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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芬楼影印《道藏》始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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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 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其图书室“涵芬楼”名义影印出版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合集, 乃道教经典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四卷所言, 明版《道藏》的影印行世, 改变了长期以来《道藏》数量既少, 而又深藏宫观、鲜为人知的状况, 从而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 此后道教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 来。

摘 要:以往学界关于涵芬楼影印本《道藏》的问世过程, 主要是依据丁福保的《道藏精华录绪言》, 以时任大总统徐世昌为首倡者。本文经过考察认为, 傅增湘和张元济才是推动重印《道藏》的核心人物。傅增湘作为著名藏书家, 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看到了《道藏》所收经籍的重要价值, 因而向张元济提出重印《道藏》的倡议。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 基于爱国情怀, 为避免外国人抢先重印《道藏》, 于是积极响应。徐世昌支持此事, 并以个人入股方式出资襄助。影印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正式发售后, 150部《道藏》在三年时间内即销售一空。

关键词:道藏; 影印; 涵芬楼; 傅增湘; 张元济;

作者简介:尹志华, 1972年生, 哲学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

A Study on the Photocopy of Daoist Canon by Hanfenlou

Yin Zhihua

20世纪20年代, 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其图书室“涵芬楼”名义影印出版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合集, 乃道教经典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四卷所言, 明版《道藏》的影印行世, 改变了长期以来《道藏》数量既少, 而又深藏宫观、鲜为人知的状况, 从而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 此后道教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 来。 (1) 但是, 关于涵芬楼影印本《道藏》的问世过程, 学界却极少关注。关于此事的发起人、主持者, 曾经流传着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学界主要是沿用丁福保 (号守一子, 1874-1952) 在《道藏精华录》中的有关说法, 然而丁氏的说法却有很大的问题。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作了新的探讨, 但关于涵芬楼影印本《道藏》问世的艰难历程, 仍有进一步考察的必 要。

涵芬楼影印《道藏》始末考

丁福保编纂《道藏精华录》, 时在1922年初。当时商务印书馆虽然已经决定重印《道藏》, 但尚未开印。丁福保在《道藏精华录绪言》中说:“民国七年 (1918) , 高邮王丹明先生拟借上海白云观《道藏》, 集赀而重刻木板, 惜仅刻成目录一卷, 因集赀未成, 不克举办。今大总统东海徐公 (即徐世昌, 1855-1939) , 借北京白云观《道藏》, 缩为石印六开小本, 每梵本二叶并为一叶, 始将梵本改为方册本, 每部实价八百银圆, 请前教育部总长傅沅叔 (即傅增湘) 先生总理其事, 于是学道者始得饱读全藏矣, 其功德讵有涯涘欤!” (2) 丁氏将影印《道藏》归功于徐世昌, 既可能是误读商务印书馆重印《道藏》预约启事所致, 也可能有“颂圣”因素在内。而其所言“每部实价八百银圆”, 也不是准确的 (详后) 。

丁福保的说法曾长期被学界沿用。如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 即据《道藏精华录》, 称涵芬楼版《道藏》系民国初年徐世昌借北京白云观《道藏》重印。 (3) 施舟人在《道藏通考》的《总论》中也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 徐世昌总统就首倡重印明《道藏》, 他资助付印, 并令教育总长傅沅叔主持此事。 (4)

实际上, 关于重印《道藏》之事, 徐世昌在撰于1928年的《白云观碑记》中明确地说:“观有明《正统道藏》, 门人傅增湘商住持陈明霦 (1854-1936) , 景印流传, 余力助其成, 曾为之序。” (5) 近来一些学者据傅增湘书信及张元济日记, 也否定了徐世昌发起影印《道藏》之说, 但他们或主张傅增湘是影印《道藏》的发起人和推动者, 或主张影印《道藏》是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策划的系列影印出版传统经典计划之一。 (6) 对此问题, 笔者经过考察认为, 傅增湘和张元济同为推动《道藏》影印的核心人物, 谁最早提出并不重要, 需要关注的是影印《道藏》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和傅、张二人的迎难而上、坚持不懈。

