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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教经典研究”工作坊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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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早期道教经典研究, 并为海内外道教学者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中心于2019年4月19-21日举办了“早期道教经典研究”工作坊。工作坊主要针对明《道藏》和敦煌文献中收录的上清、灵宝和天师道经典, 以系列前沿学术讲座和综合讨论的方式进行。

2019年4月4日, 西南交通大学中国宗教研究中心 (英文名称: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简写:CSCR-SWJTU) 由原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宗教研究中心升格成立。中心的基本宗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自始至终站在国际学术前沿, 采取多角度、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等方法, 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并重, 融汇传统和现代, 沟通中国和外国。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宗教的文献和历史、中国宗教的信仰和活动、宗教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宗教。

为进一步推动早期道教经典研究, 并为海内外道教学者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中心于2019年4月19-21日举办了“早期道教经典研究”工作坊。工作坊主要针对明《道藏》和敦煌文献中收录的上清、灵宝和天师道经典, 以系列前沿学术讲座和综合讨论的方式进行。讲座共8场, 国际道教研究权威学者、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教授领衔主讲3场, 国内该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王家葵、周作明、王皓月、孙齐、吕鹏志各主讲1场。综合讨论则由全体与会学者就道教经典研究方法发言交流。

“早期道教经典研究”工作坊综述

一、上清经研究

上清经是本次工作坊中4场讲座的主题, 也是海内外早期道教经典研究者所关注的学术热点之一。这些讲座可大致分为两大板块, 即海外学者柏夷教授对上清经中佛教内容的关注, 以及国内学者周作明、王家葵两位教授对上清经的校读与辑佚。

第一、二场讲座由柏夷教授主讲“偷听真人——《真诰》的英译诸问题”。关于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关系,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贺碧来 (Isabelle Robinet) 等前辈学者认为天师道与佛教彻底绝缘, 上清经则有少许属于装饰性 (ornamental) 的佛教成分, 而灵宝经才第一次真正地试图与这一外来宗教交涉。柏夷教授在其近年所开展的“《真诰》英译”项目过程中, 发现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一成见。他认为《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引用的《真诰》卷九有关“大方诸之东, 小方诸上”的描述性文字之后的注文, 未见于今《道藏》本《真诰》, 但仍有可能是从陶弘景作品中截取出来的。注文对西方胡人的佛教修法的描述以及对《涅槃经》的引用, 显示出陶弘景对佛教这一域外传入宗教的了解及其对此所明确给予的较低评价。同时, 敦煌本《紫文行事诀》所反映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柏夷教授指出今《道藏》本《九真中经》的文本生成经历了三个代表性阶段: (1) 杨羲的原始版本, 即敦煌本《紫文行事诀》; (2) 陶弘景对经文的注解, 乃《登真隐诀》佚文, 亦载于敦煌本《紫文行事诀》; (3) 在陶弘景和《无上秘要》之间, 由某位不知名者编写的《道藏》本《九真中经》。三个阶段的经典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而《紫文行事诀》与《九真中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存思程序更为复杂。《紫文行事诀》中有关佛教“耽晨” (禅定) 的文字, 在陶弘景的注解中得到进一步阐发, 认为其与“九真”存思法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但这些文字在《九真中经》中却被彻底删掉。除此之外, 柏夷教授还认为《真诰》抄录《四十二章经》以宣讲佛教思想, 以及《真诰》中的“有待”“无待”组诗可能也是在回应当时佛教对魏晋玄学思想的吸收。这些证据都无一例外地表明, 从上经降诰开始, 杨羲早已开始设法对付外来佛教带来的思想变化, 陶弘景则在其有关撰述中对佛教有更多的阐述性注解;而后世道经编纂者删削佛教内容的行为, 可能是陶弘景的二十四卷《登真隐诀》仅有三卷留存至今的原因。

第三场讲座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周作明教授主讲的“《真诰》校读举隅”。《真诰》在流传中多有舛误, 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研究 (译注篇) 》和赵益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分别对该书的校理做了大量点校工作, 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研究底本, 但二书也偶有未善之处。周作明教授筛选出数则文献, 一一举例说明校改理由, 并提出应充分参照同期或后世异文, 加强文本校勘, 以获得尽可能正确的文本。他认为, 在文本整理和解读中, 要综合运用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多重知识, 对《真诰》一书中的“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行业用语以及方俗语词予以重点关注。

