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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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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信俗的社会影响广泛, 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两岸沟通交流及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上均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 其中第二十三章提到:“立足乡村文明, 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 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

摘 要:台湾妈祖信俗与传统乡土社会紧密结合, 形成了一个个以妈祖信俗为核心的“祭祀圈”和“信仰圈”, 并孕育产生了丰富的地方文化艺术;受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新媒体等因素的影响, 台湾妈祖信俗与当代乡土社会的互动进程不断加速, 其交织面也越来越广, 除却民众日常的宗教信仰生活之外, 也波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 深入影响各行各业。妈祖信仰的政治化、商业化、遗产化、国际化也反过来加速了妈祖信俗在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其形式与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 呈现出后乡土时代的特征。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结合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 妈祖信俗是台湾乡土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治理的“整合器”、经济的“助推器”及运行的“规制工具”。当代台湾妈祖信俗传承与转型所累积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其教训需要吸取。

关键词:妈祖信俗; 乡土社会; 台湾;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aiwan Mazu Belief and Local Society

Song Jianxiao

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发展研究
妈祖圣像

 

妈祖信俗的社会影响广泛, 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两岸沟通交流及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上均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 其中第二十三章提到:“立足乡村文明, 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 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源于乡土社会且具有乡土气息的妈祖信俗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早在2011年, 总书记同志就曾指出, “妈祖文化既是乡土文化之一, 也是重要旅游资源”。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挥妈祖文化等民间文化的积极作用”。妈祖信俗发源地的福建也于2018年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强调要“围绕乡风文明, 繁荣兴盛农村文化”, 并将妈祖文化与福建红色文化、闽南文化、闽都文化等相提并论。如何保护、弘扬我国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 如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服务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需要各地积极探索实践。

如何充分发挥妈祖信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大陆在这方面的实践和研究还不多, 对岸的台湾累积了较多的经验。较大陆而言, 台湾现代化进程开始得较早, 面临的乡土文化重建危机及其化解也早。因此, 在全球化视野下和现代化进程中, 台湾乡土文化的转型与弘扬, 对大陆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台湾对于乡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且其介入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当地政府, 更多的则是来自于民间自发而成的力量。民间妈祖信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利用学界已有的研究, 回顾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发展的历程, 结合自己的观察研究, 分析两者互动的内在机制, 归纳其有益经验, 吸取其教训, 以助力我国当代乡村振兴建设。

一、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发展的历程

妈祖信仰是我国台湾地区最普遍的一种民间信仰。据台湾相关资料显示, “自大陆分香来台后妈祖分灵之多, 已超过二千多宫。” (1) 其中影响较大的宫庙主要有台南市大天后宫、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彰化市南瑶宫、台中县大甲镇澜宫、嘉义县新港奉天宫等。台湾信众对妈祖的尊崇衍生出了许多祭祀和庆典活动, 其中影响较大、范围较广、参与人数较多的主要是“大甲妈祖绕境”, 几乎成为台湾岛内人人关注的焦点活动。1999年, 台中县政府把原来单纯的宗教进香活动命名为“大甲妈祖文化节”, 到了2003年甚至将其升格为“国际观光文化”活动, 命名为“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把妈祖文化打造成当地的一枚文化名片, 对扩大妈祖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台湾学者掀起了研究妈祖信俗的热潮, 著作颇丰, 学者们或溯其本源, 或观察其演变的过程, 或概括现状, 或进行个例分析, 资料翔实、丰富、生动。关于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的研究, 其代表人物为林美容和张珣。二人的研究一前一后, 分别对应妈祖信俗与台湾乡土社会结合的两个阶段。林美容聚焦妈祖信仰的历史形态和社会组织, 关注它在传统台湾乡土社会中的角色功能;张珣感兴趣于妈祖信仰的动态发展, 注重其与当代台湾乡土社会的互动关系 (2) 。

(一) 妈祖信俗与传统台湾乡土社会的互动

明末清初, 妈祖信仰随着闽粤移民横渡台湾, 其后不久便在台湾落地生根, 民间各地妈祖庙不断涌现。妈祖信仰与妈祖庙逐渐成为地方凝聚不同姓氏和族群的纽带, 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以祭祀妈祖为中心的地方“祭祀圈”。祭祀圈是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各祭祀圈大小不等, 包括“部落性、村落性与全镇性等不同的层次”;在同一祭祀圈内, 民众享有共同的神明信仰、祭祀活动、组织和经费等 (3) 。

