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道学家首页
  2. 期刊杂志
  3. 宗教学研究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道家微信公众号

摘 要: 江苏泰州明代嘉靖二年刘鉴墓出土织物上的“九老仙都君印”印符, 为道教上清派专属法印所钤盖, 随葬墓中起着与配持法印同样的作用, 具有深层次的内涵, 同时反映了道教对当时丧葬习俗的参与和影响。

主题词: 泰州; 刘鉴墓; 九老仙都君印; 道教印符

作者简介: 慕占雄,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周兴, 浙江省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文博馆员。

On the Daoist Seals Found in Liu Jian's Tomb of Ming Dynasty in Taizhou, Jiangsu Province

Mu Zhanxiong Zhou Xing

《文物》2016年第6期曾刊载《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家族墓发掘简报》一文, 知该墓发掘于2002年, 属夫妻合葬, 单椁单棺浇浆墓形制, 其中刘鉴墓墓葬年代为嘉靖二年 (1523) , 因墓葬形制、停柩习俗等原因①, 出土了较多保存完好的服饰类文物。本文论述所要涉及到的是墓主最外层穿着的棉布长衫, 这件棉布长衫的特殊之处在于胸前缝缀有一块“仿补子” (简报描述语) 的方形白色棉布, 棉布上盖有一方红色印文 (图1, 1) 。根据简报, 白色棉布宽48.5厘米、高48厘米, 印文尺寸不详。②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1 考古发掘出土的印符

(1) 刘鉴墓 (2) 毕宗贤墓 (3) 常州怀德南路墓

这方印文早前曾有文章进行过简单介绍。③此次简报未对印文内容进行解读, 发掘人仅从当时服饰制度认为墓主着补服下葬属逾制行为, 并推论出这件方形棉布的“补子”上所钤印文“只存象征意义”。

然而笔者通过仔细辨识, 认为此方印文乃道教茅山上清派所传印符, 内容为“九老仙都君印”。随身陪葬, 可能包含着更深层面的意义, 体现了道教对葬俗的参与和影响,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其他同类印符的发现

经过搜集资料, 笔者发现像刘鉴墓出土的这种“九老仙都君印”印符在考古发掘的明墓中并非孤例, 传世的古书画上也有发现。在此分述于下:

(一) 2004年常州市广成路毕宗贤夫妻合葬墓。④墓葬年代晚于弘治七年 (1494) , 形制为糯米浇浆单椁单棺墓。印符与朱砂同发现于男尸胸口处的一个布袋内, 所盖印符的棉布经衬纸保护, 方形棉布边长37厘米。印符盖于棉布中心, 呈正方形, 尺寸不详 (图1, 2) , 发表时印文上下颠倒。

(二) 2005年常州市怀德南路夫妻合葬墓。⑤年代大致为明代中期, 为糯米浇浆木椁木棺墓。印符出土于男墓主胸口所置一块折叠整齐的棉布上, 棉布边长27.5厘米。印符钤盖于棉布正中偏右位置, 长6.5厘米、宽6.2厘米 (图1, 3) , 发表时印文也发生了颠倒。

(三) 1979年辽宁省发现的原清宫收藏的《元人周文英作诗志传》书法墨迹。⑥印符钤盖于“上清嗣师陈天尹焚香观于梅庄寓舍, 谨以祖印证盟稽首”文字之后 (图2) , 说明为上清派道士陈天尹所钤, 用印以表郑重, 印符尺寸不详。根据后人题跋时间判定, 印文钤盖时间当不晚于明洪武十三年 (1380) , 书迹现存辽宁省博物馆。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2 《元人周文英作诗志传》上的印符

此外, 武进市 (今常州市武进区) 发现的王洛与妻盛氏合葬墓中发现的两件方形印符, 其边长分别为6厘米和6.5厘米, 可惜因字迹模糊难以辨认, 印文内容及出土位置等简报中均未作详细描述。⑦笔者从印符大致尺寸、钤盖于方形棉布或素绢正中等特征推断应该与“九老仙都君印”有关, 但因资料欠缺, 这里仅为推测, 不计入正式统计数目。

茅山道院所藏宋徽宗御赐道士刘混康“九老仙都君印”玉印, 尺寸长6.1厘米、宽5.9厘米⑧, 与怀德南路明墓所出印符存在差距, 而其他印符因尺寸不详无法进行比较, 故以上四例是否为同一印章所钤盖尚不能确定。

