话的历史背景》, 《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4期, 第72-76页。

10 《明太宗实录》卷149, 永乐十二年三月己卯, 《明实录》缩印本第2册, 第1406页。

11 朱棣著:《御制真武庙碑》, 永乐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 《道藏》第19册第640-641页。

12 《明太宗实录》卷207, 永乐十六年十二月丙子, 《明实录》缩印本第2册, 第1501页。

13 朱棣著:《须赐太和圆光图并榔梅敕》《命选武当山住持敕》, 永乐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八月二十五日, 张宇初编:《皇明恩命世录》卷4, 《道藏》第34册第794页。

14 张廷玉等编:《明史》卷50, 京师九庙、诸神祠, 《二十四史》第19册《明史》, 第365页。

15 《明孝宗实录》卷13, 弘治元年四月庚戌, 《明实录》缩印本第6册, 第5518页。

16 《明宪宗实录》卷126, 成化十年三月戊戌, 《明实录》缩印本第5册, 第4784页。

17 沈榜著:《宛署杂记》卷18, 祀神,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216-217页。

18 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6, 形胜,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年, 第95页。

19 王子林:《紫禁城里的真武道观钦安殿》, 《紫禁城》2005年第2期, 第146-153页。

20 《明世宗实录》卷180, 嘉靖十四年十月丙午, 《明实录》缩印本第9册, 第8435页。

21 《明世宗实录》卷25, 嘉靖二年四月癸巳, 《明实录》缩印本第8册, 第7641-7642页。

22 《明世宗实录》卷132, 嘉靖十年十一月癸酉, 《明实录》缩印本第8册, 第8244页。

23 《明世宗实录》卷134, 嘉靖十一年正月壬戌, 《明实录》缩印本第8册, 第8253页。

24 《明世宗实录》卷194,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庚子, 《明实录》缩印本第9册, 第8497页。

25 李军、王子林:《钦安殿与玄极宝殿考》, 《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6期, 第76-83页。

26 (33) 刘若愚著:《酌中志》卷17,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年, 第147、150页。

27 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5, 西域双林寺,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206页。

28 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99, 郊坰,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年, 第1636-1637页。

29 《明英宗实录》卷291, 天顺二年五月庚戌, 《明实录》缩印本第4册, 第3928页。

30 《明武宗实录》卷47, 正德四年二月戊子, 《明实录》缩印本第7册, 第6789页。

31 参见陶金:《明朝内府廿四衙门与皇城内的真武庙》, 《中国道教》2007年第2期, 第37-39页。

32 沈榜著:《宛署杂记》卷19, 僧道,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233-234页。

33 《武当山玄帝垂训》碑,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 册,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第8页。并参见前引王见川《真武信仰在近世中国的传播》。

34 庾华:《浅析“大明弘治壬子仲夏吉日制”铜钟》, 《北京文博》2009年第2期, 第74-79页。曹静著:《弘治道钟考略》, 《首都博物馆丛刊》总第23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 第285-290页。

35 《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弘治道钟铭文。参见前引曹静著:《弘治道钟考略》, 《首都博物馆丛刊》。

36 沈应文编:万历《顺天府志》卷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 济南:齐鲁书社, 1997年, 第68-73页。

37 张士尊:《明代辽东真武庙修建与真武信仰》,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第26-30页。

38 米德昉:《明代甘肃永登地区道教真武信仰研究——以万历年间〈新建北灵观碑记〉为中心》, 《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 第59-63页。

39 王群韬:《明代桂林府真武信仰与崇祀研究》, 《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1期, 第157-160页。

40 冀满红、吕霞:《略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真武信仰》, 《暨南学报》2008年第5期, 第128-134页。

41 [明]谢肇淛著:《五杂俎》卷15, 事部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第303-304页。

42 [明]倪岳著:《青溪漫稿》卷11, 北极佑圣真君,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第124页。

43 程敏政著:《河间府真武庙记》, 《篁墩文集》卷13,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23页。

44 刘效祖著:《重修真武庙碑记》,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年, 第83页。

45 [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叙”,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年, 第3页。并参见前引王子林著《紫禁城里的真武道观钦安殿》。

46 [清]谈迁著:《枣林杂俎》, 箕书, 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 第91页。

47 [清]计六奇著:《明季北略》卷14, 元[玄]帝降乩, 北京:中华书局, 2006年, 第235页。

48 具体参见前引王见川著:《真武信仰在近世中国的传播》;梅莉著:《清代真武大帝信仰的流变》, 《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第607-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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