不仅如此, 在祭祀圈的基础上, 围绕“进香”等信仰活动, 各地还发展出了更大规模的区域组织——“信仰圈”:“一个以一神明或 (和) 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 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 (4) 比较于祭祀圈, 信仰圈还具有超地方、越村落及包容性等特征。台湾各地有不少以妈祖信仰为中心的信仰圈, 如彰化南瑶宫妈祖信仰圈共包括十个“会妈会”, 其成员分布于大甲溪与浊水溪两岸包夹的内陆地带, 辖区范围跨越彰化县、台中县、台中市和南投县等四县市。关渡妈祖宫的信仰圈覆盖面也很广, 从台北地区延伸至整个北台湾范畴如基隆、宜兰和桃园区域。其他较具影响力的传统妈祖区域组织还有台南县西港庆安宫七十八庄, 台中大甲镇澜宫五十三庄, 苗栗中港慈裕宫五十三庄等, 甚至还存在“无庙”的联庄性共祀妈祖的组织, 如台中县新社九庄妈信仰圈。祭祀圈实则是传统乡土社会以神明信仰为中心的基本组织单位, 而信仰圈是在祭祀圈的基础之上, 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而形成的区域联盟组织。祭祀圈与信仰圈组织的范畴并非固定不变,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变化。

那么祭祀圈是如何发展成为信仰圈的呢?仅仅只是因为“进香”等宗教信仰的原因吗?从表面上看似乎的确如此, 但是其背后真正的生成机制却是社会的因素。“村落性以上层次的群体性宗教组织之形成, 愈远离共居一地的因素, 而愈倾向社会性的因素和功能性的因素, 或是表示同姓的结合, 或是表示同祖籍群的结合, 或是为了共享水利设施, 或是为了防蕃或地方自卫。无论如何, 台湾社会的发展, 各种不同地域层次的人群结构, 都与民间信仰脱离不了关系。” (5) 如彰化南瑶宫妈祖信仰圈就含有族群祖籍的整合功能, 主要包括大陆原乡的漳州人和福佬客, 而排除了沿海的泉州人。这就大大彰显了信仰圈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体现了广大乡土社会不同族群的自主组织、整合和治理。祭祀圈与信仰圈的形成和发展也展现了宗教信仰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精彩互动过程。为了祭祀和进香的需要, 各村庄在祭祀圈与信仰圈之内还积极组建各类阵头组织, 教授村社子弟音乐、武术和舞蹈等技艺。仅彰化妈祖信仰圈就有曲馆194个、武馆210个, 主要是北管和狮阵 (6) 。这些曲馆与武馆组织亦是妈祖信仰和仪式的产物。如同祭祀圈与信仰圈, 这些文艺组织也成为各村庄的代表和象征, 在凝聚教化乡土子弟、丰富乡土文化艺术和充实民众精神生活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间信仰各类其他神明和庙宇也都可以依其原理发展出各自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组织, 但由于妈祖是台湾社会的第一民间信仰, 其所形成的祭祀圈和信仰圈数量也稳居榜首, 显示了妈祖信仰对于台湾传统乡土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指出, “妈祖信仰后来以若干源始的庙宇为中心形成很多信仰圈与祭祀圈, 并且因而盛行进香、割香的仪式活动, 至今仍是台湾民间信仰的重要现象” (7) 。

(二) 妈祖信俗与当代台湾乡土社会的互动

林美容关于妈祖信仰祭祀圈与信仰圈的研究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但是张珣却认为她的研究缺乏历史长期层面的考察 (8) 。她的这一批判与她自己的研究旨趣有关。相较于林美容的研究, 张珣更关注妈祖信仰在当代台湾乡土社会的发展演变, 其代表性研究集中于台中大甲镇澜宫与嘉义新港奉天宫两个个案。