傅增湘在1935年9月20日致张元济等人的信中, 明确说自己昔年“创议影印《正统道藏》, 历时四载, 奔走南北, 譬解疏通, 乃得定议, [北京白云观]允假出照印”。 (7) 但张元济在1929年致孙玉仙的信中则说, 影印《道藏》为其在商务印书馆时所主张, “意在存古, 不在于布教”。 (8) 也许, 傅氏最早提议, 随即得到了张元济的附和。傅氏提议固然重要, 若无出版公司响应, 终成泡影。

在此先对傅增湘和张元济二人作一简要介绍。

傅增湘 (1872-1949) , 字叔和, 号沅叔, 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 四川江安人。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光绪二十四年 (1898) 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1903年授翰林院编修, 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后兴办女子教育, 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和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1911年6月, 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 与张元济同任副会长 (会长为张謇) 。1914年3月当选约法会议议员, 8月任肃政厅肃政史。1917年12月, 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 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绝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而愤然辞职。1925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自卸任教育总长职务后, 傅增湘潜心于古籍寻访、收集, 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 并推动珍稀古籍的重印出版。 (9)

张元济 (1867-1959) , 字筱斋, 号菊生, 浙江海盐人。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光绪十八年 (1892) 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1898年维新运动期间, 在京创办通艺学堂, 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变法失败, 被革职。次年, 因李鸿章推荐, 盛宣怀邀其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 任编译所所长。1916年任该馆经理, 主持全面工作。1920年改任监理。1926年辞任监理, 被公推为董事长, 不再负责具体事务。在张元济主管商务印书馆期间, 该馆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出版物遍及教科书、辞典工具书、中外名著、期刊、古籍等多个门类, 享有盛誉。 (10)

傅增湘与张元济曾于1911年6月同任中央教育会副会长, 7-8月连续开了十余次会议, 应该过从甚密。 (11) 辛亥革命发生后, 当年12月, 傅增湘参加唐绍仪议和团南下上海, 即专程拜访张元济。 (12) 张元济委托傅增湘为涵芬楼收购古籍, 此后二人经常通信。傅氏在何时向张元济建议重印《道藏》, 笔者未能确考, 但至迟在1918年3月11日, 二人已开始商量重印《道藏》之事。3月11、14、20日, 张元济连续给傅增湘写了三封信, 都涉及影印《道藏》的办法。 (13) 傅增湘的提议为何能得到张元济的积极响应?商务印书馆调整出版策略, 由主打教科书转向兼顾翻印经典善本, 当然是最重要的背景。张元济本人因受刺激而油然生起的民族自尊心,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据张元济日记, 1917年2月19日, 张元济持岑春煊 (1861-1933, 清末民初政坛名人) 介绍信往访寓居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 (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 , 希望对方能帮助承印《四库全书》 (因国内厂商尚缺大宗印刷能力) 。哈同让其管家姬觉弥 (字佛陀, 1885-1964) 与张元济商谈。张元济的感觉是, 此人已完全站在洋人的立场, “高言我处相距太远, 校印人不愿”。更让张元济吃惊的是, 姬氏表示, 他们准备印《道藏》和《四库未收书》。也许姬氏只是大言, 但明显让张元济感受到了影印本国传统经典的迫切性, 否则又落在外国人后面了。 (14) 在此之前, 他听说哈同将筹印《四库全书》, 即认为“此书为我国文化之宝藏, 不宜由外资印行”, 表示“商务愿引为己任”。 (15) 因此当傅增湘提议影印《道藏》时, 张元济马上就产生了共鸣, 连复数信商量具体办法。

商务印书馆毕竟是企业, 要盈利, 因此张元济与傅增湘一直在协商, 如何使影印《道藏》既有社会效益, 又有经济效益。鉴于傅增湘当时担任教育部总长, 张元济希望傅增湘动用人脉关系, 组织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任发起人, 并发动有钱人为影印《道藏》入股。因此, 张元济积极关注当时的政局变化。1918年3月22日, 段其瑞复任国务总理。3月26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 即谈及“合肥 (指段其瑞) 复出, 报称阁员极少更动, 又谓公 (指傅增湘) 仍留部, 其言想确, 则影印《道藏》事仍可进行也”。 (16) 3月29日, 张元济又致信傅增湘, 担心时局变化, 明言, 影印《道藏》一事的“定约、备案、发起招股, 最好乘公在职之日, 省事许多”。 (17)

