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儒释道融合 以敦煌道教文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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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s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in the Tang Dynasty: An Example from Dunhuang Daoist Manuscripts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在明代以后则成社会的主流思想。在此之前,唐代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众多有益的探讨,而敦煌道教文书的记载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对于探讨中国思想史上这一独具特色的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唐代的儒释道融合 以敦煌道教文书为例
敦煌道教写经

据统计,在现今敦煌遗书中的道教经典抄本写卷约有730件。(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敦煌道教文书的抄写年代,较早的为唐麟德元年(664),以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写经最多,唐至德二年(758)之后便不多见。

考诸历史,敦煌道教文书的多少与唐代中原道教的兴衰在时间上基本保持一致,可见敦煌道教深受中原的影响。同时,由于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不同文化在此相遇、融合,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但培养了敦煌地区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性,所呈现的融合性也更为明显。

本文以敦煌道教文书为例,对唐代的儒释道融合思想进行简要阐释。

敦煌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敦煌地区的佛教与道教几乎是同时兴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者当时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但是同时也彼此沟通借鉴。当时的敦煌佛教僧人不但研究融合佛教和道教的义理,而且宣扬这种思想,并且“从事于具有浓厚道教意味的法事活动”。(刘永明:《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

这一融合的特点,在敦煌道教文书中也得到生动体现。

例如,道教文书经常借用佛教的概念。“一入大乘迹,孰计年劫多。不生亦不死,欲生因莲花。超凌三界塗,慈心解世罗。真人无上德,世世为仙家。”(《洞玄灵宝自然斋戒威仪经》)“受报无穷量,志定入福门。三十二相好,皆从身中明。”(《太上洞玄灵宝真一劝戒妙经》)在这些道教典籍里,“大乘”“莲花”“三十二相好”等,显然是借用佛教的概念。在敦煌道教文书中,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不过这些概念被转化为具有特定含义的道教用语,表现出佛教道教融合的色彩。再比如,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等思想在敦煌道教文书中也随处可见。《老子说罪福大报应经第七》对此就有完整说明,这体现了佛教道教在思想方面的融合。

敦煌道教文书中还记载了道教、佛教平等共处、互相联合的史料。例如,在《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的“岁初愿文”中,记载了道教、佛教在新年的初始,一起共修法事、为民祈愿。文中对于道教与佛教的称呼都是并列而言,所谓“修葺尊(天尊)容,庄严佛事,设无遮会,荣建宝(灵宝)斋”;在祈愿中也是同等说:“惟愿天尊拥护,百疾去身;诸佛扶持,千灾远体。”该文集中的“僧尼亡文”还记载了道教为亡故的佛教僧尼建立道场进行度亡追福。这些敦煌道教文书不但表达了道教、佛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状况,同时也有对于两者义理相通的探讨,体现了唐代佛教道教融合的特色。

敦煌道教文书也反映了儒家思想对于道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伦理观念已经融入其中。

例如,《十戒经》中有“十四持身之品”,其中就包括“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上、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弟子言则恭于礼”等,这些传授戒律仪式的“盟文”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规范。这些内容是道教戒律的基本思想,是初入道者盟誓受戒的基本内容。“此一十四戒持身之品,四天帝王所崇奉,普告四方正士、神祇、人民、百姓子、男女人,咸使行此上品,参于四天自然福堂,能行之者,四天所贵,地祇所称,位比仙王。”文中认为坚持儒家伦理规范与道教修道成仙是紧密相关的,由此可见儒道思想的融合。

在敦煌道教文书中,还有直接论及儒释道融合的内容。

例如,在记录唐开元三年(715)一场道教讲经的文书中,就对此有所论及。所谓“三教喻如一家养鸡,俱同一母腹”,认为儒释道三者是同源异流。讲经者还批评“谤道而信佛、谤佛而信道”的人是不理解佛教和道教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同碓臼舂米,水与米缺一不可。再比如,在记录盛唐时期(650-755)的一场道教讲经的文书中,强调对于儒释道关系的理解,认为“三教本同,行化即别”。讲经者从五个方面论述“道佛是同是一”:一是“国土别”,但是“教皆劝人断恶修善”;二是“言语别”,但是“解终是一种义”;三是“衣服别”,但是“譬如鸡本是同一母生,被人项上着纸,不解体何鸣,故见形相别”;四是“形相别”,“譬如饼成食多,号不同,若据饱,总是一种”;五是“释两教”,“根本是一,众生妄教,遂生别心”。文中认为道教与佛教只是表层的礼仪风俗的差别,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反对佛教道教争胜,认为“众生执佛道,得一边失一边。”

从这些记录道教讲经的文书来看,当时的道教界已经关注对于儒释道关系的阐释,并且将三者的融合作为主要的诠释方向。而从实际社会生活的相关记载来看也是如此。敦煌道教文书中记载的敦煌官府对于道教、佛教办理度牒问题的处理,是将之归为一类,并未作太严格的区分,在手续上完全相同;而在很多发愿抄经的跋记中,求告的范围都是将道教和佛教的神祇并列于一处。

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在明代以后则成社会的主流思想。在此之前,唐代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众多有益的探讨,而敦煌道教文书的记载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对于探讨中国思想史上这一独具特色的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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