台中大甲镇澜宫传统辖区有五十三庄之说, 其祭祀范围包括现今之大甲镇、大安乡、外埔乡和后里乡四个乡镇。也即镇澜宫与其他地区妈祖宫庙一样, 与传统乡土社会结合紧密。然而自步入当代社会之后, 镇澜宫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镇澜宫的妈祖信仰也获得了新的发展。1974年后里乡拒绝向镇澜宫交丁口钱, 退出其祭祀范围, 这标志着传统镇澜宫祭祀圈的松动, 也是其瓦解的开始。1978年镇澜宫改变传统的宫庙管理方式, 采取现代财团法人管理制度, 加速了宫庙的改革步伐。1987年两岸尚未开放交流, 镇澜宫董事会一反以往到北港朝天宫进香的传统, 果断决定前往大陆莆田湄洲祖庙进香, 此举在台湾引起了轰动。随后不久, 镇澜宫带头成立大甲妈祖联谊会, 并借此加强与台湾各妈祖庙及大陆妈祖庙的交往和联系, 1988年镇澜宫分香到澳门, 这些举措都大大加强了镇澜宫在台湾岛内和两岸妈祖宫庙当中的地位。

1999年具有政治背景的颜清标入主镇澜宫董事会, 镇澜宫进一步加强与当地和台湾当局政坛的关系, 提升其政治影响力。颜清标还充分利用当代交通发达和媒体宣传的优势, 借用大甲在台湾各地和海外移民的关系网络, 大力宣传发展大甲妈祖前往新港奉天宫的绕境进香活动, 为其招来了大量的信徒和香火。在其精心的经营之下, 该仪式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 持续的时间长达九天八夜, 参与的人数多达数万人, 进香路程长达几十公里之长, 期间信徒要徒步行走330公里, 经过4个县市 (包括台中、漳化、云林和嘉义) 、18个乡镇、110多间宫庙。近年来镇澜宫在绕境进香中把新的科技及文创产品作为宣传点, 贴近年轻人的心, 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绕境活动中。2006年起, 甚至和当地大学合作, 开发可以实时定位绕境活动位置的APP, 并且能够随时提供绕境活动的景象, 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观看活动的精彩现场画面, 这种活动大大扩大了妈祖的影响力。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现已成为台湾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妈祖信仰活动之一。

大甲镇澜宫本不是台湾有名的妈祖宫庙, 其影响力远不及北港朝天宫和鹿港天后宫等老牌妈祖宫庙, 但是它在当代的成功转型, 使其成为台湾新兴妈祖宫庙的代表, 在两岸三地甚至海外妈祖宫庙中都较具有知名度。这也为大甲地方社会带来了机遇和发展的机会, 当地政府和企业借此发展观光旅游和地方产业。如大甲酥饼、芋头饼等特色食品, 得到了外地进香民众青睐, 借助网络渠道而远销至他地。当地还注重妈祖信仰文化的传承与研究, 举办“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妈祖文物展等, 地方中小学教师成立“大甲妈祖教师研习团”, 参与进香体验和学习交流;当地文化局联合地方文史工作者编写大甲妈祖信仰校本课程, 让学生学习传承当地特色文化。很显然, 镇澜宫的转型发展为当地社会的文化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同时经历了一个“去地域化”的过程:当镇澜宫成为全台知名的妈祖庙时, 也标志着宫内的妈祖已经不再专属为大甲信众, 而是要面向全台的妈祖信徒了 (9) 。

台湾各大知名妈祖庙在当代的转型各有特点, 多能按自身的传统和优势而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嘉义新港奉天宫在当代的发展与大甲镇澜宫有共通的地方, 也有迥异之处。新港奉天宫传统的辖区是古笨港十八庄, 传统的十八庄绕境活动至今仍然得以传承, 于每年的正月期间举行。囿于与北港朝天宫的“正统”之争, 奉天宫早期的发展缓慢。其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台湾解严之后当局权力的下放和对地方社区和产业的重视, 及当地精英乡贤的加盟。1994年台湾“文建会”提倡“社区总体营造”的理念, 意图动员广大地方民众参与到自己社区的重建与发展, 用地方民众的力量发展地方的文化艺术和产业经济, 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和资助。在其影响之下, 地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热情被调动, 带头组织新式社会团体, 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 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不少外出打拼的游子也被吸引回乡创业。奉天宫原是新港最为重要的宫庙之一, 在此良好的环境之下, 奉天宫妈祖信仰再度成为当地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本。原本被忽视的妈祖庙也再度成为地方民众的文化艺术中心及地方精英云集的平台, 并发挥宫庙传统的凝聚和组织功能, 积极参与在地文化和经济的建设。庙宇发展与地方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相得益彰。

