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宗教治理 以顺治时期的道教政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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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Governance in Qing Dynasty:The Example of Emperor Shunzhi's Policy on Taoism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其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海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清代的道教治理具有一定特色,以往学者对此多有研究。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清顺治时期(1644-1661)对道教的宗教政策出发,结合顺治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探讨清代早期的宗教治理。

清代的宗教治理 以顺治时期的道教政策为例
王常月

一、清顺治时期对道教信仰的接纳

女真部落从金朝便开始接触道教。《大金国志》记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相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道教神祇逐渐为女真族信奉的萨满信仰所接纳。对于道教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清代统治者一直采取政治功利化的态度:努尔哈赤时期,为了确保爱新觉罗家族对满洲统治的稳定,他在赫图阿拉修建了玉皇庙、十王殿等七大庙,以安抚统治下的汉人。皇太极时期,不仅将关帝信仰纳入以萨满信仰为主导的祀典体系之中,更听从汉族官僚的建议,正式引入以道教为主导的国家祭祀礼制。到顺治时期,对道教信仰有以下举措:

1. 对明王朝国家祀典及宫廷生活中道教信仰的继承及强化。

《大清会典》详细记载了清廷于顺治元年(1644)定鼎北京之后,对于明朝祀典的继承情况,如“每岁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泽。每岁夏至,大祀地于方泽,以五狱、五镇、四海、四渎为配享。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于大享殿,行祈谷礼。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灶、太稷、异坛同壝。太灶,以后土勾龙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社主用石,半埋土中。稷无主,仍用木为神牌二,藏于神库。太岁坛在正阳门外,神祇坛内,每年正月初旬吉日,十二月岁暮,俱于时享太庙日致祭”等。在祭祀之前,参与祀典的相关人员依然依照道教的要求进行斋戒。并且,国家祀典中所需的舞乐生依然由道士担任,并未做任何改变。

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清朝统治者依照明朝祀典旧例,派遣官员祭祀道教的城隍神,从而对国家祀典中的道教信仰予以全方位接纳。在此基础上,顺治八年(1651),不仅建朝日、夕月两坛,分别于春分、秋分致祭,而且封肇祖、兴祖陵山为启运山,景祖、显祖陵山为积庆山,太祖陵山为天柱山,太宗陵山为隆业山,将它们纳入道教信仰体系。顺治十五年(1658),将玉皇阁扩建为显佑宫,以肯定道教神祇在先祖创立政权时的作用,进一步对道教信仰在清王朝政治中的作用进行了强化。

在继承明朝祀典的同时,清朝统治者还继承了明朝宫廷生活中的道教信仰。“清代宫廷延续了对玄天上帝的祭祀和信仰,继续将钦安殿作为主供玄帝的皇家道观使用。在清代皇宫御苑的宗教建筑中,还有其他真武殿的存在。”(汪桂平:《明清皇宫中的玄帝信仰》)顺治皇帝还亲自注释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并命内府刊刻,于顺治十二年(1655)刊行。

总之,顺治时期对道教在国家祀典、宫廷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采取了继承和接纳的态度,并且通过对国家祀典及宫廷生活的继承与强化,将其融入清朝的政治生活之中。

2.对道教主要派别的认可。

对于正一道,顺治八年(1651),张应京应顺治皇帝之命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授予其“正一嗣教大真人”的称号,给予一品印信,并命其掌理天下道箓。顺治皇帝在敕谕中要求以张应京为首的正一派“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清·娄近恒:《龙虎山志》)张应京羽化之后,其次子张洪任继承其爵位。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皇帝接见张洪任,“询问其历代谱系,以世家称之,并免除上清宫各徭役”,命张洪任“治外藩妖邪”。(吴宗慈:《张道陵天师世家》)

对于全真道,顺治皇帝也积极予以认可。“顺治十二年(1655)秋,王常月承其师遗命。北游京师,挂单于灵佑宫。由于王常月长期的参师印证,故而早已名闻大江南北。故清世祖甚重之,赐‘国师’。顺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奉旨说戒于北京白云观,有紫衣之赐。大江南北闻讯求戒者接踵而至。”(王志忠:《明清全真教论稿》)