第四场讲座由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王家葵教授主讲“《登真隐诀》的辑佚和研究”。王家葵教授指出, 《真诰》与《登真隐诀》互为表里之作, 所谓“《隐诀》以析纲目, 《真诰》以旌降授”。陶弘景撰《登真隐诀》的目的在于辅翼真经, 该书当在梁天监十八年 (519年) 以前完成。王教授进一步指出, 陶弘景在天监十六年 (517年) 向梁武帝呈送《周氏冥通记》是其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 而这一年也可能就是陶弘景所有道教著作的成书下限。《登真隐诀》由七部分组成, 王教授考察了每一部分的篇名和具体内容, 勾勒出《登真隐诀》篇章结构之概貌。

二、灵宝经研究

相比于上清、天师道、三皇等早期道教经典, 海内外学术界在灵宝经研究方面有着久远的传统和丰硕的成果。本次工作坊中的3场讲座就是以灵宝经和灵宝科仪为主题展开的, 3位主讲者分别是来自海外的柏夷教授、国内成长并曾长期游学海外的吕鹏志教授、日本留学归来的王皓月博士, 与会者或能藉此管窥和体会到, 不同学术传统和背景的学者在灵宝经研究上虽然可能存在一些视角和思路差异, 但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及开阔的学术胸襟是推进这一研究不断深入所不可或缺的。

第五场讲座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皓月博士主讲“叙事学视野中的汉译佛经与道教灵宝经”。鉴于佛教经典和道教灵宝经也属于叙事文的范畴, 王皓月博士意识到通过文学研究主流方法之一的叙事学方法, 可以发现灵宝经与佛经在写作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体现在: (1) 在人称方面, 灵宝经采取的是第三人称, 而佛经普遍采用了第一人称。佛经是佛的弟子阿难整理的, 也就是说是由“我” (阿难) 写出来的, 而灵宝经则无法推断经典的叙述者是谁。 (2) 在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上, 东晋末期的葛巢甫、刘宋初期的陆修静等人参与了元始系灵宝经内容的编纂, 但其内容多发生在传说中“五劫”之一的上皇时期, 所以叙述者不可能是东晋末、刘宋初的人;佛经是阿难记录的自己所闻佛的教说, 所以叙述者与作者一致。 (3) 在叙述者的作用上, 灵宝经叙述者有叙述、解说和组织功能;佛经的叙述者阿难虽然也具有叙述和组织功能, 但不具备解说功能, 且另外具备有证明功能。 (4) 在视点上, 很多佛经都属于较为典型的第一人称固定式内聚焦叙述;灵宝经的叙述者在多数时候表现为外聚焦, 有些地方使用了非聚焦, 可以说是外聚焦与非聚焦的结合。 (5) 在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关系上, 灵宝经中外叙述者是没有现身的, 而故事中的元始天尊讲故事时, 元始天尊成为内叙述者, 这使得灵宝经具有明显的镶嵌结构;佛经中, 除了故事中登场的人物外, 外叙述者阿难也充当内叙述者, 这种外叙述者充当内叙述者的情况是灵宝经所没有的。在此基础上, 王皓月博士进一步指出灵宝经在借鉴佛经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文学特色。