1988年大甲镇澜宫改变传统前往北港朝天宫进香的传统, 选择到新港奉天宫进香, 此举为奉天宫带来了十多万外地的香客, 此后香客数量逐年增多, 如何应对和接待如此之多的香客?这对新港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所幸奉天宫及时得到了当地精英乡贤的支持。新港陈锦煌医师组织成立新港文教基金会, 协助奉天宫处理香客进香后留下的成片垃圾, 称为“净港活动”;同时还积极协助奉天宫向“文建会”申请补助, 培训和传承当地的北管、宋江阵等传统艺阵。除了新港文建基金会之外, 与奉天宫合作互助的社会团体还有凤仪社、舞凤轩、爱乡慈善会等。其后奉天宫在当地著名企业家何达煌的带领下, 一方面大力发展当地的妈祖文化建设, 通过妈祖信仰仪式联结与台湾各地妈祖庙的关系, 并扩大奉天宫妈祖的绕境范围, 逐渐从台湾中部朝南部发展;通过学术研讨会, 加强与台湾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大陆妈祖宫庙的联谊和交流。奉天宫除了坚持到莆田湄州祖庙和贤良港天后祖祠谒祖进香之外, 还开创性地向大陆分灵妈祖庙。2010年奉天宫在大陆学者的牵线搭桥下, 充分发挥其宫庙网络的作用, 在福建泉州永春成功分灵一座开永妈祖庙 (10) 。

新港乡没有秀丽的山光水色吸引游客前来游山玩水, 然而却因奉天宫妈祖信俗及其周围的文化创意产业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新港乡由于交通不便, 现代化的进程较慢, 但却因此保存较多的古建筑及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新港传统的特色产业如交趾陶、剪黏和制香等, 与奉天宫妈祖信仰相关, 在台湾有一定的名气且得到了较好的传承。这些产业在现代艺人与企业家的精心包装和创新之下, 发展出“新港香艺园区”“板陶工艺园区”和“古笨港陶华园”等园区, “旧瓶装新酒”, 传统产业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如当地制香艺人、奉天宫董事陈文忠在文教基金会的帮助下, 将传统的制香业成功转型为新港香艺园区, 集吃香玩香品香与深度体验于一体, 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综合体。园区之下有“新港香艺文化馆”“香料香草生态园区”“八卦祈福园圃”“香艺庭园餐厅”“名香夜宿”等。传统的特色产业经过与地方妈祖信俗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互推互进, 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11) 。

相较于传统社会, 妈祖信俗与当代台湾乡土社会的互动融合无疑更为全面深入。受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新媒体等因素的影响, 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进程不断加速, 其交织面也越来越广, 除却民众的日常的宗教信仰生活之外, 也波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 深入影响各行各业。妈祖信仰的政治化、商业化、遗产化、国际化也反过来加速了妈祖信俗在当代社会的转型和变迁, 其形式与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 呈现出后乡土时代的特征。

二、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的内在机制

大多数妈祖文化研究学者认为, 明末清初妈祖信俗从福建传播到台湾, 既延续了大陆地区妈祖信俗的标准化特点, 又呈现了它与台湾地区文化、社会交融的地域性特征。由于两岸在文化建制、社会制度、妈祖宫庙管理模式等方面差异较大, 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发展具有独特性。在互动融合历程方面, 妈祖信俗在台湾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转型。由于妈祖信俗超越了其他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力, 成为乡村振兴和治理中重要的文化资源。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有其内在的生成机制。