二、印符的类型学研究

“九老仙都君印”为“九老仙都印”的一种, 属于上清派道士传法信物和重要符印。“九老仙都印”质地有玉、铜和木等, 但因为大部分仅见印蜕, 无法得知材质和明确纪年, 因此本节主要根据印文内容进行分类和判定它们出现的大致时间。

对于“九老仙都印”的研究, 以王育成先生的成果最为显著, 分别见其著作《道教法印令牌探奥》⑨和论文《道教法印考实》⑩, 其对道教法印书体形式的分类和“九老仙都印”相关印式的举例上, 为本章节进行类型学分析提供了大部分实例和相关分类依据。在借助王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下面部分分类会根据印文特点和研究需要进行细化, 提出一些新的标准, 例如“叠篆体”“叠天文篆”等。

目前搜集到的13例“九老仙都印”, 均为阳文, 根据印文内容可分为三型:

A型:“九老仙都君印”

共4例。见于上述三座明墓出土和一件传世书迹。通过对比发现4例印式基本相同:印文分两列分布, 每列三字, 印边较宽;字体为较规范、整齐的叠篆体, 柔屈盘缠, 叠笔较多;印面略呈长方形, 仅知常州市怀德南路明墓印符长6.5厘米、宽6.2厘米。 (图1、图2) 。

B型:“上清九老仙都之印”

此型印文共6例, 王育成统归入“符篆式”范畴 (11) , 但依据细部特征的不同, 可分为两式:

Ⅰ式:叠天文篆

5例。《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中将具有此类特征的法印注为“叠天文篆” (12) , 本文依之。分别见于《上清灵宝大法》 (13) 、《道法会元》 (2方) (14)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 (15) 等道教典籍和贵州省博物馆所藏1例实物 (16) (图3, 1-4) 。印文分两列布局, 每列四字;典型特征是多运用“”符号表示“耂”“”等部首, 笔画多卷曲, 相比一般篆书较难辨识;印面呈长方形或方形, 仅知贵州省博物馆藏铜印长5.8厘米、宽5.25厘米。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3 B型“上清九老仙都之印”印文

1-4.B型Ⅰ式5.B型Ⅱ式

Ⅱ式:符篆体

1例。《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自注为叠篆 (17) , 但不及A型规整, 且明显具有道符的特征, 故依王育成的分类方法。两列布局, 每列四字;印面布局凌乱, 字体飘逸, 个别字与道符形态接近;尺寸“阔二寸二分, 方正, 厚八分” (图3, 5) 。

根据宋代官印的尺寸规格, 1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3.09厘米 (18) , 得该印长约6.79厘米;而《上清灵宝大法》中又言道教法印多依周尺, 周尺1寸约为2.31厘米 (19) , 可知长5.08厘米, 换算结果差距较大, 因而此处印章尺寸约在5.08厘米至6.79厘米之间。

C型:“九老仙都之印”

共3例。根据印文形式的不同, 分为两式:

Ⅰ式:叠篆体

1例。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文管所收藏。 (20) 印面上方有三清符号;印文盘曲, 叠笔较少;两列布局, 每列三字, 线条细匀工整, 印边略宽;印背面铸有阴文“日”“月”和阳文“三清”符号及八思巴文等;边长为5.1厘米 (图4, 1) 。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4 C型“九老仙都之印”印文

1.C型Ⅰ式2-3.C型Ⅱ式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4 C型“九老仙都之印”印文

1.C型Ⅰ式2-3.C型Ⅱ式

Ⅱ式:篆书体

2例。见于《三皇内文遗秘》 (21) 和《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 (22) (图4, 2-3) 。两列分布, 印边较宽, 较为明显的特点是笔画弯曲而上扬, 有升腾之势, 与一般篆书和叠篆有差异, 或许为道教中的云篆;印面呈方形, 《三皇内文遗秘》载尺寸“长阔各方正三寸二分, 厚八分”, 换算后印边长约7.39-9.89厘米;《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还特意注明用途为“章表内年月上用”。

至于三种类型印符的出现早晚, 王育成根据《茅山元符观颂碑》记载, 结合印文、印面形态和印边特征, 认为A型即为宋徽宗所赐法印 (23) , 则A型当属北宋时期;B型与C型为A型南宋时始演变而来 (24) , 可以得出这两型年代大致属南宋。继而, 因CⅠ式印背铸有八思巴文, 笔者认为C型出现年代可能最晚, 已晚至元代。

