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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与龙肉——朱熹与道教丹学的一段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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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熹在晚年给学生蔡元定的一封信中提到周敦颐有关阴真君丹诀的诗,用了“猪肉”“龙肉”的比喻。其具体含义为何,迄无定说。本文首先检讨了柳存仁之说,指出其失,进而讨论了吾妻重二的相关解释,提出商榷。随后,参考俞琰的《席上腐谈》,对朱熹的内丹修炼问题给出了一个意见。最后,举出一条反证质疑现有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还丹歌注》之说,为王卡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金丹诀》的推测补充了一个证据;同时结合《道枢》所收《参同契》文本推测,“阴君丹诀”应是唐代以来流传的丹诀类《参同契》。

关键词:朱熹; 阴真君丹诀; 参同契;

Pork and Dragon Meat: A Case of Zhu Xi and Taoist Dan Xue

Fang Xudong

朱熹晚年因衰病而留意养生,其化名“空同道士邹”撰《周易参同契考异》一事被认为是这种心态的流露。(1)而《周易参同契》传为后汉末年魏伯阳所作,被推崇为“万古丹中之王”(2)、“万古丹经之祖”(3)。朱熹既撰《周易参同契考异》,自然就摆脱不了与道教丹学的干系。那么,朱熹是否亲身修习过道教丹学?如果确曾修习,朱熹所修又究竟是内丹还是外丹?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已做了很多研究。其中,不少论者都比较重视朱熹晚年写给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的一封信(4),将其视为朱熹从事道教修炼的一段“夫子自道”。在这封信中,朱熹这样写道:

阴君《丹诀》,见濂溪有诗及之,当是此书。彼之行此而寿考,乃“吃猪肉而饱”者。吾人所知,盖不止此,乃不免于衰病,岂“坐谈龙肉而实未得尝”之比耶?(5)

“猪肉”“龙肉”云云,显然是理解这段话的关键。从朱熹的口气来看,似乎蔡元定完全明白这些词的涵义,所以未作任何解释。那么,“猪肉”“龙肉”究竟何指?笔者在查阅了现有一些论著后,感到其间不无讹误疏漏,故撰此文,期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6)

猪肉与龙肉——朱熹与道教丹学的一段公案

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检讨柳存仁(1917-2009)关于“猪肉”“龙肉”的看法,指出其失;第二部分检讨吾妻重二(1956-)的相关解释,提出商榷;第三部分,结合俞琰的《席上腐谈》,对朱熹的内丹修炼问题给出一个解释;第四部分,举出一条反证质疑现有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还丹歌注》之说,为王卡(1956-2017)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金丹诀》的推测补充了一个证据,同时结合《道枢》所收《参同契》文本推测“阴君丹诀”应当是唐代以来流传的丹诀类《参同契》。

柳存仁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对朱熹信中所谓“吃猪肉”的理解。

由于柳文写得夹杂(7),不便具引,撮其大意如下:

1.“阴君丹诀”即托名阴长生、题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这部书实际是讲“御女损益”理论的。

2.朱熹知道这部书的性质,用“吃猪肉”来婉指“御女之术”。

3.周敦颐借助这种“吃猪肉”的《丹诀》而中年得子。

必须说,柳存仁的这些看法很成问题。首先,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朱熹所说的“阴君丹诀”就是《阴真君还丹歌注》。其次,他不了解朱熹关于“猪肉”“龙肉”之说其实是用了苏东坡的典故。

“阴君丹诀”的问题相对复杂,我们放到后面详细讨论,这里先来看后一点。

苏东坡《答毕仲举》书云:

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8)

可以看到,“龙肉”“猪肉”之譬是苏东坡与友人陈述古打的一场口头官司。后者平时好谈禅学,自以为高,视东坡之言为浅为陋;而东坡则反唇相讥,把陈述古津津乐道禅学的做法比作“终日说龙肉”,认为不如他之所学虽然浅陋如猪肉,却是实实在在地食之而能得真饱。

朱熹用东坡此典,意思是说:周子实实在在地按照阴真君《丹诀》养生,而获得寿考(9),就像东坡所说的吃猪肉而饱者,他与蔡元定所知养生之学(此指传为魏伯阳撰《参同契》)远超阴真君《丹诀》,却一直停留在书面,而没有付诸实践,故不免于衰病,这就像东坡讽刺的终日说龙肉而不曾尝一口者。

柳存仁一时失检,将“吃猪肉”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御女”之法,实不足为训。在笔者之前,吾妻重二发表于1984年的一篇论文已正确地指出,朱熹的“猪肉”、“龙肉”之譬系用东坡典故。

至于猪肉与龙肉之譬喻,见于苏轼《答毕仲举书》(《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五),龙肉为最上乘的方法,猪肉则是其次的通俗的方法。要之,朱熹在这里感叹道:我们不仅了解了猪肉一般的《阴君丹诀》,甚至连被比作最上乘之龙肉的“魏书”即《参同契》也已掌握,却仍不能免于病痛。(10)