(一) 妈祖信俗是台湾乡土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

在台湾, 妈祖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乡土建设中的重要构成元素, 就在于其具有维系乡土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及整合社会意识的“文化纽带”功能。而这种文化纽带不仅通过共同体的信仰力量编织而成, 还通过各式各样的仪式庆典凝结而成。台湾的妈祖宫庙以及宫庙所举办的各种仪式和庆典强化了群体的记忆、增强了对文化和社会意识的认同和情感, 对妈祖的崇敬内化为对邻里乡亲的爱与善。在日常生活当中, 每个人可能因为快节奏的生活而过于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事物, 这有可能导致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情感受到侵蚀和瓦解;但是在妈祖信仰的熏陶之下, 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又重新凝聚到共同的信仰和传统之上, 对社会施予更多的价值关怀, 使人们完全倾注于社会事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 社会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感染之下更富有活力和生机, 或者说使一个散乱的社会获得了转变和新生。在这样一种亲和的世界里, 那些曾经因利益关系而彼此冲突的小群体都消除了对彼此的防备心理, 重新融入了村社或社区这个“大共同体”当中。妈祖宫庙和庆典仪式改变了当地人们的文化价值、关系价值和生活价值。同时, 台湾妈祖文化作为民间文化的主体, 不仅是一种宗教文化, 更是一种乡土社会独具特色的艺术和规制文化。妈祖信仰的审美体验, 不仅使寻常的农家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引导人们创造生活;同时也能引导人们一心向善, 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规范, 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使生活呈现出文明和谐的人文感受。

(二) 妈祖信俗是台湾乡土社会治理的“整合器”

由于台湾乡土社会的发育程度较高且独立组织的发展程度也较快, 妈祖宫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兼具神圣性和地方公业相结合双重属性的重要场所。妈祖宫庙的负责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是比较常见的。许多宫庙负责人为村中的“民间权威”, 或是“非正式权威”, 在村社之间的威望较大, 虽然没有基层干部的身份, 但却能够在调解民间纠纷、组织村民集体参加公益事业时发挥实际领导作用。在某些乡村, 民间信仰场所甚至充当了处理地方事务的机构, 是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的一个窗口。台湾妈祖宫庙虽然不是行政组织, 但它代表的是妈祖的意志, 体现出“公”的一面, 往往能得到当地民众的信赖。“宫庙董事会”依靠民间信仰带来的各种社会资本的力量, 在台湾当局直接管理不到位的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成为处理村社矛盾冲突、维护村社公平正义, 维系村社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 妈祖信俗的主旨仍是教化百姓和谐向善, 但是随着台湾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其文明和开化的速度也大幅度提升, 妈祖信仰主旨也逐渐融入了时代的要求当中, 直接应用到社会治理中, 比如提倡节俭、文明和环保等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的主流价值。这些价值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是乡村治理中可利用的重要资源。妈祖信仰以其“神圣性”把社会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综合统一起来, 形成一个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 以此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总之, 通过将妈祖文化融入村社管理以及村社文化之中, 有力地促成了不同祖籍人群、不同信仰人群的再度整合, 妈祖信仰成了社会整合和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三) 妈祖信俗是台湾乡土社会经济的“助推器”

在村社形成的时候, 庙宇也随之建立。整个社区就会以庙宇为中心向四周延展, 庙宇所承担的不仅是聚落地理中心位置的作用, 以其形成的一整条“庙宇”产业链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甚至成为一个地区的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心。台湾妈祖信仰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是成正比的, 呈现出一种互为依存的状态。台湾妈祖信仰区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宫庙和相关活动的规模;反之, 妈祖信仰香火的旺盛又会带动整个社区的经济活动,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妈祖庙会就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 它是集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于一体的典型代表。同时, 在台湾的妈祖信俗中蕴藏着能够激发广大游客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内容。关于妈祖的一些传说、仪式活动和文创产品等, 都成为在台湾当地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大大充实了妈祖文化这一人文景观的底蕴和内涵, 不仅提高了相关游览区的知名度, 更是增强了其对游客的吸引力。台湾妈祖庙会现已成为当地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印记, 对吸引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华侨的观光旅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 妈祖文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 经济文化一体化越来越引起台湾人民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是发展经济的精神支柱和智力保障。独具风格的妈祖文化利用自身优势充分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实现招商引资, 不仅有利于妈祖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也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四) 妈祖信俗是台湾乡村社会运行的“规制工具”

妈祖信俗主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丰富和完善。目前, 妈祖信俗中增加了不少注重环境和规范民众行为的重要内容。妈祖信俗中关于生态环境的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和人文景观的作用。妈祖信仰中有大量关于信仰场所、仪式器物的禁忌和崇尚自然的价值内核, 对自然环境、妈祖文化资源和景观的保护延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诚实、公正、守信等是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美德, 妈祖信俗会将这些美德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灌输给信众并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影响, 产生一种规制作用, 使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内化于广大民众的自觉行为当中, 从而对提升台湾社会的文明和谐程度、减少村社管理成本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基础。同时, 妈祖进学校进课堂在台湾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与反响, 对下一代的教育首先是源自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 妈祖信俗自带着许多优良的成分, 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和道德教育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通过开展颂讲妈祖故事、讲解贡品制作等相关活动, 不仅让在校学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 更是将妈祖信俗的精华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传播给学生, 这种正能量能转化为学生的自觉思想和行为, 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处处以道德和法律要求自己, 从而形成一种良好、文明、守法的社会风气。

