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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国际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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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道教的学者意识到,经典文献所描绘的道教与历史上实际实践的道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道教学者多专注道藏内与特定经典、仪式相关的文献,道教史通常是透过这些经典的棱镜而得以呈现的。然而这些经典和文本却无法表现清晰的宗教实践。

2019年6月28-30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国际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佛罗里达大学、巴克内尔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匈牙利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等26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学者(其中国外学者6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28篇。会议主席、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白彬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霍巍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李福(Gil Raz)副教授分别致辞。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道教的学者意识到,经典文献所描绘的道教与历史上实际实践的道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道教学者多专注道藏内与特定经典、仪式相关的文献,道教史通常是透过这些经典的棱镜而得以呈现的。然而这些经典和文本却无法表现清晰的宗教实践。

“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国际会议”综述
上清宫考古

学者们可以运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现当代道教,但是,触摸历史上已经逝去的生活宗教则更为复杂。数量巨大的考古、石刻等实物资料,对研究古代道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资料容易被道教学者所忽视。20世纪80年代末,四川大学张勋燎教授正式提出“道教考古”的命题,他认为利用宗教学和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与古代道教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可复原古代道教活动历史。道教考古材料多具有小型、分散之特点,有者自身带有文字或与其他铭刻材料伴出。这些资料,从石刻、造像、墓志铭到庙碑,提供了特定地方道教丰厚的历史和社会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在藏内文献中未见记载,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思考道教的历史。为推动多学科交叉、运用不同研究方法、从多个观察视角和维度对道教实物进行深度挖掘,相互交流,增进了解,打破学科之间壁垒,在发现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的同时,探讨道教实物材料及其所蕴含的传统思想体系,经教育部批准,特举办本次国际会议。

本次国际会议以“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为主题,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史等不同学科领域的28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道教碑刻、道教造像、道教与墓葬、道教服饰、黄箓画等议题展开交流和碰撞。

一、道教碑刻

道教碑刻因其文字信息丰富、数量众多、类型多样,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道教碑刻占近二分之一(13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碑刻材料的解读

北京大学李凇教授《一件石碑在五百年里的三个故事——论华山〈唐代真君祠碑〉应是建造于北周的〈四面造像碑〉》一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重新辨析了陕西华山玉泉院内的一件被认为是唐代建造的《真君祠碑》造像碑。他指出,该碑不是纪事碑,而是初建于北朝末期的造像碑,唐、宋时期又分别于其上勒石纪事,即先后有三个朝代在石碑上叠加的痕迹。

西南交通大学赵川讲师《阆中石室观南齐〈隗先生石室记〉研读札记》一文,对四川阆中石室观南齐《隗先生石室记》进行订正与增补,在此基础上结合古灵宝经推测道教造像的起源应该更早,至迟在东晋末刘宋初古灵宝经问世或稍晚时,即已在南北方地区出现。

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崔倩女士《杭州碑林藏元明道教碑刻研究——以佑圣观及真武信仰为中心》一文,以杭州碑林藏元明时期三通道教碑刻与佑圣观的关系为基础,探讨了佑圣观在元代的道教活动,并就真武像、吕仙像模本来源及传播路线等问题进行分析。

(二)碑刻材料与道教史

利用碑刻材料对道教史进行研究,可分为对道教史的补正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

新见道教碑刻材料的“证经补史”,主要体现在补正道、史书文献中的错误记载,丰富此前资料匮乏的高道生平事迹。江西师范大学吴小红教授《〈张留孙碑〉与元中后期的玄教》一文,将北京东岳庙和江西鹰潭龙虎山天师府内两通不同时期竖立的《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张公碑》(《张留孙碑》)碑文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张留孙碑》文本不是出自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而是由张留孙的弟子和翰林院的官员共同拟定的。她还对两次树立《张留孙碑》所反映元代中后期南方正一道地位的变化进行分析。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王岗(Richard G. Wang)副教授The Genealogy of Shangqing Patriarchs at Maoshan in the Ming(《明代茅山上清宗师的谱系》)一文,结合相关碑刻及道书文献记载厘清了明代茅山上清宗师谱系,在元刘大彬所编《茅山志》收录六朝至元上清宗师谱系的基础上,将上清宗师谱系完善至明代。他还对明代上清宗师与道教灵官制度、元符宫主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