吾妻重二对“猪肉”、“龙肉”做出了正解,然而,他对这段话涉及的另一重要名词“阴君丹诀”,却跟柳存仁一样,也把它理解为托名阴长生(阴真君)著、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以下,我们就来检讨吾妻重二的相关论述。

吾妻重二说:

所谓“朱衣道士”传授《阴君丹诀》一事,也许是指五代宋初年间的道士陈抟所著《阴真君还丹歌》(《道藏》第4册),是讲述内丹养生术的歌诀。④

这是把“朱衣道士谆谆之诲”的内容直接理解为所谓《阴君丹诀》,进而又把《阴君丹诀》坐实为《阴真君还丹歌》。不能不说,这里有很多经不起推敲之处。

首先,即便如他所言,《阴君丹诀》就是《阴真君还丹歌》,那么,也应当了解,《阴真君还丹歌》的作者并非陈抟,陈抟只不过是《阴真君还丹歌》的注 者。(11)这 个问题还不是最要紧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吾妻重二有什么根据认定《阴君丹诀》就是《阴真君还丹歌》呢?

看其表述,他之所以把“阴君丹诀”理解为陈抟所注《阴真君还丹歌》,似乎是由于他在解读朱熹这封信时把“阴君丹诀”与前文“朱衣道士谆谆之诲,岂无意耶?”(12)那句话连起来考虑了。

然而,朱衣道士传授《阴君丹诀》一事,且不说从原文找不到这样理解的根据,即便我们能够同意,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不完整的:朱衣道士向谁传授《阴君丹诀》?朱衣道士又是何人?从作者以《阴君丹诀》为陈抟所著这一点来看,作者似乎是把陈抟视为朱熹所说的“朱衣道士”。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陈抟还有一个“朱衣道士”这样的外号。

其实,细绎朱熹原书,不难发现,朱熹所说的“朱衣道士”与“阴君丹诀”事无关,而是承前论王参政事所发。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分析朱熹这封信的整体结构,就会看得明白。这封信很长,头绪亦多,我们按文意将原文分为十三小节,并为每节加了小标题,若干重要名词在脚注中加以解释。

1.论精舍事

精舍(13)阒然,时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说,着实读书者,亦自殊少,甚可叹也。间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应今日独如此难启发,恐亦是自家未有为人手段,无以副其远来之意,甚自愧惧耳。

2.论吴伯丰

吴伯丰(14)在后生中最为警敏,肯着实用功,近年说得尽有条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后闻其立志守节,不为利害移夺,尤使人痛惜也。汝玉、彦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

3.论杨子直

得杨子直(15)书,亦奉问,但似云不敢相闻。前日答之,不曾入题,只云:小时见赵忠简(16)、李参政(17)诸公在海上(18),门人亲旧岁时问讯不绝,如胡澹庵(19),犹 日与知识唱和 往来(20),无所不道,秦桧亦不能掩捕而尽杀之,盖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既可叹惜,又可深为平生眼不识人之愧也。

4.托寄与周纯臣书

周纯臣,顷有一书,托直卿寄之,而不能达,却持以归。今再作数字,并附去奉凂,能为转寄,幸甚。然须有的便,乃可遣也。(21)

5.论陈廷臣及郡中诸人

陈廷臣(22)在营道不久,故人少识之。然见其诗亦颇跌宕,想亦以此不为人所敬耳。别幅所示郡中诸贤,闻之不胜悚叹。赵守,笃老静退,子弟皆贤,诚不易得。其名谓何?幸批谕也。欧阳君回书,幸达之。杨、安诸公,恨亦未之识,幸各为致意也。张舶,似亦略曾相识。

6.论王参政

王参政(23),早岁休官,泊然无求于世,而晚为秦侩所用,伤害忠良,助成凶虐,以此得罪于清议。朱衣道士谆谆之诲,岂无意耶?(此语密之。)

7.论阴君丹诀

阴君《丹诀》,见濂溪有诗及之,当是此书。彼之行此而寿考,乃“吃猪肉而饱”者。吾人所知,盖不止此,乃不免于衰病,岂“坐谈龙肉而实未得尝”之比耶?

8.论《魏书》刻本

《魏书》(24),一哥已刻就,前日寄来,此亦必寄去矣。校得颇精,字义音韵皆颇有据依,远胜世俗传本,只欠“教外别传”一句耳。

9.论弦望之说

前书亦尝奉扣弦望之说,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觉主验明白,(新本“金本是日生”,恐误作“月”字。)因来更望详以见告也。若来喻所谓非入静不能见者,此实至要之诀。但人省为扰扰,不能一意向里涵泳。

10.论《三琴图》

《三琴图》,此亦失却旧所画本,旦夕得暇,当令在子更依候气说画出,续寄去也。

11.论《礼书》

《礼书》(25),前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后卷则尽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见此定本全编否耶?