台湾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形成良性互动, 特别是在当代社会, 妈祖信俗在地化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民俗活动和形式, 在丰富民众生活生产的同时也更好地弘扬和发展了妈祖文化。许多台湾的妈祖宫庙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力引导社会和回馈社会, 致力于宣传和践行生态文明的理念和价值, 甚至不惜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 建立和创办一系列服务于社会各阶层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工程, 其所承担的职能已经不再局限于人们所认知的神职和精神慰藉功能, 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以大甲镇澜宫为例, 信众所捐赠的善款, 除用在宫庙事务、祭祀庆典活动之外, 也秉承着妈祖济世的精神核心, 积极地运用于各项慈善和公益事务上。2003年, 大甲镇澜宫成立大甲妈祖基金会;2009年, 为了给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一个可以健康成长的环境, 成立了台湾第一所民间庙宇创办的幼育园机构——镇澜儿童家园。镇澜儿童家园原则上对入住的孩子抚养到18岁, 但是由于各种情况, 依然会延长照顾的时间, 直到确定孩子可以自立生活才完全放手。正是因为妈祖信俗有了这份历史使命和社会关怀, 才能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依然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12) 。

三、结语

台湾社会在传承和发展妈祖信俗方面走在大陆的前面, 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具有借鉴意义的有益经验做法。首先, 台湾当局推动了对妈祖信俗和妈祖文化的保护, 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为妈祖信俗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各地宫庙也积极创新传承机制, 扩大妈祖信仰的影响力。一方面, 台湾当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支持民众保护传统优秀文化;另一方面, 积极引导妈祖宫庙逐步实现转型和升级, 使之更为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的需要。其次是台湾注重发展与妈祖信俗、妈祖文化相关的产业, 致力于打造妈祖精品文化商业圈, 开发出品种丰富广受欢迎的妈祖文化创意产品, 也创建了具有本土特色妈祖品牌, 将妈祖信俗的文化底蕴优势成功地转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新动力, 为妈祖信俗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内容, 促进了妈祖信俗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再次, 妈祖信俗之所以会成为台湾第一大民间信仰, 与各行各业的协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台湾, 无论是政治家, 还是商人, 抑或普通的老百姓, 对妈祖的强烈崇敬之情使他们打破了阶层的局限走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个互通共融的妈祖祭祀圈、信仰圈。广大信众在妈祖的感召之下凝聚在一起, 协同攻克了各种难题, 也开拓了妈祖信俗在台湾传承与发展的新局面。最后, 台湾妈祖宫庙自身也努力实现职能转变。如今的台湾妈祖宫庙摒弃了以往铺张浪费、破坏生态的祭祀方式, 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新型理念。同时, 台湾的众多妈祖宫庙也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扶贫济世双重功能, 除了采用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社会正能量之外, 还广泛开展各类慈善和救助活动, 加速了妈祖信俗与台湾民众社会生活的融合。因此, 台湾的妈祖信俗在传承妈祖精神的同时, 进入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 在提升妈祖文化影响力、推动两岸交流互动、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作出贡献, 使得妈祖信仰更加现代化、普及化、生活化和年轻化, 为妈祖文化的薪火相传注入新活力。