三、印符功用及意义探析

“上士以印为道, 道托印以行之” (25) , 代表着道教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法印, 最初使用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方士或巫师, 有通神达灵、驱鬼辟邪、呼风运雷等作用 (26) 。对于“九老仙都印”的功能和作用, 道教典籍中有着明确的记载。

(一) “九老仙都印”法印功能

根据“九老仙都印说:太清正一之道, 乃玄元后圣付正一天师。有拜章之仪, 用九老仙都印者, 以太清同生八老尊, 是太上为师, 故弟子上闻于师, 以九老仙都印自章首再拜至太岁” (27) , 知九老仙都法印的第一个作用是“弟子上闻于师”时钤盖, 从“有拜章之仪”可知适用范围仅为道士。

再者, 《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写道:“夫上清九老仙都印者, 佩之入山, 狼虎精怪自伏, 遇过江河, 风雨顺济, 可管天下洞府仙官。若佩其印, 兵不能害, 虎不能伤, 水不能溺, 临大危难, 必有善生。常人佩之, 寿命延长, 伏诸邪鬼, 百恶不侵。及治小儿夜啼、惊风及大人诸般疾患, 并烧灰用乳香汤调下立效, 催生下死胎, 此印佩之安胎。妇人无子, 佩之有孕。及解咒诅、冤枉, 令人聪明, 用之皆应。印阔二寸二分, 方正, 厚八分, 印文分八字, 作二行叠篆。” (28) 《三皇内文遗秘》中有相似的记载, 并在“用之皆应”后增“得之崇敬, 慎勿轻慢” (29) 。此为九老仙都印的其他功能和作用, 道士及一般信众应均可佩戴。

(二) 随葬“九老仙都君印”印符的意义

前举三座墓葬, 根据简报描述, 印符出土情况有以下类似之处:①缝缀或折叠后置于胸口位置;②均发现于男性墓主墓室中;③均钤于白色方形棉布正中。如无特殊意义恐怕不会如此巧合。前人研究认为寓意“下至阴间后就可请神 (九老仙) 保护” (30) 或“在阴间免受鬼怪侵扰之意” (31) , 综合上文论述, 明显此类观点均显得过于单薄。

九老仙都君在道教神仙体系中被排在第四左位 (32) , 地位等级较高。因其地位的重要性, 从上引《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 可看出若信徒佩戴具有九老仙都君名号的法印具有伏魔辟邪、招使鬼神、延寿解咒等功效, 因佩戴不便、成本过高等原因, 钤盖有法印的“护身符”被更多人接受 (33) , 法印依靠印文产生效力, 印符自然而然也就具有同法印一样的法力和功效 (34) 。

故而, 结合道教典籍, 笔者认为考古发现的印符是具有和“九老仙都印”法印同样的伏魔辟邪、招使鬼神、解除咒诅等综合功效, 而非某一种单一作用, 放置于胸口体现了“得之崇敬”的原则, 至于为何仅在男性墓中发现?尚无相关资料可查, 留待以后再行探讨。

(三) 印符流行范围与来源

研究过程中笔者还注意到, 无论是泰州刘鉴墓, 抑或常州两座墓, 其地点均距离茅山所在地句容市不远, 表明随葬“九老仙都君印”印符的葬俗与道教茅山派 (或上清派)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即便是明清时期宗教内容产生了变化, 但茅山派的基本教法仍然被延续 (35) 。因此, 可以认为茅山派的流传范围应大致是此类葬俗的流行范围, 即太湖北部一带, 流行时间约在明代中期以后。另明清时期泰州城内还专门立有“三茅行宫”供人祭拜 (36) , 也可看出茅山派在泰州地区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

至于这种葬俗的起源, 《南史》记载, 梁大同二年 (536) 陶弘景对其死后殓服进行了交代, 遗令“左肘铃, 右肘药铃, 佩符络左腋下” (37) 。陶弘景作为上清派茅山宗的创立者和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其生前制定的各项科仪和制度必然为后世道徒所信奉并推崇。因此, 随葬道符这一做法大概可追溯到南朝时期。

