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神信仰文化解析 以上海吴淞江汉代开国功臣祭祀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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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God of Tides Culture: A Case Study on Community Sacrifice of Han Dynasty Founding Heroes in Wusong River, Shanghai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潮水涨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尚不能很好地利用潮汐,反而对大潮带来的破坏感到无力,于是就衍生出了“潮神信仰”。潮神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到了今天,海潮已不能再给百姓带来伤害,与其相关联的信仰也渐渐式微,不再广为人所知,但其痕迹依旧留存于一个个的旧地名中。透过这些旧地名,可以一探上海先民的信仰世界。

潮神信仰文化解析 以上海吴淞江汉代开国功臣祭祀群为例

一、吴淞江“霸王潮”之由来

吴淞江,源出太湖瓜泾口,经吴江、昆山、青龙镇东流入海,是太湖的主要泄洪道,也是苏州的出海航道,吴淞江南岸的青龙镇(今青浦白鹤镇境内)为唐宋时期上海地区最有名的贸易港口,史书号称“巨镇”。据记载吴淞江在唐代宽约20里,颇为浩瀚,古代吴淞江与今钱塘江一样有杭州湾那样的喇叭口,称为“沪渎海”“华亭海”,上海市区在唐代以前,绝大部分就是在这喇叭口中。外宽内狭的喇叭口形状必然形成大潮,每遇涨潮,口外水涨一尺,口内潮涌一丈,如果是台风、暴雨、天文大潮和上游洪水同时来临,所形成的汹涌狂潮更是泼天而来,对吴淞江沿岸造成巨大影响,而这种潮水被当时的上海百姓称为“霸王潮”。(明万历《嘉定县志》)

每逢“霸王潮”到来,位于长江入海口并处于农耕时代的上海往往被笼罩淹没于雨幕汪洋之中,家园被毁,庄稼无收,人畜溺毙,直至现代城市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仍是申城沪地的心腹之患。然而楚霸王项羽终其一生并未到过上海,那又为何将吴淞江的潮水与项羽扯上了联系呢?这就要从上海旧时“江东”这个地名说起。

古时吴淞江沿岸地区有“江东”之称。清代顾清泰《青溪八景》开篇云:“我里僻吴淞江之左,曰小江东。”又云:“大海环东北,西即吴淞江。”可见吴淞江东面地区有“江东”之称,《上海地名志》中也有“明初以前,约今浦东新区高桥港以北地区称江东,因在吴淞江以东得名”的记载。而当年楚汉相争,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之滨,留下“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语,此处所说的“江东”是泛指长江下游的东南部地区,并非上海吴淞江东,但是朴素的老百姓还是将两个相同地名联系在一起,认定吴淞江的潮水与秦末的楚霸王项羽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于是就演化出这样一段神话:楚霸王死后化为吴淞江潮神,只要一发怒就掀起滔天巨浪,潮水汹涌而来,使得海水倒灌,怒涛汹涌,毁堤荡禾。

二、“刘能克项”——立庙魇镇之法

为了抵抗“霸王潮”,在常规水利治理之外,老百姓也想到了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对抗海潮,清代学者王初桐认为,这一举措可追溯至唐代:“昔项羽为吴淞江神,屡有风波之警,唐时立汉七十二功臣庙以镇之。”(清嘉庆《嘉定县志》)清代学者邓显鹤在《沅湘耆旧集》也说:“唐时江潮甚猛,谓为西楚霸王潮。江旁立汉诸功臣祠以压之。”但根据诸多地方志的记载,大多数汉功臣庙都是建立于宋元之际,比如,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宋元间,吴淞江江潮汹涌,人称‘霸王潮’,便立汉初功臣庙以镇之。”因为历史上项羽为刘邦所败,所以百姓相信“刘能克项”,希望通过为刘邦手下汉将立庙建祠的举措,来压住吴淞江上汹涌澎湃的“霸王潮”,祈求曾与楚霸王项羽作战并获胜的汉朝功臣猛将们担任沿江的守护神,为老百姓对抗“霸王潮”。而在吴淞江河道最曲折、水患最严重的一段,即今青浦盘龙、嘉定黄渡、闵行纪王、诸翟一带,汉初功臣庙最为集中。