按照张元济和傅增湘的设想, 鉴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 而上海白云观就有一套《道藏》, 因此拟就近借上海白云观的《道藏》作为影印底本。虽然二人跟上海白云观素无往来, 但由于上海白云观是北京白云观的下院, 因此他们拟通过北京白云观方丈居中牵线协调。傅增湘是徐世昌的门生, 而徐世昌崇信道教, 是北京白云观的大护法, 与该观方丈陈明霦稔熟。傅增湘大概也曾陪同徐世昌到白云观瞻礼。遂由傅增湘出面, 与陈明霦接洽。傅增湘在1940年为北京白云观住持安世霦编撰的《北京白云观全真道范》作序时即回忆说:“余自桑海以来 (指清朝灭亡, 进入民国) , 游涉郊坰, 时往[白云观]瞻礼。嗣以重印《道藏》全经, 与前方丈陈君过从渐密。经营三载, 苦心毅力, 同排浮议, 卒底于成。玉笈金函, 流传薄海内外, 真诠秘典, 因之大彰, 此正道教振起之机, 不徒为本观中兴之绩也。” (18) 傅氏此言既透露出影印《道藏》之事历经艰难, 又为曾出力推动此意义重大之事而自豪。

1918年5月中旬, 为协调借印《道藏》事, 北京白云观陈明霦方丈赴沪。5月18日, 张元济往上海白云观拜访陈明霦及该观监院阎雪筠 (道名仁爱, 全真华山派道士) 。陈氏积极支持, 但阎氏“意似稍阻”, 谓须与本观董事陈作霖 (字润夫) 和葛晋康 (字虞臣) 商量。5月24日, 张元济约陈、阎二人在“一品香”吃饭, 以联络感情。5月28日, 陈明霦告知张元济, 阎雪筠听从董事陈、葛二人指使, 托言请假, 避而不见。陈氏此行协调无果, 甚为懊丧, 遂对张元济表示, 如果上海白云观不愿借《道藏》, 将来可以借北京白云观的《道藏》。 (19)

不过, 张元济跟上海白云观还是谈成了一件事, 就是在该观清点《道藏》的页数。张元济在6月4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 《道藏》页数已经全部数定, 每页20行, 约近10万页。 (20)

张元济了解到上海白云观实际掌控人为陈、葛二位董事后, 便直接与二人接洽。陈、葛二人同张元济虚与委蛇, “云俟阎某归沪商定”。张元济一时搞不明白, 究竟是陈、葛二人有“揽权及觑利之意”, 还是阎某“别有所欲”。面对困局, 张元济希望由地方长官出面疏通关系。他听说时任淞沪护军使卢永祥 (1867-1933) 极为赞成影印《道藏》, 便给傅增湘写信, 请其以教育总长的身份给卢永祥发公函, 请卢永祥出面劝阎某同意借《道藏》。④不知傅增湘是否给卢永祥写了信, 总之卢永祥并未出面促成此事。

8月6日, 张元济与傅增湘一同赴北京白云观拜访陈方丈, 谈借上海白云观《道藏》事, 也没有结果。张元济又提出, 能否将北京白云观的《道藏》运到上海。如果担心运输安全, 可以作为官事办理, 沿途派官员保护, 或者由白云观派人护送。陈方丈不想将该观《道藏》运到上海, 便对张元济说, 他已于20天前写信给上海白云观陈董事, 请再等候10天, 如果陈董事回信不同意借《道藏》, 他再写一封信去劝说。张元济说, 如果陈方丈真有办法, 可再函商, 如果只是说空话, 不如就在此商定, 不必再给上海白云观写信。陈方丈听后默不作声。14日, 陈方丈拜访张元济, 带来了上海白云观陈、葛二位董事的复信。此信的内容, 从张元济21日的日记可以推测出, 其中讲了上海白云观有墙壁倒塌, 正拟重修, 希望商务印书馆资助。陈方丈请张元济代拟致陈、葛二人的回信, 张元济建议给阎监院也写一封信, 陈方丈表示同意。21日, 教育部秘书徐鸿宝 (字森玉, 1881-1971) 拜访张元济, 告知已将复信交给陈方丈誊写。对于上海白云观提出的修墙费用, 张元济认为工程不大, 不过数百元, 商务印书馆可以代为修缮。关于给京、沪两处白云观的津贴, 张元济曾与傅增湘商定, 拟在每部《道藏》定价上加20元, 给两观各赠10元。当日, 张元济还拟成承印《道藏》契约, 送给傅增湘看。23日, 张元济收到傅增湘的来信, 傅增湘认为, 借《道藏》之事须托江朝宗 (字宇澄, 1861-1943, 民国时期著名政客) 出面。江朝宗也是北京白云观的大护法, 但其时在西山养病, 行踪不定, 傅增湘建议先等待。 (21) 10月3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 言“借《道藏》事屡促无回音, 真闷损人”, 询问“江君 (即江朝宗) 曾与陈方丈细谈过否”。 (22) 10月18日, 张元济再次询问傅增湘:“京观陈方丈不知有无要求?江宇澄已否与之谈过?” (23)