12.论杨簿

杨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于本领上多欠功夫耳。

13.论《党人遗事》

汤宰(26)所编《党人遗事》,若曾传得,幸略见示。

不难看出,朱熹所论王参政事,跟前面所论陈廷臣诸人一样,应当是回应蔡元定来书所提及者,而“阴君丹诀”这一节则明显不是论人,而是论学了。如果读者对笔者以上分节尚存疑虑,笔者再补充一条证据,那就是,朱熹原书在“朱衣道士谆谆之诲岂无意耶”这句话后有“此语密之”四字。这条证据很重要,正是这四个字,将“朱衣道士”云云与后面的“阴君丹诀”隔开,语意各自独立。

这里,顺便对朱熹所说的这个王参政做一点考察。王参政,实即王次翁(1079-1149),字庆曾,学者称两河先生,济南人。崇宁二年(1103)进士,累官至参知政事。《宋史》卷三百八十有传。其传云:金人败盟入侵,时议罢秦桧相,次翁为言于高宗,因得免,桧德之,后擢为参知政事。次翁希桧旨,排挤赵鼎,又与桧设计,释岳飞等人兵权。绍兴十三年(1143)因忤太后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居明州。十四年(1144)致仕,十九年(1149)卒。朱熹与门人间尝论及次翁其人。

王次翁,河东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桧召来作台官,受秦桧风旨,治善类,自此人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五中兴至今日人物上”,3161页)

现在的问题是:何以朱熹在论王次翁时突然提到“朱衣道士谆谆之诲”,这是用到了什么典故吗?

笔者认为,“朱衣道士”云云,当典出洪迈(1123-1202)《夷坚甲志》:

卫仲达,字达可,秀州华亭人。为馆职时,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与它检一检。”三人难之,少年曰:“若不检,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还,何必检?恐出手不得尔。”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谕意。吏捧牙盘而上,中置红黑牌二:红者,以金书“善”字;黑者,白书“恶”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数人捧簿书盈庭,一秤横前,两首皆有盘。吏举簿置东盘,柈重压至地,地为动揺。卫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检,今果尔,奈何?”少年亦惨沮,有悔意,须臾曰:“更与检善看。”吏又持红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状,一朱衣道士捧玉盘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盘中文书仅如筯大。吏持下置西盘,盘亦压地,而东盘高举向空,大风歘起,卷其纸蔽天,如鸟鸢乱飞,无一存者。四人起相贺,命席延卫坐。卫拱手曰:“仲达年未四十,平生不敢为过恶,何由簿书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恶轻,心恶者恶重。举念不正,此即书之,何必真犯!然已灰飞无余矣。”卫谢曰:“是则然矣,敢问善状何事也?”少年曰:“朝廷兴工修三山石桥,君曾上书谏,此乃奏稿也。”卫曰:“虽曾上疏,朝廷不从,何益于事!”曰:“事之在君尽矣。君言得用,岂只活数万人命。君当位极人臣,奈恶簿颇多,犹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导归。卫后至吏部尚书。(“卫达可再生”,《夷坚志》卷十六,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137页)

故事中,朱衣道士出场带来了待检者的“善”簿,从而抵消了之前的“恶”簿。有意思的是,这个善簿实际上是待检者的一份奏稿,奏稿建议朝廷停止一项扰民工程,奏稿虽上,却并没有为朝廷所采纳。这份奏稿之所以被冥府如此看重,是因为冥府判断善恶的标准主要在于人心,也就是故事中借少年之口所说的道德教训:心善者恶轻,心恶者恶重。举念不正,不必真犯,就会被当作“恶”者记录在案。反之,举念正,不必果,就会被当作“善”者记录在案。洪迈的《夷坚志》好以因果报应劝善,“卫达可再生”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回到朱熹的书信,如果“朱衣道士”是典出《夷坚志》,那么,朱熹那句话是说:王参政助纣为虐,难道就不怕到了阴间那里会根据每个人的平生居心来称量善恶?言下之意,心术不正者自有天谴。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色彩,传出去对朱熹的儒者形象或恐不利,所以朱熹后面特别叮嘱蔡元定不要外泄(“此语密之”)。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朱熹有可能用《夷坚志》“卫达可再生”的典故吗?回答是肯定的。“卫达可再生”这个故事收在《夷坚甲志》,此志成书于南宋绍兴末,出版后广受欢迎,在社会上达到了“家有其书”的程度。洪迈作于乾道二年(丙戌,1166)十二月十八日的《夷坚乙志序》云:

《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27)

乾道初(1166年前后),朱熹不到四十。而朱熹与蔡元定(季通)提到“朱衣道士”的这封信写于庆元末,朱熹已年近古稀。以《夷坚初志》(亦即《夷坚甲志》)的流行与朱熹师徒的博洽,《夷坚初志》为他们所熟悉,是很自然的事。事实上,《朱子语类》有两处提到《夷坚志》。(28)