第六场讲座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吕鹏志教授主讲的“从《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到《太上洞玄灵宝中元玉京玄都大献经》——道教中元节起源新说”。唐代僧人曾揭发道士刘无待仿拟佛教盂兰盆会伪造《大献经》, 指出中元节原非道家节日。近现代学者普遍都同意这个说法, 只有个别人持相反的意见, 认为佛教盂兰盆会模仿道教中元节。吕鹏志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均为片面之说。他认为道教中元节一方面的确仿效佛教盂兰盆会, 但另一方面也与道教本身的信仰或教制不无关系。中元节最早举行的仪式是玄都大献, 其前身是三元玄都大献, 而三元玄都大献则是仿效佛教盂兰盆会并融摄道教三官主三元日之说而形成的仪式。而道教三官主三元日之说来自古灵宝经《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 三元日的日子 (十五日) 和月份 (正月、七月、十月) 是同时受佛教和天师道的影响创立的, 中元节即在农历或阴历七月十五日举行, 此日乃“中元校戒之日”。因此, 道教中元节其实是糅合佛、道二教因素而创造的宗教节日, 它是中古时代佛道融合的典型例证。吕教授还指出, 道教三元斋与佛教盂兰盆会这两种仪式无论从形式还是功能来说都大不相同。三元斋从形式上来说是斋仪, 从功能上来说是解除自身罪过;盂兰盆会从形式上来说是供养僧众, 是供养仪式, 从功能上来说是超度亡灵。吕教授在结论中指出, 佛教仪式对道教仪式有巨大影响, 但后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佛教仪式的影响, 而是善于将佛、道二教因素巧妙地融合起来, 而这也是一种创新。

第七场讲座由柏夷教授主讲“《灵宝经目序》导读”。海内外不少道教学者根据《灵宝经目》和《灵宝经目序》中有关“新”和“旧”的表述, 认为古灵宝经中的“新”经和“旧”经的编撰成书有先后之分, 柏夷教授指出这一论证成立的条件之一就在于承认陆修静像现代学者一样考究古灵宝经, 但事实上陆修静只是一名道教研修者、教门领袖, 其所撰《灵宝经目序》虽然语调谦逊, 但却将其本人作为理想中的“灵匠” (spiritual artisan) , 以为同代道流解读经文。其在《灵宝经目序》中删改引用了上清经《三天正法经》的部分文字, 将灵宝经的出世作为新的太平世道来临的预兆, 以附会刘宋王朝的兴起, 这一做法得到了刘宋统治者的极端欢迎。针对当时灵宝经经本混杂的乱象, 陆修静不仅将自己描绘为经典真伪的鉴定家 (connoisser) , 更是一位权威专家和细心的编辑者, 以显示自己可以成为灵宝经流布的合适推动者。柏夷教授认为, 陆修静对古灵宝经的新旧之分, 是基于经典本身所做出的。但在古灵宝经中, “旧”一词并非表示“以前的” (outdated) 或“过时的” (outmoded) , 反而是指“适应了的” (accustomed) 或“习以为常的” (habitual) , 并被经常用于指涉此前劫期中的仪式、戒律和程式, 而“新”字则指涉当前时间周期内的事件。最后, 柏夷教授推测陆修静在《灵宝经目序》中所预设的读者不仅包括同时期的道士, 也将佛教徒纳入其中, 其目的在于使经其整理的灵宝经成为佛教的替代品。

三、天师道经典

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教团及其体制转变的历史, 本次工作坊邀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齐博士以“当天师教团遭遇‘三洞宝经’——重新叙述六朝道教史的一个尝试”为题主讲第八场。

孙齐博士指出, 汉唐间道教的发展, 可以被描述为“祭酒体制”向“道观体制”的转型。祭酒体制扎根于民间乡里社会, 仿效世俗政府的组织架构统治民众, 同时又以道教神权替代消亡的“天命官”, 使天师道在汉中建立并维持了三十年政教合一的割据势力。汉中政权崩溃后, 祭酒体制得益于国家控制力的松弛而存活下来, 并复制到南北各地。到五世纪, 南北方国家控制力的恢复及其与天师道祭酒体制之间的矛盾, 将整个道教教团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因为如此, 南北方道教界相继出现了寇谦之和陆修静的道教改革, 其目的在于去除那些与国家权力和世俗价值相冲突的作法, 并有意识地向国家权力靠拢。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促使皇权和教权相互认同。与寇谦之改革相比, 陆修静的改革由于选择引入灵宝经理念, 使得天师道的组织形式发生质变, 由此扬弃了旧有的祭酒领民制度, 奠定了道观体制的基础。孙齐博士认为, 道观体制与祭酒体制在地理分布与经济来源上存在明显差异, 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和互不兼容的性质。到隋唐时期, 道观体制最终取代了祭酒体制, 道教也由此消灭了教团组织与国家政权间的抵牾矛盾, 并成为由国家严密控制的官方宗教。最后, 孙齐博士进一步指出, 当前学界根据不同的经典传统引申出不同的道教派系, 如天师道、灵宝派、上清派。但事实上, 经典传统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信仰群体的不同。无论六朝还是唐代, 道教的基色都是天师道, “上清派”“灵宝派”并非是与天师道并立的“派系”, 而更应被视作从天师道中产生或者被天师道所吸纳的“新思潮”。

