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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道教研究(二)

The Study of Taoism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wo)

四、道教研究的深入与拓展(2000-2009年)

历史进入21世纪,道教研究承前启后,也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继承研究道教历史和文献的传统,研究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开始较多地关注现实道教,并挖掘道教内部所具有的文化资源以运用于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了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了道教研究视角和范式的新趋向。

据初步统计,2000年至2009年的十年间,共发表道教相关学术论文上千篇,平均每年100篇左右;出版道教相关学术论著约300部,平均每年30部左右。道教研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国内环境有关,道教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学术研究机构的继续成立和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人才的培养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各种课题资助的数量和力度加大。

在此期间,一些大学的宗教所和研究中心成为重点学科或重点研究基地,出版多种著作和刊物,培养研究人才,有力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如1999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更名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以道教史研究、道教思想史研究为主要特色,承担了大量各级科研项目,培养了众多道教方向的研究生。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被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以研究所为主要依托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学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成立,下设老庄学研究室、全真道研究室、地方道教研究室等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于2009年获批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在各级各类课题的申报上,道教学科也得到了较好的机遇。据统计,在1991年至1999年间,道教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有24项,平均每年不足3项。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4年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极大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国家项目数量大幅增加,道教学科也获得较多的资助。据统计,2000年至2009年,道教研究项目共获得52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平均每年有5项多。在国家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的良好环境下,我国的道教研究在21世纪初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世纪初,道教历史研究继续深化和拓展,其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转向断代史、区域史、教派史等方面,出版了众多著作。如张广保《唐宋内丹道教》,李大华等《隋唐道家与道教》,汤一介《早期道教史》,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樊光春《陕西道教两千年》,萧霁虹《云南道教史》,王志忠《明清全真道论稿》,张金涛《中国龙虎山天师道》,赵卫东《丘处机与全真道》,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刘固盛《道教老学史》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丰富和深化了道教历史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

关于道教文献的整理,在新时代也进一步深化,呈现出新的气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大型道教文献整理项目的完成和出版;二是宫观山志、道教碑刻、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等新材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和出版;三是道教经典的专题研究。

自1996年至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中心与中国道教协会、华夏出版社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华道藏》编修工程,这是明代以后首次全面整理编修《道藏》的大工程,全国各地科研院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编纂和点校工作。2004年《中华道藏》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全书在《明道藏》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等,计1526种,分为49册,约6000万字。除了《中华道藏》,还有一些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也完成出版。如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全20册),《中国道观志丛刊》(全36册)、《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全28册)等出版。

在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如2004年,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出版,著录敦煌道教文献800多件。在道教碑刻的搜集与整理方面,有赵世瑜《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张华鹏《武当山金石录》,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吴亚魁《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张泽珣《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附造像碑文录》等。

在道家与道教思想方面,此阶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出版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如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全4卷)于2009年出版,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

以前的道教研究偏重于历史文献和哲学,随着道教研究的深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方术等领域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增加,先后有闵智亭《道教仪范》,陈耀庭《道教礼仪》,任宗权《道教科仪概览》,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卢国龙和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等著作出版。在符咒法术方面也有专门的研究,如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刘仲宇《道教法术》,李远国《神霄雷法》,张振国《道教符咒选讲》等,都有一定的研究深度。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除了继续深化对道教历史、文献、思想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外,人们开始关注道教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关注现实中的道教,并运用道教文化资源于现实生活,因而对当代道教的研究大大加强。2000年,李养正《当代道教》出版,是关注和研究当代道教的代表作。2002年,叶至明主编《道教与人生》一书出版,收录了在庐山召开的两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探讨的主题是道教与现代文明、生活道教,反映了道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道教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研究路向。从2002到2008年,中国道教协会连续举办了四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从不同的角度和专题,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探讨新时期道教思想与当代社会如何适应的问题,并对道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道教研究的创新与转型(2010-2019年)

在这个时期,道教研究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面对新时代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变化,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深度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研究范式的逐步转型。近十年来,道教学研究在研究平台、人才培养、课题申报和刊物创办上都有所创新和发展,为道教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首先是道教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和学会的不断创立,为道教研究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如2010年,四川大学成立老子研究院;2016年,“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和“中央民族大学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同年,山东师范大学成立“全真道研究中心”,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武当研究院更名为“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2018年,中国宗教学会道教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道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立。2019年,四川大学成立“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断代史研究中心”“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等五个中心;西南交通大学成立“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宗教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道教学术研究的繁荣。

其次是各种学术刊物的创办,为道教研究提供了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机构相继创办了一些学术集刊,以刊登道家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于2010年创办了《老子学刊》,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于2010年创办了学术集刊《全真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明道道教研究所于2012年创办了学术集刊《正一道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于2018年创办了学术集刊《中国本土宗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道教研究中心于2018年创办了学术集刊《道教学刊》。这些学术集刊的持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学术的发展。

从2010年至今的十年间,道教研究成果突出,数量庞大。据初步统计,此期间共出版道家道教类著述约400余种,平均每年新增约40余种;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道教学术论文在2000篇以上,平均每年在200篇左右。从成果的数量和研究的深度来说,应该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道教历史研究是百年来道教研究的主题和重点,此期间的热点主要集中于道教区域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先后出版有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孔令宏等《江西道教史》《浙江道教史》,佟洵主编《北京道教史》,赵芃《山东道教史》,刘庆文等《河北道教史》,刘固盛等《湖北道教史》,孙亦平《东亚道教研究》《道教在日本》《道教在韩国》,宇汝松《道教南传越南研究》等,这些著作都体现了新时期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化。