另一方面,卫达可入冥故事流传甚广,宋人张镃(1153-1221,原字时可,后改字功甫,号约斋,南宋名将张俊之后)所编《仕学规范》卷三十一“阴德”(宋刻本)即全文抄录。而张镃与朱子为同时人。这应该可以作为朱熹熟悉出自《夷坚志》的“朱衣道士”典故的一个旁证。

吾妻重二将“朱衣道士”一句与《阴君丹诀》联起来解读,可能是因为,他在引用朱熹这封信时,没有注意到“朱衣道士谆谆之诲,岂无意耶?”这句话后面原文还有一行小字注:“此语密之。”然而,正是这行小字注,明白无误地将“朱衣道士”这一节与后面的话划为两截,“阴君丹诀”云云是另起一段,而“朱衣道士”之说是针对王参政(王次翁)而发,自与后文所述“阴君丹诀”事无关。

就分章断句而言,“阴君丹诀”以下宜另起一段。又,“阴君《丹诀》”一句,《朱子全书》整理者断作“《阴君丹诀》”,此亦欠妥。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部题为《阴君丹诀》那样的书,所以,此处标点宜作“阴君《丹诀》”。(29)

以上讨论还遗留了几个问题没有解决:首先,朱熹所说的“正是此书”,“此书”指什么?是“阴君丹诀”还是《周易参同契》,抑或其他?其次,如果说“龙肉”就是指《周易参同契》所载丹法,那么,朱熹自嘲“坐谈龙肉”是何意?是说他不愿实地修习《参同契》丹法吗?还是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30)?换言之,朱熹究竟是“不为”还是“不能”?如果是后者,即朱熹有意修习却无力于此,又是什么原因所致?

我们先从后一个问题开始。对于这个问题,俞琰(1258-1314)《席上腐谈》的一条材料也许能提供一个参考。(31)

朱晦庵谓季通曰:“阴君《丹诀》,见濂溪有诗及之,当是此书。行此而得寿考者,乃吃猪(引者按:此下当有一“肉”字)而饱者。吾人所知,盖不知(引者按:“知”为“止”误)此,乃不免于衰病,岂坐谈龙肉而实未得尝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参同契》时,见吕四行八段锦术(32),诧其老健,每窃笑之。逮今思之,《参同契》之学实屠龙术,不如四行之宰猪也。知而不为,乃晦庵所谓坐谈龙肉者尔。然学是学者,非屏妻子不可为也。我辈读圣人之书,况有父母在,讵敢违天而为偷生之计哉?然如此尝夜坐而试之矣,盖亦略知龙肉之味者也,岂不愈于坐谈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胜衣,所以苟延残喘而至今未死,亦《参同契》之力也。(33)

俞琰,字玉吾,自号全阳子、林屋山人、石涧道人,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宋亡,隐居著书。著有《周易集说》《周易纂要》《周易参同契发挥》及《释疑》《易外别传》《阴符经注》以及《沁园春丹词注解》等。俞氏精于周易与丹道,与理学关系密切,其易学以推阐朱熹为己任。(34)

按照俞琰的理解,朱熹所说的“坐谈龙肉”,就是对于屠龙术一般的《参同契》功法“知而不为”。俞琰还结合自身经历分析了朱熹“知而不为”的原因,原来,习练《参同契》功法需要禁绝男女之事,即所谓“非屏妻子不可为”。

作为朱熹易学的弘扬者,俞琰对朱熹其人其学的了解都非泛泛可比,他的话对我们判断朱熹的道教修炼自有重要价值——朱熹不但没有修习过外丹之术,也没有修习过内丹之术。对于前者是不屑为,对于后者是不愿为。

至于朱熹所说的“正是此书”,从上下文来看,当指“阴君丹诀”,而非《周易参同契》,由下文可知,对后者,朱熹以“魏书”称之。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阴君丹诀”到底是什么?是否如柳存仁与吾妻重二所言,指《道藏》收录的署名希夷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

如前所述,“阴君丹诀”不应当是指署名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然而,这里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如果“阴君丹诀”与《参同契》毫无瓜葛,何以关注《参同契》的朱熹师徒会在信中论到“阴君丹诀”?这一点使得我们有理由推想,“阴君丹诀”应与《参同契》有关。

柳存仁在文中曾提到托名阴长生注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道藏》五八九)(35),但随后因受制于他对周敦颐《读英真君丹诀》诗的理解,把“阴君丹诀”与《阴真君还丹歌注》挂搭起来,而不再讨论《金碧五相类参同契》。

其实,在古人的观念里,《参同契》亦被视为金液还丹之书,为《参同契》作注的唐人,即以“大还丹”来解释周易:“周乃常道也。易者,变改之谊,言造大还丹,运火皆一周天,故曰周易者。”(36)。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前后的《道枢》(37)存有三篇《参同契》文本,包括署名云牙子魏翱伯阳著的《参同契下篇》(38),其内容与托名阴长生注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完全相同。(39)《参同契中篇》(40)则主要叙述“神符、白雪、金液大还丹”的炼丹术。而《参同契上篇》(41)的部分文字与《云笈七签》卷六十三《金丹诀》的部分文字相同。(42)也就是说,唐代以来,《参同契》与“丹诀”之名混用不分。总之,朱熹与蔡元定书中所言“阴君丹诀”,其内容完全可能是托名阴长生注的《周易参同契》,而冠了“XX丹诀”之名。