四、道教经典研究方法谈

为进一步融汇东西方不同学术传统和背景的学者在早期道教经典研究领域的思路和方法, 工作坊在最后的综合讨论中设置了“道教经典研究方法谈”这一环节, 分别由各参与学者介绍西方学者研究道教经典的方法 (柏夷、孙齐) 、日本学者研究道教经典的方法 (王皓月) 、中国学者研究道教经典的方法 (王家葵、周作明、吕鹏志、赵川、杨金丽) 。

柏夷教授认为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 道教研究已由法国和日本的学者开始开展, 美国道教研究就是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前辈学者在派别和信仰问题上, 存在着把道教当作像基督教一样的宗教的倾向。然而, 本次工作坊则显示, 中国道教研究已经开始改变这一研究倾向, 并能用很具体的资料来探讨道教性质和内在问题。在研究方法上, 细读经典是极其关键的研究手段。同时, 考古资料也值得重视, 但我们必须用读者自己的构想 (imagination) 来看待它原来有什么意思。柏夷教授提到, 他自从研究唐代文学开始, 就意识到文学经典是古人与我们对话的方式, 我们必须用想象力来看他们是要说什么。比如对上清降诰而言, 我们只是偷听者, 今天也不是上清降经时所预想的未来世道。柏夷教授谈到, 他教学生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自己放在作者的立场上, 用他们自己的想象力, 回到那个时间, 看看作者写作的动机是什么, 他要讲的是什么, 他跟谁在争论。最后, 柏夷教授说他深切地体会到, 本次工作坊在《真诰》研究乃至整个道教研究方法上都给他提供了诸多启发和收获。

孙齐博士详细分析了柏夷教授在中古道教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成果, 他认为柏夷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注重通过对道经的细腻解读以了解中古民众的心灵诉求, 通过对佛道交涉的“同情”分析以探究中古道教的文化特质。柏夷教授多站在文本作者的立场上, 通过对隐喻意旨、作者动机和目标受众的追问, 深入触摸到了六朝道教信徒尤其是灵宝经作者的心灵以及他们的欲望、关切和梦想, 从而让中古道教研究成为理解时代脉动和民众心性的重要途径。柏夷教授对灵宝经的重新定位, 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触到中古“灵宝派”的本质及其意义。从此, 中古宗教史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作佛、道两教的争衡史, 更不是道教被动受佛教影响的历史, 而是以道教为主要代表 (包括译经、伪经等) 的中国固有精神传统主动融摄外来佛教文化的历史。孙齐博士指出, 柏夷教授对中古道教的文献研究、教义研究和教史研究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这对纠正目前国内道教研究的偏颇极有启发。

王皓月博士以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体验为例, 介绍了以小林正美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研究道教经典的方法。他指出早期的日本道教学者一般都是佛教研究出身, 从佛道关系开始入手展开道教研究。可以说, 日本的道教经典研究方法的基础, 是日本中国古典文献及佛教的研究方法。概括而言, 精读文献和实地调查是日本道经研究方法之中最突出的特色。日本道教学者通常采用训读的方法阅读道经, 即通过添加助词, 调整汉文的语序, 令其基本符合日语的语序, 同时明确每个汉字的词性和意思。日本道教研究专业的授课特点是, 由老师指导学生轮流解读原始道经文献, 以训读、翻译、注释的流程进行。除了细读文献, 日本学者实地调查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很多学者都会利用假期到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地区实地调研, 收集了大量的科仪资料以及道观、造像等宗教艺术的图片, 出版的文献集成和图册甚至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所参考。