张元济回沪后, 多次拜访上海白云观陈、葛二位董事, 终于弄明白二人有居奇之意, 想让商务印书馆支付大笔费用。张元济推测, 由于陈董事曾经也做过书商, “以为石印书籍必有千百部之销路, 故欲借此居奇”, 因此, 他们托称“该观正拟募资兴修殿宇, 如能捐助巨工, 便是护法, 诸事都易商量”。而商务印书馆同人商议的结果是, “至多不能逾千元, 且须分期交付, 以免中途变卦”。张元济甚至认为, 陈董事“有同业相忌之意, 又不仅在募捐耳”。 (24)

让张元济稍感宽慰的是, 9月24日, 来中国收购典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施永高 (Walter T. Swingle, 1871-1952) 告诉他, “如印《道藏》, 美国约可销数部”。 (25)

与上海白云观多次协商无果, 张元济又想到请地方长官出面。11月20日, 他打听到卢永祥其时正在北京, 于是写信询问傅增湘:“公能挽其出为说项否?”他甚至认为“惟此一着, 或可有效, 否则此事恐无观成之日”。 (26) 未知傅增湘是否找过卢永祥, 但他提出了以官府施压的建议。张元济只是希望有官员出面撮合, 并未有以官府压人的想法, 因此给傅增湘回信说:“同人之意, 以为官力一层断不宜用。”之所以不愿以官力压人, 张元济等人还有一层想法, 就是对《道藏》的销路情况心中没底。如果以官力强压上海白云观借出《道藏》, “而我处发售预约万一不能满额, 则仍不能印行, 不免贻人话柄”。 (27)

上海白云观不同意借《道藏》, 影印《道藏》之事一时陷入了僵局。张元济后来记述其时的感受是, 影印《道藏》事为陈、葛诸人所阻, 忿恨已极。 (28) 傅增湘提议借北京白云观的《道藏》。张元济回信说:“在京影照匪独费巨, 且手续甚繁, 需时过久, 同人仔细筹思, 颇多望而却步也。”张元济认为, 如果不能跟上海白云观谈妥, 就不能先发预售启事。 (29)

在影印全部《道藏》之事一时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 傅增湘提议抽印其中部分经书。1919年2月6日张元济回信称:“尊意欲抽印, 未知拟抽若干种?如工事与《四部举要》无妨碍, 弟亦甚愿为之。”⑦抽印先要选定书目, 亦非易事, 故傅增湘迟迟未予回应。 (30) 不过, 张元济也未放弃影印《道藏》的计划, 4月17日他给傅增湘写信, 仍询问“《道藏》事如何, 有办法乞示下”。 (31)

虽然与上海白云观商借《道藏》一事尚无进展, 但张元济一直在为《道藏》的印刷和发行做准备。当时, 商务印书馆已经决定出版《四部丛刊》 (原名《四部举要》) 。1919年3月10日, 张元济与同事鲍咸昌 (字仲言, 1864-1929,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 商量, 认为根据当时的印刷能力, 可以同时开印《道藏》和《四部丛刊》, 遂致信同事高凤谦 (字梦旦, 1869-1936) , “谓两事并举, 尚无不可”。5月5日, 张元济与诸位同事商量两套丛书出版事宜, 分别确定了负责人。次日, 同事包文信提交了出版两套丛书的工程预估单, 认为《道藏》石印约十万页, 与《四部》同印, 约廿八个月印完。8日,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至沪, 张元济约见, 伯希伯表示, 拟订购《道藏》和《四部丛刊》各一部。 (32)