据统计,这些庙宇所祀神灵多为西汉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英布、纪信、彭越、陈平等,不过根据查考上海地区历代方志及现况,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西汉后期的名臣。至晚清民国时期,依旧有不少汉代开国功臣祠庙存在于吴淞江沿岸,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许多已经湮灭,只能从现存的一些地名上依稀感受。比如,供奉萧何的萧王庙位于今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鞍山新村一带,到20世纪50年代尚存,后因建造新村而拆除,现一些老人依旧称呼其为“萧王庙”。最北端则为始建于南宋时期的萧泾古寺,亦是供奉萧何,现在依旧屹立于华漕镇上。其他如纪信庙称纪王庙,日后形成纪王庙乡;元代在彭越浦东岸建造彭王庙,清代建镇,名为彭王庙镇,后改名彭浦镇;因祭祀樊哙的樊王庙而得名的樊王庙渡口,后称作梵皇渡,即今天上海的万航渡路……这些地名依旧默默昭示上海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系统的西汉开国功臣祭祀群。如此庞大而系统的祭祀群,在全国也十分罕见,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潮神信仰中的两种方式

涌潮形成之初,潮神信仰即随之产生。与吴淞江的“霸王潮”一样,同处江南的钱塘江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钱塘江河口两岸现存最早的潮灾记录为唐大历十年(775),在1300多年里,有史可稽的潮灾就有183年。

起初,同“霸王潮”的传说相同,古人将钱塘潮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破坏归因于伍子胥冤死泄愤。据东汉王充《论衡·书虚篇》记载:“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唐代司马承祯在《史记索隐》中也说:“子胥怨恨,故虽投江而神不化,犹为波涛之神也。”可知伍子胥作为潮神,其形象最初就是凶神。但与对待“霸王潮”以“刘能克项”的相克心理镇压不同,对于伍子胥的怨怒,时人皆以立庙祭祀的方式来安抚其怨气。如《论衡·书虚篇》记载:“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后汉书》中记载:张禹为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当祀之。”这都是自两汉时就有伍子胥庙之证。

之后,随着两汉以来士人对伍子胥忠孝形象的强调,魏晋以后,潮神伍子胥的形象渐趋正面。而在隋唐五代时期,由于钱塘江两岸低地的开发和人口增殖,钱塘江潮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剧,伍子胥司潮神职也更为政府重视,故唐代时对潮神伍子胥封号赐爵,将其纳入国家祀典。而在当时禁毁民间淫祠的风潮中,伍子胥庙(祠)也是作为代表被保护下来,并且与大禹、泰伯、季扎这些历史上的圣哲相并列,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为何同为造成灾患的潮神,受到的待遇却如此大相径庭?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传统对人功业进行评价的忠孝伦常体系。在人们的认知中,伍子胥的怨气是因为身为忠臣而为国身死。比如同时代的《庄子·盗跖》中就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晏子春秋》也说:“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愿得以为臣。”尽管汉代司马迁《史记》对伍子胥破楚时的所为不满,但也认为伍子胥是不拘小节的伟丈夫,成就不朽之名。中国传统的伦常体系以忠孝为最高标准,而无论是从忠、孝哪个角度而言,伍子胥都为人所崇敬,因此符合传统的“功德成神”理念,其形象也可以从人鬼凶神变为官祀神明。

相比伍子胥,人们对项羽的评价则差得多。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韩信对项羽的评价:“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恃匹夫之勇耳。”“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彊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而身死之后的项羽,历史上依旧有不少因不得祭祀而降灾致祸的记录,这与伍子胥官方敕封、天下立庙有很大不同。因此,同样作为潮神,人们所采取的对策也完全不同。

随着城市的发展,上海吴淞江沿岸的汉代开国功臣祠庙很多都已不复存在,只能从一些地名上依稀感受,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系统的西汉开国功臣祭祀群。如此庞大而系统的祭祀群在全国十分罕见,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杨小霞 周晶纯 福建师范大学,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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