考虑到这一点,再综合其他因素,笔者认为,“阴君丹诀”应该不是《阴真君还丹歌注》,而可能是《阴真君金丹诀》。这些因素包括:对《阴真君还丹歌注》说的一个反证,《阴真君长生金丹决》说的的一条正面材料。

首先,对《阴真君还丹歌注》说,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反证,这个证据是由南宋人杨栋(生卒不详,活跃时期在1224-1264年)提供的。

杨栋自称在平都山曾经见过阴真君的《丹诀》,强调《丹诀》中有“东阳”二字。

余曩登平都山,访濂溪周子旧游。乱碑中,得小片周子题两绝句,点画劲正,犹存温厉之气,官合阳时笔也。其一咏阴仙丹诀,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后更知微。又从山中人得观丹诀一篇,二十年间往来于心未忘也。先墓在余杭,庐居山中,数游洞霄,《道藏》写本甚真,山庐无事,时得假借,无何,阅之遍,则知丹诀所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宫殿都监,贝其姓,大钦其名,余杭人,赐号灵一。作小楼寮中,不侈不约,可诗可觞,爱其翼然于尘外也,与客造焉。请名,适朝阳出高岗之上,因作“东阳楼”三字遗之,摘阴仙《诀》中语也。今又十余年矣,丹诀则已忘之,唯周子诗中之意炯然心目。(43)

又,《洞霄诗集》还收了杨栋所作的两首诗,诗前有小序,序中同样提到“东阳”两字取之于《阴真君丹诀》。

(宝佑乙卯十月,久晴。眉山杨栋,弟履之,偕史靖伯、杜午,成都邓寅携小儿淦,泛清苕,宿洞霄。明日,游大涤栖真洞,归舟带月,泊市桥,灯火未阑也。“东阳”,取《阴真君丹诀》名贝都监新楼。眉山杨栋)

携手清苕去,高枫丹叶森。渔樵九锁曲,风雨一窗深。索酒贪山月,添衣怯洞阴。凤归天柱晓,楼阁有鸣琴。

山峩来夹案,泉急(心(44))自穿渠。密记东阳诀,高题上帝居。牙儿藏宝箧,山子走簋舆。曲折玑衡转,溪坳可结庐。(45)

然而,署名希夷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无论是正文还是注文,都找不到“东阳”二字。如果杨栋所言不虚,这就足以证明“阴真君丹诀”不是《阴真君还丹歌注》。

其次,我们从北宋人苏辙(1039-1112)提供的一则材料来为“阴君丹诀”是《阴真君金丹诀》说补充一个证据。

王卡发表于1995年的一篇文章提出,周敦颐诗中所咏“阴君丹诀”与《阴真君还丹歌注》不必相关,很可能是《通志-艺文略》(46)所载《忠州仙都观阴真君金丹诀》。(47)

笔者认为,王卡的如上观点可以从苏辙那里得到支持。不过,王卡在文中没有利用这条材料,这里,笔者将其具引于后。

苏辙尝言,其在仙都山曾寓目《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

予治平末(48)泝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相示。予问之曰:子知金丹诀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过此,必以问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试问以烧炼事。对曰:养生有内外,精气内也,非金石所能坚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气所能变化。欲事内必调养精气,极而后内丹成。内丹成,则不能死矣。然隐居人间久之,或托尸假,而去来变化轻举,不可得也。盖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气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后可以点瓦砾化皮骨飞行无碍矣。然内丹未成,内无交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敝絮而寘火其下,无不焚者。予甚善其说,吿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而五脏皆化为黄金者。又有服玉泉死于盛夏,而尸不败坏者,皆无内丹以主之也,子之说信然哉。后十余岁,官于南京,张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陕人也,为公养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费数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药成,可服矣。予谓公:何以知其药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药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间者,真成也。今吾药如是,以是知其成,无疑矣。予为公道仙都所闻,谓公曰:公自知内丹成,则此药可服,犹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49)

仙都山即忠州之平都山(亦称丰都山、酆都山),以其山有唐时所建之仙都观而名。(50)阴真君本名阴长生。苏辙当日所见,与《通志-艺文略》所云《忠州仙都观阴真君金丹诀》自为一书。

由苏辙这条材料可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为外丹书无疑,而《阴真君还丹歌注》则对外丹大不以为然。相关言论如下:

《歌》:“时人求之莫妄动”。《注》:“世人多取五金八石,诸般草木烧之,要觅大还丹,岂不妄也?”

《歌》:“无质生质是还丹”。《注》:“从无入有,从有入无,将无质气,结为阴气交感是也。大丹无药,五行真气是矣!”