除了区域道教的研究之外,在道教通史、断代史、教派史方面也出版了不少成果。如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寇凤凯《明代道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白照杰《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吴亚魁《江南全真道教》,赵卫东《金元全真道教史论》,李志鸿《道教天心正法研究》,盖建民《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汪桂平《东北全真道研究》,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丁培仁《元前道派研究》,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刘莉《道教天心派北极驱邪院研究》,曹群勇《明代天师道研究》,李大华《香港全真教研究》等。

道教文献整理与研究是道教学永恒的主题和持续的热点。这十年来,学术界在道教文献整理方面更上层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1年,熊铁基主编的大型道教文化丛书《老子集成》(全15卷)出版,收录自战国至1949年关于《老子》的传本和注疏本,共265种,全部加以标点、校勘,重新整理,形成规范的、便于现代人使用的文本,是新时期道家道教文献整理工作的重大成果。另外,2018年方勇主编大型丛书《子藏·道家部·老子卷》(全120册)出版,共收录《老子》白文本、节选本、稿抄本、批校本及研究著作共457种,影印出版,集《老子》各种版本及研究资料之大成。除此之外,此阶段在道教碑刻资料的挖掘整理上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地方志、档案、出土文献等方面也受到关注和挖掘,如何建明主编《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全1200册)分寺观卷、人物卷和诗文碑刻卷三大系列,分类搜集了全国各地历代六千余种地方志中的佛道教资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道教研究(二)
山西省芮城永乐宫壁画绘制于元代,它不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图为壁画中的“南极长生大帝”。

关于道教典籍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对重要道教经典的点校整理和研究,不断推出新成果。如王卡主编《中华大典·宗教典·道教分典》,汪桂平等点校《齐云山志(附二种)》,陈文龙《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研究》,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王岗点校《茅山志》,王皓月《析经求真:陆修静与灵宝经关系新探》,夏先忠《六朝上清经用韵研究》,刘祖国《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道教制度、仪式和法术等领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主要有张泽洪《道教礼仪学》,李远国《道教法印秘藏》,刘仲宇《符箓平话》《道教授箓制度研究》,任宗权《道教手印研究》,张振国等《道教符咒大观》,姜守诚《中国近世道教送瘟仪式研究》,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高丽杨《全真教制初探》等。

此外,在道教思想与哲学、道教内丹与医学养生、道教与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是成果丰富,不断创新。特别在道教与当代社会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加强了对道教现状的调查,加强了对道教当代价值的挖掘,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

2008年,《中国宗教报告》(宗教蓝皮书)开始出版,此后每年一辑,到2017年已编纂出版十辑,每辑都有当年的各大宗教报告。其中每辑都至少有一篇道教报告,对当年的道教大事及热点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如李刚《新生态、新问题、新挑战下道教文化的角色功能》,王卡《道教发展的新气象和新机遇》,汪桂平《2013年道教发展与走向世界》等,这些报告以其现实性、及时性和连续性,成为道教现状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此外,还有不少专著或论文集也在探讨道教的现代价值和当代发展状况。如陈霞主编《道教生态思想研究》、黄永峰《道教在当代中国的阐扬》、袁志鸿《凝眸云水:关于道教文化的思考与阐扬》等,均探讨了道教文化发展问题。

总之,道教与当代社会的研究是21世纪以来道教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并在未来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六、新时代道教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综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道教研究,从缓慢发展到繁荣兴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道教研究也进入到全新的时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道教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支,在机构建置、人才培养、刊物创办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教学科体系。

新时代的道教研究,必将在70年来积累的巨大基础之上继续前行,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转型。展望道教研究未来的发展走向,大致会在以下方面进行继承和创新。

(一)道教历史、文献等领域继续深化

道教历史研究一直是百余年来道教研究的主要脉络和重要领域,也仍然是未来道教学术的主流,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化、细化和创新。如断代道教史(特别是宋元以后的断代史)、区域道教史(包括海外道教)、教派史等仍然是重点研究领域。道教通史也将在吸纳新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的视角进行重新构建,如卢国龙主持的大型课题正在组织学者撰写十卷本《道教通史》,樊光春也在编写道教学院教材《中国道教史》。

道教文献也是传统深厚、历久弥新的一个重点领域,70年来出版的学术成果难以计数,未来仍然是道教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并且偏向于一些大型集体项目。如规模巨大的“中华续道藏”工程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之中,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预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另外,敦煌道教文献合集、东方道藏、道藏集成、中华道经精要、道医集成等大型项目也已启动或已基本完成。

(二)道教仪式、修炼、戒律、法术等领域重点关注,有待突破

道教仪式、修炼、戒律、法术等领域属于道教内部的信仰要求和行为方式,以前学者们虽有关注和研究,但偏重于历史和现状描述,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图像学、现代科学等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有望实现突破和深化。如吕鹏志与劳格文(John Lagerwey)合作主编《道教仪式丛书》,计划首批出版15种。卢国龙正在主持“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其中在“道门威仪”“道法修持”子项目上,研究进路也有所创新。

(三)道教交叉学科具有活力

道教医学、道教心理学、道教图像学、道教文学、道教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虽然一直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兼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相对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也远远不够。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不同学科的交流互动,该领域正充满活力,潜力巨大。

(四)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创新

新时期的道教研究,范式转型和方法创新是时代的必然需求。老一辈研究者多为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出身,偏向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新一代研究者更为多元,兼具考古学、医学、心理学、艺术学、建筑学等学科背景,研究方法偏向于交叉学科,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借用和吸收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学者们提出要“构建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因此,构建和完善中国道教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应是未来的必然之势。

作者:汪桂平,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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