清廷通过对正一、全真两派领袖的册封,有效利用两派的宗教影响力应对民间宗教的泛滥。

3. 重建道教宫观,以恢复道教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明清鼎革之际,由于连年战争导致大量道教宫观被毁。重建地方上的道教宫观,以发挥道教信仰安定社会的功能,成为顺治时期道教政策的一个重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记载:从顺治十一年(1654)至顺治十八年(1661),各地共修建道教宫观256处。并且“在官府支持下修复、修缮或新建的道教宫观,其住持也往往由官府送择道行高洁的道士担任。住持得人,道风也就得到了整顿。这样的宫观往往成为一方道教的弘道中心,该地区道教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尹志华:《清代全真道教历史新探》)通过对道教宫观的大规模修复,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得以迅速恢复,进而促进了清廷统治下的社会安定,并且使得清朝统治集团对道教的管理进一步加深。

二、清顺治时期对道教事务的管理

1.清廷对道士度牒以及道教活动的管理。

早在顺治二年(1645),清廷就开始对道士的度牒、籍贯、数量等进行清查,以掌握治理地区道士的基本信息:“内外僧道,俱给度牒,以防奸伪……凡寺庙庵观若干处,僧道若干名,各令住持详查来历具结,投递僧道官,僧道官仍具总结,京城内外者,俱令报部;在直省者,赴该衙门投递,汇送抚按,转行解部,颁给度牒。不许有冒充混领,事发,罪坐经管官。”同时制订法律以进一步强调度牒的重要性:“内外僧道者,有不守清规,及犯罪为僧道者,住持举首,隐匿不举,一体治罪,顶名冒领度牒者,严究治罪”,以确保清政府对道教人员的有效掌握。此后对度牒的重要性不断予以强调,如顺治六年(1649):“内外僧道,必有度牒,方准住持焚修。该部(礼部)刊刻度牒,印发各布政司,及顺天府。查境内僧道,素无过犯者,每名纳银四两,给予度牒一张。”顺治九年(1652)谕:“僧尼、道士已领度牒者,务恪守清规,用本等衣帽,住居本寺庙。如未领度牒,私自为僧尼道士,及用喇嘛衣服往来者,照例治罪。”顺治十七年(1660)议准:“僧道度牒,免其纳银,令各该抚详开花名、年貌籍贯及焚修寺庙,备造清册,并送纸张投部,印给度牒。”(以上参见《大清会典》)

与此同时,顺治时期完成了对道教宗教仪式的进一步细化,对道教活动的进一步规定,例如不许私建宫观,不许私自迁徙,不得私在外举行宗教仪式……通过这些措施,防止道教的无序发展。

2.顺治时期对于道教不同教派的管理。

对于正一道,在命其掌管天下道箓的同时,也对其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例如,顺治八年(1651)颁给张应京的敕谕中明确提出:“国家继天立极,光昭典礼,清净之教,亦所不废。而祖张道陵,博通五经,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孙嗣教,代有宗封,兹特命尔等袭职,掌理道箓,统帅族属,务使异端方术,不得惑乱愚民,今朝纲整肃,百度惟贞,尔其申饬教规,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属,贤愚不同,悉听纠察,此外不得干预。尔犹宜法祖奉道,谨德修行,立身模范,禁约该管员役,俾之一守法纪,毋致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吴宗慈:《张道陵天师世家》)在敕谕中,明确了正一道只在道教事务上的权限,并且要求其对门下弟子严格约束,不允许插手地方事务以及与政治有关的活动。

对于全真道,顺治时期予以大力扶持,以求对道教事务的管理达到平衡。王常月被封为“国师”,并且于顺治十三年(1656)“开坛于京师白云观,传授初真中极天仙三大戒,宣讲太上戒律”。(《道统源流》)此后又于顺治十五年(1658)、顺治十六年(1659)两次公开传戒,吸纳了大批弟子,全真道出现中兴局面。正如王常月在《碧苑坛经》中自述:“今幸道运当行,遭逢盛世。上有皇上福庇,天下太平;朝多官宰善信,教中护法。又有檀越布施,衣中冠钵,制就现成,这便是千生难遇,历世希逢。”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在传统的道教格局上起到了平衡作用。

综上所述,顺治时期在道教事务管理上,采取了多样化的政策:在国家祀典等领域对道教信仰予以接纳,并采取祭祀城隍、册封祖先陵寝所在山川、修复道教宫观等措施,利用道教信仰构筑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又通过限制度牒、规范道教宗教活动等措施,加强对道教事务的管理,为清代的宗教治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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