傅增湘在教育总长任上, 积极争取将影印《道藏》列为政府资助项目。他自述:“惟《正统道藏》, 玄秘之渊, 志在扬阐。余长部日, 频议不谐, 卒赖东海徐公之力, 幸完始愿。” (33) 这段话透露出, 他的提议遇到了很多反对意见, 最后在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现在所见教育部给大总统的呈文记述了傅增湘所做的努力:他“与各阁员筹议, 拟具办法, 开摺面陈, 蒙大总统批示助款五千元, 以资提倡”。他力陈《道藏》的学术价值:“其中所收唐以前古书, 多世不经见之本, 不独宗教专门, 尤为后来学术考证家所珍重。”他指出, 影印出版《道藏》乃抢救古籍之迫切举措:“明代刊板, 旧在大光明殿, 经庚子乱后尽毁。各省道观间有藏本, 率已零残, 惟京师白云观独存全部, 上海有白云观之分院, 所存亦多阙卷。仅此孤帙留遗, 倘及今不为设法传布, 必致终归湮没。”他拟订的影印办法是“依原本缩印, 以四半叶为一叶”, “先向上海白云观取印, 再就京本补其不足”, “约三年内印成”。计算下来, 全藏共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七页, 约装二千册。经商务印书馆估计, 用连史纸石印百部, 工料费约五万四千元。再加上津贴京沪两观及杂费约六千元, 合计六万元。傅增湘提出, “此项经费, 必须预为筹垫, 方可着手办理”。经傅增湘动员, 财政、内务、农商、交通等部共认垫款四万三千元, 尚缺一万二千元。他又提出:“依照印书常规, 应先发一半工费, 印书及半, 再行续发全价。一面即印行预约券, 每部定价六百元为率, 以便随时售书归款。” (34) 1919年4月25日, 张元济收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京华印书馆”经理孙壮 (字伯恒) 的来信, 获知政府已决定印《道藏》。 (35)

在傅增湘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 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教育次长傅岳棻继续为影印《道藏》事项争取经费。9月30日, 教育部为酌拟印行《道藏》办法正式向大总统呈文。呈文中除叙述傅增湘以前所做工作和所拟办法外, 又提出:“此次经与阁员会商, 复由陆军部认定垫款五千元, 海军部认定垫款三千元, 外交部认定京钞五千元。拟俟此项垫款收足半数, 即汇沪, 开始刊印。特将经过情形及拟订办法呈请鉴核, 伏候批示。” (36) 10月7日大总统徐世昌批复:“呈悉, 此令。” (37) 对教育部拟订的办法, 徐世昌未置可否。

张元济得知教育部已将影印《道藏》立项后, 在8月28日复孙壮的信中说:“教育部既有印《道藏》意, 无论如何本馆总当表示愿为承办之意。” (38) 12月, 教育部秘书徐鸿宝来看涵芬楼藏书, 张元济将承印《道藏》合约稿交给他, 徐氏建议将合约中的预付款改为二万元。 (39)

1920年, 商务印书馆多次开会讨论重印《道藏》事, 但没有什么进展。1921年9月21日, 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说, 只能从北京白云观借《道藏》影印, 而且拍照必须在北京进行。 (40) 这意味着借上海白云观《道藏》之事彻底告吹。次日, 张元济核查傅增湘以前寄来的印《道藏》公启, 发现版面计算有问题, 依每页20行计算, 页数要比以前预估的多出一半有余, 工料费要增加一万至三万元。24日, 张元济拜访傅增湘, “告以《道藏》须复查页数”。 (41)