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罗智文《何道宁与蒙元初期的祖庭风波》一文,则结合部分碑铭、墓志材料对蒙元时期高道何道宁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爬梳。

利用道教碑刻材料进行的专题研究,突出体现在道教与地方社会领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李福副教授Reimagining Daoism:the Lived Religion of Dao-Buddhist Communiti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重识道教:北朝佛道教团组织中的生活宗教》)一文,从关中北朝佛、道造像碑等铭刻材料出发,指出兴建造像碑之信众对道、佛宗教属性认识具有模糊性,该信众团体在实际生活中精心设计的造像碑与经典记载相异。他认为,北朝时期的佛、道造像碑是生活宗教(Living Religion)的典范,揭示了当地教团或个体信众从广泛的实践和信仰中所做出的选择和创新,即把佛、道不同经典、不同教派思想都融摄进来——正是此种生活宗教使得道教宣化得以兴盛发达。

山东大学孙齐博士《宗族、宗教与社会流动——北朝隋唐芮城社会的个案研究》一文,通过分析52种芮城北朝至隋唐时期佛、道教造像的拓片或原石题名,探讨佛教和道教在芮城这一县级地域的存在形态及其与居民社会阶层的关系,提出不同时期佛、道两教信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阶层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即何种宗教能为当地家族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就社会流动功能而言,北朝的道教处于劣势,唐代则给道教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机遇。

巴克内尔大学陈松(Song Chen)副教授Taming the Gods:The Imperial State and the Local Cults in Sichuan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降服众神”——唐宋时期的国家政权与四川的民间信仰》)一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道书、正史、方志、碑刻及地方传说,对唐宋时期李家先主李龙迁与江油牛心山的地方信仰进行了分析。

黑龙江大学沈一民教授《佐证权力——石刻文本中的张三丰》一文,结合各地尤其是湖北武当山和河南南召、桐柏、方城等地与张三丰相关的石刻文本,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为张三丰立碑或刻三丰事迹碑的目的进行分析。

厦门大学祁刚博士《近世以来无锡的道教、道士与地方社会》一文,以江苏无锡现存宋元道教碑刻资料为主,结合方志、文集、家谱等地方文献对无锡本地“洞虚宫——泰伯庙”这一组道观的道派渊源、祀典传统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考察,并将其置于宋明以来无锡地方社会生活的语境中予以解读和分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宋代以来区域世系下的无锡道教历史脉络。

部分学者对道教碑刻展开专题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吕鹏志教授《早期罗天大醮新探——以唐代岱岳观碑为中心》一文,对道教碑刻材料中所见道教仪式进行了阐述。他在深入辨析“斋仪”与“醮仪”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岱岳观碑》之上的六通碑文,提出产生于盛唐或中唐时期的早期罗天大醮,实为金箓斋仪之一部分,即金箓斋末之醮而非独立之醮仪;罗天大醮与河图醮关系密切,两醮均是为国家祈福,亦可能合并或同时举行。

湖南大学罗逸(Bony Schachte)助理教授The Daoist Offering and Its Economy:The Case of Zhou Xuanzhen (1555-1627) and His Ritual Activities on Mount Wufeng(《道教醮仪及其经济层面:以周玄贞在五峰山的仪式活动为个案》)一文,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以山东长清五峰山现存明代高道周玄贞开展醮仪活动的碑刻为个案,着重探讨了周玄贞为明神宗皇帝所举行的醮仪及其经济层面的问题。

二、道教造像

近年来,道教造像在海内外考古学、道教史、美术史领域引起广泛关注。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4篇与道教造像有关,多为对造像本身的分析,亦有专题研究。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李小强研究员《寻“道”大足——谈大足道教石刻的几个特点》一文,从大足道教摩崖造像的题材、道教文化观念、雕刻技艺、文化融合、民间信仰等方面,对重庆大足地区道教造像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与阐发。他指出,大足地区的这些实物雕刻遗存,当是了解道教与民间文化互动关系的生动史料。