《歌》:“凡汞凡砂不劳弄”。《注》:“世人取砂银为汞,取朱铜铁为砂是也,若将此求道,不成也。”

这一点从反面说明,《阴真君还丹歌注》决非苏辙当日在仙都山所见之《阴真君长生金丹诀》。

遗憾的是,忠州仙都观所藏《阴真君金丹诀》久已失传,而《阴真君长生金丹诀》亦无明文可查。尽管如此,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阴君丹诀”不是署名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而是托名阴长生而实际很可能出自元阳子的丹诀类《周易参同契》的一种。

注释

1关于朱熹何以化名撰《周易参同契考异》一事,历来有很多解释甚至猜测,养生说是其一。详吾妻重二:《周易参同契考异》之考察,原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修订本收入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4-213页;以及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5-209页。

2《道枢》卷三十五,明正统道藏本。

3阮登炳:《周易参同契发挥序》,载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卷首,《周易参同契集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周易参同契》被认为是丹经之祖,但是它究竟属外丹还是内丹,一直有所争议,朱熹是把它当作内丹书来读,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如陈国符,参见所著《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还有学者认为,《参同契》是房中术。关于《参同契》性质的争论,可参柳存仁:《朱熹与〈参同契〉》(收入《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年,第819-856页)。近年,张振谦提出,从传播史和注释史来看,对《参同契》的认识,大致以中唐为界,此前侧重从“炉火服食”的外丹理论理解,此后侧重从“引内养性”的内丹学理解。(说见所著《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33页)按:此说亦只是大略而言,实际上,就本文讨论的文本来看,直到北宋,明显属于外丹书性质的《参同契》文本仍在流行,周敦颐《读英真君丹诀》诗所言之《参同契》版本(所谓“阴君丹诀”,亦即传为阴长生所注之《参同契》文本)即是其证。详后正文所论。关于《参同契》复杂的版本情况,详见钦伟刚:《朱熹与〈参同契〉文本》(巴蜀书社,2005年)。

4此书未标年月,陈来与束景南皆考为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参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82-483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97页。据此而言,通信的一方朱熹68岁(两年后谢世),另一方蔡元定63岁(当年辞世)。

5《答蔡季通》十二“精舍阒然”,《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三,《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09-4710页。本段标点与《朱子全书》本颇有不同,读者幸为留意。其详容后正文说明。

6关于“阴君《丹诀》”,笔者在《朱子与濂溪诗〈读英真君丹诀〉》一文(发表于《朱子学刊》第27辑,2018年1月)略有所及,本文则围绕“猪肉”、“龙肉”之譬的涵义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7柳文从《参同契》说起,然后提到,借用《参同契》的名相去讲“御女损益”理论的书在宋代特别猖獗,接着,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托名阴长生注的《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道藏》五八九),另一个是托名阴真君,题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道藏》五十九)。柳存仁认为,虽然朱熹注《参同契》主要是把它当作讲内丹的书,但朱熹却知道《阴君丹诀》这部书,证据就是朱熹给蔡元定的那封信。柳存仁说:“朱熹的话,反讽(irony)的意思很浓,他当然不会是提倡‘吃猪肉’的人”,但周敦颐却对“吃猪肉”的《阴君丹诀》发生兴趣,证据是周敦颐那首《读阴真君丹诀》诗。柳存仁进而调侃道:“敢情周敦颐早年无子,‘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娄上》),周濂溪一定得生个儿子,所以就不能不借重一下这部题名陈希夷注的《丹诀》了。《濂溪集》卷九载有成都吕陶《贺周茂叔弄璋》的诗,称‘蓝田宝璞真稀世,丹穴仙雏亦为时’(页162),又有何平叔《闻周茂叔中年有嗣以诗贺》(第161页),都证明这个推测,是有根据的。”(柳存仁:《理学三题》,(香港)《明报月刊》第27卷第9期,1992年,收入所著《外国的月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3-244页)

8苏轼:《答毕仲举二首(黄州)》,《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1671-1672页。

9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周敦颐(1017-1073)只活了57岁,而朱熹此时已68岁,何以他还要说周敦颐“行此而寿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朱熹指的不是周敦颐,而是阴真君。因为传说阴真君活了三百多岁(《神仙传》)。

10 吾妻重二:《〈周易参同契考异〉之考察》,《思想与文献》,201页;《朱子学的新研究》,194页。

11署名“希夷陈抟注”的《阴真君还丹歌注》,凡一卷,见明代经夹本《道藏》成字号第4卷;民国上海涵芬楼线装本《道藏》第59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影印本《道藏》第4册,第2679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影印本《道藏》第4册,第221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出版影印本《道藏》第2册,第878页。据施舟人:《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上海书店,1996年,第265页。

12《答蔡季通》十二“精舍阒然”,《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三,《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4709页。

13即坐落于福建建阳考亭的沧州精舍,初名竹林精舍,构于绍熙三年(1192),两年后扩建而更名。直到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病逝,朱熹大部分时间都在此讲学著述。