1922年, 影印《道藏》事进入了实质推进阶段。傅增湘草拟了《重印正统道藏缘起》。《缘起》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肯定《道藏》的价值:一是《道藏》所收地志传记及医药占卜之书, “或出晋宋以前, 或为唐人所撰, 清代《四库》既未甄收, 藏书家亦鲜传录”;二是《道藏》所收先秦诸子书, “半据宋刊、金元专集, 尤多秘籍, 乾嘉学者研索及斯, 只义单辞, 珍侔星凤, 采辑未竟, 有待方来”。因此, 该文表明重印目的是“深惧古籍就湮, 幽诠终秘, 因议重印, 用广流传”。《缘起》最后突出徐世昌对重印《道藏》的贡献:“东海徐公慨出俸钱, 成斯宏 举。” (42) 丁福保将重印《道藏》归功于徐世昌, 可能也是受这份《缘起》的影响。

那么, 徐世昌为重印《道藏》垫付了多少钱呢?傅增湘在重印《道藏》发售预约后致卢弼 (字慎之, 1876-1967,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的信中说“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元”, (43) 后来在1939年致张元济等人的信中又说是二万五千元。 (44) 可能后者是准确的数字。不过徐世昌只是垫付资金, 相当于入股性质。其中部分资金以10套《道藏》抵扣, 另外的资金则视销售情况分红。 (45)

最后, 为什么要徐世昌个人出钱, 才能凑齐启动经费呢?前面提到的教育部呈文不是说已有多个政府部门认定垫款了吗?可能这些垫款最终都没有落实。

傅增湘又请人将重印《道藏》启事翻译成英文, 并寄给了张元济。张元济在8月19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影印《道藏》英文启亦已奉到, 据同人阅称, 谓原译不甚妥协, 如周秦诸子竟误认为周姓、秦姓诸君。此外亦尚有必须修改者, 已嘱赶办。”张元济在信中还讲了几件事:一是《道藏》目录已经印出;二是已安排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做好拍照等准备工作;三是请北京分馆同事速商白云观方丈, 将该观收藏的《道藏》残本运到上海。 (46) 8月28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 告知在财政总长董康来沪时, 已将100份《道藏》样本附英文《缘起》交给他, 托其分发, 另已邮寄10份给傅增湘。张元济在信中询问:“前函拟先借白云观所藏残本, 运至上海, 编定目录, 寄至京华印书馆, 再向该观按目借出开照, 免致错乱, 此事白云观是否已同意?” (47) 9月9日, 张元济从傅增湘的回信中得知, “《道藏》残本陈道人忽有怀疑”, 此事只好作罢。他请傅增湘转告陈道人, 影印《道藏》之事, 已确定“在京照相, 转寄上海制版”, 因为“运纸入京税重, 装订本子工人不敷, 均不能不就上海办理也”。⑦

在8月19日致傅增湘的信中, 张元济还透露了一个情况:“一年以来, 南北学佛诸子怂恿敝处影印续释藏经, 并以宏法大愿广为说法, 认购者亦已剧数十部, 责望甚切, 敝处业已允从, 将于来月发售预约。”张元济所说的“影印续释藏经”, 即影印日本京都藏经书院刊行的《卍续藏经》。张元济担心, 由于“道家势力似不如佛”, 如果两套丛书同时发售, 《道藏》“所有销路恐不免被其侵占”。也有人告诉他, “释道两教截然不同, 销送各殊, 不至遽有妨碍”。张元济认为“究竟如何, 殊难预测”, 于是请傅增湘“代为察度”。张元济说, 如果傅增湘“以为无碍, 自当同时发布, 否则宁迟毋速”。张元济一直担心《道藏》销路不畅, 他在信中对傅增湘说, “此书预约含有孤注之势, 若一发不中, 我公责任固重, 敝处亦措置较难, 故不能不慎之于始也”。 (48) 傅增湘的回信笔者未见, 但可以推测的是, 他对《道藏》的销路持乐观态度, 并以此来鼓励张元济, 最后的结果是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同时启动了《道藏》和《卍续藏经》的重印工作。