但是, 台湾地区在推动妈祖文化与乡土社会融合中也存在突出的问题。一是妈祖信俗中“迷信”思想对民众思想的负面影响。妈祖信俗高度崇尚和信奉妈祖的旨意, 常常含有宿命论、因果报应、命由天定等消极观念, 容易对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误导, 忽视个人后天的努力, 从而导致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封建迷信的思想会导致民众形成错误的思想观念和意识, 在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和意识的指引下, 人们容易丧失明辨是非和真伪的能力, 这对民众的心灵和身体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在台湾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 这无疑是妈祖信俗所带来的潜在威胁, 同时也影响了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是很多信众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不知道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一味求神灵保佑。更有甚者, 有些信众为了改运, 花大笔资金去求神拜佛, 将求来的神符整碗喝下去, 甚至吃香灰, 影响健康。二是狂热的妈祖信俗活动影响社会安定。由于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 台湾部分信众对妈祖的信奉和崇拜有时候达到狂热的程度——或大兴土木、修缮和建设各类宫庙;或投入大笔资金盲目举办各类庆典和祭祀活动。以声名远播的大甲妈祖绕境敬香活动为例, 活动每年都吸引了众多信众参与, 近年来甚至有很多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创造了宗教活动的奇观。在妈祖绕境活动中, 所行之处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民众们普遍认为妈祖銮轿会给所经之处带来好运, 停留时间越长, 福气就越多。因此, 为了让妈祖能够多停留一些时间, 通常会燃放大量的烟花炮竹, 不但污染环境, 还造成大量的浪费。更甚者是出现抢轿的行为, 这种行为有时候会引起冲突, 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为此, 需要出动大量警力来维持秩序, 这不但对行政造成一定的压力, 也会消耗大量社会公共资源。台湾彰化地区是妈祖绕境活动中抢轿最严重的地方, 以前是地方角头 (黑社会) 参与较多, 现在由于资讯的发达, 绕境活动全程直播, 全世界都可以实时观看, 有些年轻人甚至希望通过打架斗殴等方式来抢轿, 目的是为了上镜来提升自己在帮派或者组织中的名声。三是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传统妈祖信俗和妈祖文化受到冲击。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城镇化的迅速推进, 许多外来文化在台湾生根发芽, 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追捧和欢迎, 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而以妈祖信俗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由于形式过于繁琐、内容过于单一、未能及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和发展等原因而日渐式微, 甚至一度面临消亡的困境, 因此, 如何在面对外来强势文化冲击的情况下保持妈祖信俗的生命力, 就成为了一个亟待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民间信仰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紧密。劳格文对于客家传统社会的调查 (13) , 丁荷生、郑振满和陈春声等对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讨论 (14) , 显示了民间信仰确实是了解我国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和空间结构的一把金钥匙。妈祖作为我国的第一大民间信仰, 大陆传统社会也存在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妈祖祭祀圈和信仰圈 (或称为“仪式联盟”) 。在当代社会,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的互动融合不似台湾那么深入全面, 但其发展势头不可阻挡。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 并且强调要对传统文化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民间妈祖信俗的转型发展方兴未艾,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实践之道。我们应积极借鉴台湾地区推动妈祖信俗与乡土社会互动发展的经验, 同时也要吸取其教训, 立足实际挖掘妈祖信俗的当代价值, 使之与乡土社会相融合发展, 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注释

1 台湾寺庙整编委员会:《佛刹道观总览·天上圣母专辑》 (第一册) , 台湾华林出版社, 1987年, 第91页。

2 本文主要依据林美容与张珣的研究回顾妈祖信俗与台湾乡土社会的互动历程。

3 林美容:《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 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6年, 第27、30页。

4 同上, 第33页。

5 林美容:《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 第126页。

6 同上, 第327-406页。

7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 第296页。

8 张珣:《祭祀研究的反省与后祭祀圈时代的来临》,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58期, 2002年, 第84页。

9 张珣:《历史视野中的妈祖信仰与台中县大甲地区的发展》, 《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第16期, 2011年, 第301-334页。

10 陈进国:《地方信仰传统的复兴与社会资本的运作——以新港奉天宫分灵福建陈阪宫为例》, 载萧庆伟、陈支平、李玉柱主编《闽台文化的多元诠释 (四)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180-192页。

11 张珣:《妈祖信仰与文化产业: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以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为例》, 《莆田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第1-7页;《从民间信仰与地方文化产业看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以新港奉天宫为例》, 载《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2013年, 第115-160页;《宗教与文化创意产业:新港奉天宫与香艺文化园区》, 《辅仁宗教研究》第29期, 2014年, 第1-16页。

12 陈荣裕编《妈祖的囡仔——大甲镇澜宫跨世代传承》, 商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第58-105页。

13 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文化丛书》 (共30册) , 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 1996-2006年。

14 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Kenneth, Dean and Zheng Zhenman,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2 vols (Brill,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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