14即吴必大(1146-1197),字伯丰,号存斋,晚事朱熹,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其闻权臣陷朱熹为伪学,即致仕去。

15即杨方(1134-1211),字子直,入朱熹之门甚早,然与朱熹意见常背。朱熹遭伪学之禁,其人似有避嫌意,此信以下所云“既可叹惜,又可深为平生眼不识人之愧”即为此而发。《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载朱子与黄榦一段对话,可窥一二。直卿云:“先生去国,其他人不足责,如吴德夫(引者按:吴猎)、项平父(按:项安世)、杨子直(按:杨方)合乞出。”先生曰:“诸人怕做党锢,看得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杨子直,前日才见某入文字,便来劝止,且攒着眉做许多模样。某对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这一串说话,若一向绝了,又都无好人去。’”(叶贺孙)(中华书局,1986年,第2669页)关于杨方之在朱门情形,可参陈荣捷:《朱子门人》“杨方”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4-185页)。

16即赵鼎(1085-1147),谥忠简,朱熹有《跋赵忠简公帖》、《再跋赵忠简公帖》(俱载《文集》卷八十三)。

17即李光(1078-1159),绍兴七年任参知政事。

18绍兴十四年(1144),赵鼎被贬往海南吉阳军(今三亚)安置,绍兴十七年卒于当地。绍兴十四年(1144),李光被贬琼州,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量移湖南郴州。

19即胡铨(1102-1181),字邦衡,号澹庵。

20赵鼎、李光、胡铨等人在海南流放之时,依然书信不断,相互唱和,如李光有《次韵赵丞相海鸣二首》,其一:“幽人一枕梦魂清,风鼓寒潮夜有声。海色天容本澄清,年来应为不平鸣。”其二:“身如一叶任风飘,闭眼观心路匪遥。惯听海鸣还熟寝,未妨归梦趁回潮。”胡铨有《寄参政李光》诗:“海风飘荡永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千里孤身一樽酒,此情惟有故人知。”因此之故,李光在琼州时被人以“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的罪名告发,而再移昌化军。(参见《宋史》卷三百六十三李光传)胡铨《哭赵公鼎》一诗:“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艰。阁下特书三姓在,海南惟见两翁还。一抔孤冢寄琼岛,千古髙名屹太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澹庵文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三人共患难之情甚至。

21朱熹有《答蔡仲默(周纯臣书荷留念)》(《续集》卷三)。蔡仲默即蔡沈,蔡季通幼子,时从季通至舂陵。朱熹此书谢其帮忙转致与周纯臣书。

22即陈朝老,字廷臣,事迹见朱熹《答蔡季通》十一书:“近至政和,见陈廷臣(朝老),崇宁间以布衣上书论事,谪居舂陵,作诗甚多,亦有佳句。陈乃政和人,议论鲠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踪迹否?”(《续集》卷三)

23即王次翁(1079-1149),详下正文。

24此指《周易参同契考异》,庆元三年(1197)七月,朱熹修订《周易参同契考异》成,由蔡渊(一哥)刊刻于建阳。朱熹《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云:“右《周易参同契》,魏伯阳所作。……”(《文集》卷八十四)

25即后来的《仪礼经传通解》。

26即汤思退(1117-1164),绍兴末、隆兴初几度为相。

27《夷坚乙志》卷首,《夷坚志》,185页。

28一见卷二:又,《夷坚志》中载刘法师者,后居隆兴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与之饼饵,皆食。一日,忽领无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为饮尽。饮干即吐为雹。已而风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见。明日下山,则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状亦如龙,是阴属。是这气相感应,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阴阳交争之时,所以下雹时必寒。今雹之两头皆尖,有棱道。疑得初间圆,上面阴阳交争,打得如此碎了。雹字从雨从包。是这气包住所以为雹也。(《朱子语类》卷二理气下天地下,第24-25页)。[按:此条见《夷坚乙志》卷一三“嵩山三异”,而删略颇剧。参李剑国:《〈夷坚志〉佚文综考》,《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43页。此条可证朱熹读过《夷坚乙志》。]一见卷一百一:陈德本云:“柔直(引者按:张觷,生年不详,卒于1138年,字柔直,福州侯官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曾为蔡京馆客,为荐杨时(龟山)。《宋史》卷三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八有传)与李丞相极厚善。其卒也,丞相以诗哭之云:‘中原未恢复,天乃丧斯人!’”儒用(引者按:即李儒用)按乡先生罗秘丞《日录》(引者按:罗秘丞即罗廷扬,平江人,举宣和进士第三人,历官吏部郎直秘阁。参见(清)李元度:《重新罗廷扬先生故宅记》,《天岳山馆文钞》卷十七),柔直尝知鼎州。秘丞罢舒州士曹,避地于乡之石牛寨,与之素昧平生。时方道梗,柔直在湖南,乃宛转寄诗存问云:“曾闻避世门金马,何事投身寨石牛!千里重湖方鼎沸,可能同上岳阳楼?”则其汲汲人物之意,亦可见矣。是诗,《夷坚志》亦载,但以为袁司谏作,非也。又按《玉溪文集》云:“柔直尝知赣州,招降盗賊”云。(《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程子门人杨中立,第2571页)[按:此条实为李儒用所言,不能作为朱熹本人读过《夷坚志》的证据。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平江县人,嘉泰二年(1202)进士,学者称练溪先生,有《理致集》,参见(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六十一。据(明)戴铣輯《朱子实纪》,儒用所录有已未(1199)问答。(卷八)又,《宋元学案补遗》据《大明一统志》云:李儒用,长于春秋,朱子帅长沙(1194),与道人吴雄同受业于门,往复辩难。(卷六十九)(转引自陈荣捷:《朱子门人》,第85页)]