王家葵教授以其对传统中医药典籍和道教经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为例, 介绍了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他认为古籍整理工作主要包括点、校、注三个方面, 核心问题在于通过整理工作, 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原作者的思想, 至少在点、校层面上, 整理者不应该把个人意见掺入其中。具体言之, 古籍整理的目标在于作出一本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版本, 通过合理的标点, 呈现原作者的本意。相对来说, 使用专名线的繁式标点优于简化的标点。某一特殊词汇, 标点者是否准确理解, 在专名线下无所遁形。古籍的“校”, 首先要注意校本的选择, 主校本与底本的差异可以批注出来, 也可以用来校改底本, 但尽量不要用参校本改底本。古籍的“注”则需注意取舍, 不必像前代注释家那样不厌其烦地罗列书证。

周作明教授认为按照语言学的观点, 中国传统经典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汉语的发展变化, 但是长期以来, 语言学对道教经典的关注极不充分, 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符号学角度讲, 道教典籍中除了符图这类具有典型宗教意义的特殊神学符号外, 文字符号中的行业用语和道门特色用语都具有专门的独特性, 需要特别予以关注。要准确了解道教典籍的文本构成, 就必须对其中的词汇予以精确理解, 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吸收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否则我们的解读可能是南辕北辙。当然这个工作绝不简单, 尤其是对带有道教特色的、宗教文化含义突出的词汇的解读是非常艰难的。周作明教授以《度人经》首句“道言:昔于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 受《元始度人无量上品》”一句的点断和其中诸语词的解读为例, 具体讲述了利用语言学研究手段进行道教经典研究的方法, 并指出在解读道教经典的词汇时, 如何处理和调和宗教所带给他们的教门独特性、符号的专门性和特殊性以及社会通用性之间的关系, 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吕鹏志教授以其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开设的“中国宗教文献”课程及其对《灵宝真一五称经》的研究为例, 介绍了他的道教经典研究方法。他指出, 开设“中国宗教文献”课程的目的是使中国宗教研究使用的文献资料详备、可靠、能被吃透, 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则需运用古典文献学 (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 、话语语言学 (专门研究句际关系和连接手段的一门语言学) 、历史学 (即指宗教史) 三门学科的方法。要使文献资料详备, 需运用目录、辑佚的方法进行搜集;要使文献资料可靠, 需运用版本、校勘、辨伪的方法进行考订;要吃透文献资料, 需运用一些互有交叉的方法进行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赵川博士介绍了他对考古学与道教文献的关系的思考, 认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不断发展, 既为道教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 也可能会引起一些研究视角的转变, 值得道教研究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宗教典籍、历代史书、笔记小说等在内的文献材料以及人类学田野调查一样, 考古资料也应该成为道教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但研究者使用考古学材料从事相关研究时也需注意: (1) 与道教经典相比, 考古材料既有与之一致或相似的地方, 但也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抵牾之处, 如何将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2) 考古学材料中带文字的材料自然值得重视, 但不带文字的材料也不容忽视, 比如墓地布局、墓室空间、壁画、画像石 (砖) 以及随葬品种类和摆放位置等, 有的甚至比带文字的材料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3) 在使用包括考古学材料在内的实物资料做研究时, 切忌盲目使用, 需要注意辨别其形制、功能、所属时代、所在地域、使用者身份 (族群、社会地位、年龄、性别等) 、使用场合, 乃至材料的真伪等信息, 应当避免产生张冠李戴、早晚不分、真伪不辨等问题。

工作坊历时3天, 由6位海内外道教研究学者主讲的8场高质量学术讲座和1场综合讨论构成, 对上清派、灵宝派、天师道的经典、仪式和历史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在早期道教经典研究方法、视角上形成了新的共识。工作坊取得了圆满成功, 柏夷教授会后专门发邮件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它一定为将来学术活动树立了非常完善的榜样, 也给参与者留下了深远的思想影响和难忘的经验。”

作者:赵川 杨金丽,本文章已出版认证,禁止任何形式的改编抄袭,违者追究法律责任。非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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