傅、张二人就重印《道藏》的发起人名单进行了多次商议, 动用各种关系邀请社会名流加入。最后确定的发起人名单上共有13人, 分别是赵尔巽 (清末任东三省总督, 时任清史馆总裁) 、康有为、李盛铎 (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 民国成立后历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等职) 、张謇 (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 、田文烈 (北洋将领, 历任农商总长、内务总长等职) 、董康 (清末进士, 民国成立后历任法制编纂馆馆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熊希龄 (前国务总理) 、钱能训 (前国务总理) 、江朝宗 (曾任北京步军统领) 、梁启超、黄炎培 (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创建中华职业学校) 、张元济和傅增湘。 (49) 张元济曾邀请罗振玉 (字叔蕴, 1866-1940) 列名发起人, 但罗振玉回复说, 如果对道教颇有研究的沈曾植 (字子培, 1850-1922) 答应出任发起人, 他也加入;如果沈曾植不同意, 他也不加入。 (50) 从最后的名单来看, 沈曾植可能没有同意, 因此他们二人都没有列名发起人。罗振玉又提出邀请王国维任发起人, 但张元济回复说:“敝处于印行古籍一部分事尚系萌芽, 遽延名宿, 实增惭愧。顷与敝同人商议, 聘请与否一时尚未能定。”④从最后的名单来看, 大概没有聘请王国维出任发起人。

1922年10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散发《道藏》预售启事。 (51) 12月14日, 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重印《正统道藏》的广告。广告中讲了重印《道藏》的缘起, 署上了13位发起人的名字。对这套丛书的介绍是:全书约十万页, 分装一千二百册, 照六开本式, 用上等粉连史纸石印, 书根上加印书名册数。出版进程是:全书分六次出齐, 自1923年10月至1925年6月, 每4月出书一次。关于预订:若一次性付款, 每部七百二十元;若分三次付款, 每次二百八十元。预订截止日期为1923年3月。商务印书馆还为该套丛书配备了书橱, 另外计价:楢木制90元, 桧木制66元, 是否订购听便。 (52)

关于商务印书馆派人到北京白云观对《道藏》进行拍照的具体过程, 笔者目前所见记录甚少。张元济在1923年8月1日致傅增湘的信中抱怨说:“白云观道人借书甚不方便, 偶然漏照, 事所恒有。续往请借, 道人即甚为难, 殊觉所见不广。”张元济请傅增湘与白云观沟通说明, 让白云观予以配合。 (53)

重印《道藏》一事正式启动后, 张元济念兹在兹的就是预订数量。1923年2月3日, 他致信傅增湘说, 《道藏》“推销方法只能专用感情”。他希望傅增湘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推销, 并叮嘱说“各处如有复信, 尚望见示”。他又告诉傅增湘说, 董康“昨日遣其随员梁君来访, 谓欧美图书馆当有数部可定, 此间 (指商务印书馆总馆) 仅售出一部, 各分馆尚未有消息”。 (54) 4月15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 《道藏》共售出31部, “但欲印百部, 必须售出六十部, 否则尚须垫本”。因此, 他请傅增湘设法多发出信件, 让更多的人预订。他认为, “今之阔人费去数百元, 真不过沧海之一粟”, 只要游说得法, “想此事总不至无希望也”。 (55) 5月23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 《道藏》已经开印, 预订数多了5部。对于预订总数, 他降低了目标, 不再提60部, 而是希望能售出50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在信中请求傅增湘“鼎力吹嘘”, 即为《道藏》多做宣传。 (56)

傅增湘为增加《道藏》征订数量, 确实在不遗余力地动用各种关系。从傅增湘的一封书信即可见一斑。此信系写给著名藏书家卢弼的。傅增湘在信中说:“京师白云观《道藏》为海内孤帙, 古本秘籍多世不经见之文, 曾经教育部呈准影印。嗣蒙徐前总统慨垫三万圆, 交增湘付商务印书馆印行。现在影印开始登报发售预约, 亮荷鉴及。惟是书卷帙浩繁, 印行仅以百部为限, 因念台端耽研典籍, 素广搜罗, 倘承推爱, 酌量购置, 俾广流传, 高谊雅怀, 同深企仰。附呈书目四册, 样本一册, 并希察存如荷。订购敬祈按预约办法将款汇交该馆, 或迳交敝处代为转交亦可。统希酌察办理为幸。” (57) 面对同为藏书家的朋友, 傅增湘力陈《道藏》版本价值高, 印数又很少, 因此值得购买。