泰州明代胡玉墓曾出土有明显为佛教制品的“往生净土”盖尸纸、“西方公据路引”蒙脸纸等物, 均为雕版印刷, 日期空缺未填 (图5) 。发掘者认为这些为预先印好的商品, 买来后填上死者姓名、年龄等即可随葬 (38) ;陈文德墓随葬的白布袋内放有木质“灵宝中盟之印”和残损符箓, 符箓也为印刷文字加墨笔文字相结合的形式 (39) 。通过这些相似宗教冥器的对比, 再结合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推断, 刘鉴等墓发现的“九老仙都君印”印符也极有可能与之类似, 即死者家属根据死者的宗教信仰到道观求取或购买所得, 入殓时随衣物一同陪葬, 以求死者在地下得到安宁。胡玉和陈文德两座墓葬实例还表明了除道教上清派外, 道教灵宝派和其他宗教 (如佛教) 等也都在积极参与明代泰州当地的葬俗。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5 胡玉墓出土“西方公据路引”盖脸纸

还需指出的是, 江西等地一些明墓发现的嘉靖以后道教“冥途路引” (40) (图6) , 形式与胡玉墓接近。胡玉墓年代为弘治时期, 较江西等地墓葬年代为早, 则《中国道教考古》提出的“ (佛教‘西方路引’) 应该是受道教的影响, 模仿道教冥途路引蜕变而成者, 它开始出现的时间远较道教冥图路引为晚” (41) 可能值得商榷。附记于此, 笔者将另文论述。

试论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墓发现的道教印符
图6 江西南城县李英姑墓出土道教“冥途路引”

以上仅备一说, 相关论点的支撑还需要更多考古发现进行佐证, 现将这些不成熟的观点求教于方家,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结 语

位于泰州的刘鉴墓与常州发现的几座明墓, 因地理位置与茅山较近, 埋葬习俗受当时上清派道教思想影响, 出土织物上均发现盖有“九老仙都君印”的印符, 笔者认为钤盖印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九老仙都君的庇佑, 达到“狼虎精怪自伏”“伏诸邪鬼, 百恶不侵”等伏魔辟邪、招使鬼神和解除咒诅的目的, 并且这种葬俗可能要追溯到南朝梁时。

注释

1 王为刚、张伟:《泰州出土明代古尸防腐条件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2012年第1期, 第12-14页。

2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家族墓发掘简报》, 《文物》2016年第6期, 第41-62页。此外, 据发掘者王为刚先生告知, 印文尺寸约在6厘米左右。

3 王为刚、潘耀:《泰州出土明代补子赏析》,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12期, 第54-57页。

4 (30) 常州市博物馆:《常州市广成路明墓的清理》, 《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第44-49、45页。

5 (31)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怀德南路明墓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1期, 第67-76、76页。

6 杨仁恺:《对孙过庭〈千字文第五本〉及其他诸作的初步考察》, 《文物》1979年第10期, 第71-77页。

7 武进市博物馆:《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 《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 第28-36页。

8 孙明才:《茅山四宝》, 《中国道教》1991年第2期, 第56页。

9 (23) (24) 王育成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 第94-96、95、7页。

10 (11) (19) 王育成著:《道教法印考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第432-507、495、494-495页。

11 (17) (28) 《道藏》,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 第10册第474、473、473页。

12 (14) (27) 《道藏》第30册第902、167、901页。

13 《道藏》第9册第629页。

14 图片采自王育成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 第96页图卅四-9。

15 郭正忠著:《三到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 第262页。

16 刘合心:《道教符印解读》, 《文博》2006年第5期, 第50页。

17 (29) 《道藏》第18册第583、583页。

18 《藏外道书》, 成都:巴蜀书社, 1992年, 第17册第96页。

19 《道藏》第10册第548页。

20 洪百坚、李远国:《论道教法印的功用与文化价值》, 《二十一世纪中国道教展望——茅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会议论文集》, 2001年, 第368-371页。

21 《道藏》第3册第276页。

22 孟凯:《道教法印初探》, 《中国道教》2008年第3期, 第16页。

23 任宗权著:《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年, 第258页。

24 曾召南:《明清茅山宗寻踪》, 《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4期, 第52页。

25 [清]王有庆、李国瑞等辑:[道光]《泰州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第196页。

26 [唐]李延寿撰:《南史》,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899-1900页。

27 黄炳煜:《江苏泰州西郊明胡玉墓出土文物》, 《文物》1992年第8期, 第78-89页。

28 解立新:《泰州明墓出土的道教法印》, 《东方收藏》2014年第6期, 第71-72页。

29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 《文物》1982年第8期, 第16-24页。

30 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 北京:线装书局, 2006年, 第1380页。

作者:慕占雄 周兴,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免责声明:本文观点和立场不代表道学家网站的观点和立场。

联系我们

邮件:daoxuejia@hotmail.com

微信公众号:daoxuejia

站长微信:daoxuejiazhanzhang

QR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