29束景南即如此断句,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66页。

30有一种观点认为,道教内丹需要上师亲传,朱熹不得其师而无从下手。易言之,朱熹是有其心而不得其门。

31吾妻重二在一个注里提到:“俞琰称自己体弱多病而能不死,实是多亏《参同契》之功效。(见《席上腐谈》卷下)。”(吾妻重二:《〈周易参同契考异〉之考察》,《思想与文献》,第202页;《朱子学的新研究》,第195页)这说明他应该看到了这条材料,但不知何故,他却没有讨论俞琰对朱熹“坐谈龙肉”的解释。

32八段锦,据传,与道教传说人物钟离权、吕洞宾有关。宋人曾慥《临江仙》:“子后寅前东向坐,冥心琢齿鸣笼。托天回顾眼光摩,张弓仍踏弩,升降辘护多。三度朝元九度转,背摩双摆板弩龙,虎龙交际咽元和,浴身挑甲罢,便可蹑烟萝。”词后作者注:“钟离先生八段锦,吕公手书石壁上,因传于世。其后又有窦银青八段锦与小崔先生《临江仙》词,添六字气于其中。恨其词未尽,予因释诸家之善,作《临江仙》一阙。简而备,且易行,普劝遵修,同证道果。绍兴辛末(1151)仲春,至游子曾慥记。”曾氏所编《道枢》一书,亦有关于八段锦的记载:“仰掌上举,以治三焦者也;左肝右肺,如射雕焉;东西独托,所以安其脾胃矣;反复而顾,所以理其伤劳矣;大小朝天,所通其五脏矣;咽津补气,左右挑其手,摆鳝之尾,所以祛心之疾矣;左右手以攀其足,所以治其腰矣。”(卷三十五《众妙篇》)

33《席上腐谈》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关于俞琰的易学,可参曾传辉:《元代参同学——以俞琰、陈致虚为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苏建强:《儒道会通视野下的俞琰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李攀:《俞琰易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35《理学三题》,载《外国的月亮》,第242页。

36《道藏》容字号《周易参同契无名氏注》卷上第一页,转引自陈国符:《古歌考略稿》,载所著《道藏源流续考》,香港:明文书局,1983年,第356页。

37曾慥编,后收入《道藏-太玄部》。曾慥,字端伯,自号至游子,生卒不详,活跃时期为南宋绍兴、乾道间。关于《道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道枢》二十卷,曾端伯撰。自号至游子,采诸家金丹大药,修炼搬运之术,为百二十二篇,初无所发明,独黜御之法,以为残生害道云。”(卷十二“神仙类”)关于曾慥及其《道枢》,可参金正耀:《〈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作者辨误——兼论〈道枢〉和〈苏沈良方〉之成书年代》(《道教文化研究》第十六辑,1999年,后收入所著《道教炼丹术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黄永锋:《道枢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逄礼文:《〈道枢〉生命哲学思想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38《道枢》卷三十四。

39根据金正耀的研究,《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真正作者是唐人元阳子,道经中托名阴长生之丹经丹诀多数与元阳子有关。参见金正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宋代别本之发现与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收入所著《道教与炼丹术论》,第95-116页)。

40《道枢》卷三十三,《道藏-太玄部》诚九页6-7。

41《道枢》卷三十二,《道藏-太玄部》诚八页7。

42关于《道枢》所收三篇《参同契》文的情况,本文主要参考了钦伟刚的研究,参见所著《朱熹与〈参同契〉文本》,第1-16页。

43杨栋:《东阳楼记》,《洞霄图志》,卷六,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第51页。

44按:此“心”字当为衍文。

45《洞霄诗集》14卷,(宋)孟宗宝撰,清嘉庆宛委别藏本,卷四,第20页。

46郑樵(1104-1162)撰,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

47王卡:《平都山道教史迹》,《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后收入所著《道教经史论丛》(巴蜀书社,2007年)。

48时当治平三年(1066),苏辙28岁。此据李俊清说,参见所著《苏辙与道教有关的活动编年》,李裕民主编《道教文化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

49苏辙:《养生金丹诀》,《龙川略志》,宋百川学海本,卷一,第2页。

50关于平都山仙都观始末,参见前揭王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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