四川大学白彬教授、张亮博士《四川丹棱龙鹄山唐代道教造像调查与研究》一文,在全面披露唐代道教摩崖造像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将龙鹄山造像群可辨识的67龛造像分为尊像龛和组像龛,并进行统计学分析。他们指出,龙鹄山造像群总体面貌基本一致,造像点开凿年代大致相当,均为盛唐时期;结合对第24龛《龙鹤山成炼师植松柏铭碑》的考释,提出丹棱龙鹄山道教造像,部分受到了道教古灵宝思想的影响。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邓宏亚《四川安岳新发现“元始天尊”“十方天尊”“十方佛”合龛研究》一文,在田野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龛内造像、题记及相关道书文献分析指出,四川安岳三教寺第18龛包含了丰富的古灵宝经思想,“十方天尊”应为“十方灵宝天尊”,“十方佛”亦出于灵宝经。该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四川地区道教造像活动对经典理解和接受的地方性。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怡《跨越边界:关中地区北魏造像碑上的香炉图像》一文则是对造像组合中香炉展开专题探讨。她以关中地区药王山、临潼及西安的北魏造像碑中心,通过考察实物与图像两种形态香炉在形制上的差异与共性,提出造像碑上的香炉可能是受中亚或印度等域外因素的影响。

三、道教与墓葬

道教特有的生死和灵魂观念,使得墓葬中有大量与道教有关的遗迹遗物出土,是道教影响和参与彼时丧礼活动的鲜活例证。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围绕道教与墓葬这一主题的有6篇,主要是墓葬铭刻材料,另有图像及器物。

(一)墓葬铭刻材料

四川大学张勋燎教授《川渝地区明墓出土的道教“登天左右契”》一文,详细介绍了4件川渝地区明墓出土的刻画或朱书的砖、石道教符券,这些道教符券或称“登天左契”,或称“登天右契”,或称“登天券式”,部分与“买地券”文字相结合,有者单独成券。结合道书文献,他对券文及道符的具体含义作了考释,提出“登天左、右契”是道教灵宝派或正一派道士在举行葬墓醮仪仪式中,以天帝名义发给墓主亡灵升天之凭证;道书文献所见醮墓仪式多为葬埋多年的墓葬而设,罕有言及下葬者,此4件券文材料,可补道书记载之缺。他还结合其数十年来研究铭刻材料的心得,对铭刻材料的使用、文字的隶定、铭刻材料与出土环境的结合等进行了分析。

成都博物馆杜康助理研究员《宋代成都的道士墓与道教信众墓研究》一文,依据墓葬出土铭刻材料,将成都地区发现的14座宋代墓葬推定为道士或道教信众墓。他提出,成都地区的宋代道士与道教信众墓是本地晚唐五代道士墓的继承和发展,其与唐代两京地区的道士墓存在渊源关系。其中,北宋时期道士与道教信众墓在营建构造、随葬器物等方面与俗人墓相似,无明显差异,反映出晚唐五代以降道教发展也有转向世俗化、民众化的趋势。但南宋时期道士与道教信众墓出土的五方消灾真文劵、生墓券和墓主人像,则为俗人墓所无,反映出道教与堪舆术进一步紧密结合,并借此达到禳灾延寿的目的。

墓葬铭刻材料,亦可丰富高道的生平事迹,并籍此考察部分两京重要宫观。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闻研究员《新见〈李洞真墓志〉与中晚唐长安的咸宜观》一文,结合新见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的《唐故咸宜观主三洞法师李练师(洞真)墓志》拓片及李洞真墓五方镇墓石材料,对墓志的撰书者、李洞真道门谱系、“本教五练法”与李洞真墓出土五方镇墓石之关系等进行考证,认为咸宜观主并非唐代著名女道冠鱼玄机而是李洞真。根据李洞真在道门的地位,他提出咸宜观当为中晚唐时期长安城中最重要的女冠观。

郑州轻工业大学徐菲讲师《镇墓真文的宗教文化分析——以〈灵宝青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九炁天文〉为例》一文,以成都出土北宋刘六一娘墓中“五方炼度真文”为中心,分析镇墓真文在墓葬中的使用方法及其包含的宗教文化内涵。

(二)墓葬图像及器物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博士Feng Daozhen's Tomb Landscape Mural Distant Trees in Evening Light and its Daoist Question(《冯道真元墓的〈疏林晚照图〉及其道教问题》)一文,对元代高道冯道真的师承关系进行梳理,提出冯道真可能并非全真道士,或当属于神霄派。他对冯道真墓中的《疏林晚照图》进行研究,指出位于墓室北壁的《疏林晚照图》应代表昆仑山,妆绘的目的是象征墓主人登上昆仑升天成仙。

景德镇陶瓷大学黄吉宏副教授《刘渊然墓葬器物与社会观念的文化表征》一文,介绍了明代高道刘渊然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对明初丧葬礼仪的治理与重整进行了分析。

四、道教服饰

道教服饰史作为道教美术史下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本次会议涉及这一议题的论文有2篇。

成都永陵博物馆闫佳楠《后蜀赵廷隐墓出土戴冠女乐伎俑与道教女冠文化》一文,结合后蜀赵廷隐墓出土的五件头戴高冠女俑,将其冠式与四川龙泉驿北周文王碑摩崖造像、仁寿坛神岩等摩崖造像及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文博机构所藏道教文物进行对比,认为赵廷隐墓女俑所戴高冠为道冠,并结合文献资料探讨了五代时期蜀地道教对社会各阶层的浸润与影响。

北京服装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惠莹《关于道教冠饰世俗化转向问题的思考——以宋代女性部分典型冠饰为例》一文,以宋代部分世俗女性典型冠饰为个案,提出晚唐五代道教冠饰逐渐渗入生活领域,北宋则成为人们休闲时普遍穿戴的冠饰。该文还讨论了宋代女性世俗冠饰与道冠名目之间的联系。

五、道教黄箓图像

道教黄箓图像是道教美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次亦有2篇论文涉及这一议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戴晓云研究员《大足石刻的佛教水陆和道教黄箓遗迹》一文,结合大足石窟中的佛、道教造像及铭文,详细梳理了大足石刻的两种水陆形式,即唐五代宋的水陆斋和宋以后元明清的水陆斋,分别称为旧水陆和新水陆;探讨了大足佛教水陆斋和道教黄箓斋的关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远国研究员《论四川地区水陆画的分类与题材》一文,在充分梳理四川地区水陆画发现史的基础上,认为清代四川地区道教直接用了“水陆斋”的名称代替传统“黄箓斋”的名谓;他结合自己所藏2000余件水陆画实物,进行了题材地辨识与道派的判定。

六、其他

部分涉及道教经典及仪式传承。匈牙利科学院刘方(Judit Bagi)研究员《〈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报恩真经〉and its ritual context》一文,对明清时期成书的《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报恩真经》及其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呈现了今天云南腾冲地区依然保存的《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报恩真经》抄本及其宗教仪式。

七、结语

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围绕“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通过研讨,我们注意到,道教考古与铭刻材料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趋势值得重视:

其一,实物材料和考古材料,对复原和重构道教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道教研究需充分重视田野调查,并关注道教实物的地方性,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其二,道教实物材料的研究,开始突破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单一学科壁垒,不少学者尝试运用多学科方法,对道教实物的内涵进行阐释。

其三,新的学科领域亟待开创。与会学者认为,与道教民俗、道教天文、道教堪舆有关的实物材料相当不少,它们都是道教考古研究的重要分支,需要专门的知识、专门的人才进行研究。若干专题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如道教云篆、道教符箓、道教服饰、黄箓画等,都需要花费大力气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本次学术会议展现了中国道教考古研究的学术前沿,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资料来源等方面形成诸多共识,加强了海内外道教考古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必将进一步推动道教考古研究的深入发展。

作者:白彬 李福,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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