傅增湘的推销确实有成效。1923年8月1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敝处实销, 连尊处代招已购各户在内, 共得六十部。私冀全书告成之日, 可望售去八十部。如此时局, 如此书, 可谓有成绩矣。”这样, 张元济原来设定的预订60部的“保本”目标已经达到, 于是他转而关注印刷问题, 希望当年十月出版第一期的承诺“不致失约”。 (58) 10月23日, 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道藏》预约共售出六十三部, 后半印价当可足用。第一期即日出书, 为洞真部, 全部共计一百六十四册。依照通告期限出版, 并未爽约。”在此信中, 张元济还提出, 今后如有人预订, “似应加价”。 (59)

商务印书馆在《道藏》预约发售广告中曾言明出版期限是1923年10月至1925年6月, 分六期出版。到1924年6月, 开始印第三期时, 鉴于《道藏》已售出90余部, 商务印书馆觉得《道藏》供不应求, 于是决定加印50部。 (60) 这样前面的两期就要重新制版, 随第四、五期一同印出。 (61) 但第四期《道藏》却因“各种耽搁”, 到1925年7月仍未能出书。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明情况, 谓因“近两月来, 时局纠纷, 人心不定, 诸事不免停滞”, “此间罢工事至今未了, 敝公司所用电力已被租界工部局停止, 甚为困难”。 (62) 至1926年4月, 《道藏》终于全部印完, 比原来的预期推迟了将近一年。

据胡道静先生所言, 涵芬楼影印本《道藏》缺98页。胡先生认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北京白云观《道藏》虽经道光年间修补, 但到民国时期又有所残缺, 未曾觅补。 (63) 笔者推测, 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拍照时有所遗漏。

在《道藏》印成之际, 傅增湘考虑撰写一篇后跋。1926年5月27日, 傅增湘致信张元济:“《道藏》谅印成。鄙撰后跋数日可寄, 乞饬知装订稍缓数日, 何如?” (64) 但不巧的是, 其时张元济已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辞去监理职务, 并已登报声明, 不再管事。《道藏》发行后, 张元济才想起傅增湘撰写后跋之事, 于是在6月10日致信傅增湘说:“《道藏》将印完, 弟先离馆, 竟将吾兄拟撰后跋一事忘却。今已发行, 恐无及矣。” (65)

傅增湘没有提出补印自己的后跋, 但又与张元济商量补印徐世昌和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明霦的序言。徐世昌在位时不仅从政府的立场上支持重印《道藏》, 而且个人出资予以赞助, 陈明霦慷慨同意借出《道藏》, 二人作序都合情合理。1928年3月31日, 傅增湘致信张元济说:“《道藏》尚有徐东海序文一篇, 原议补印, 加入目录之首, 此事讫未办 (又有陈道士序一篇) , 请查收两序, 速行补印寄京, 以便加装入册。” (66) 不知商务印书馆最后是否补印了两序, 也不知两篇序言现在还能否找到。

对于重印《道藏》的纸张和装帧质量, 傅增湘也颇为关注。1927年4月26日他致信张元济, 指出商务印书馆近来所用纸张头尾厚薄不匀, 导致《道藏》和《困学纪闻》两种书在装订上尾低头高, “一尺书差至二寸许, 堆案既不耐观, 插架更难齐整”。5月10日张元济复信, 感谢傅增湘指出问题, 使印制工作得以及早改良。 (67)

《道藏》印完后, 销售情况良好。1929年4月29日, 傅增湘有一好友欲购《道藏》一部, 他遂致信张元济说:“馆中当有存者, 可否让与一部?其价记前定一千元, 能略加折减否?” (68) 5月8日, 张元济回信说:“代问《道藏》, 据查业已无存。”为证明其言并非敷衍塞责, 张元济特地附上商务印书馆总务处的函, 其中明确说“敝馆整部《道藏》均已完全售出, 现所存者均系残片坏叶, 补印亦甚费事, 不易配成全部”。商务印书馆又告知傅增湘, “去岁曾有一主顾购去后复托转售, 第不知现在已否售出, 且必须照原价加增四百元”。 (69) 可见, 《道藏》售罄后, 有一些原来的买主见有利可图, 便加价转让。

鉴于社会上对《道藏》仍有需求, 傅增湘提议再印。1935年9月20日, 他致信张元济等人说:“近来中外人士及边远省分向敝处询问者日日不绝。肆间悬千金以求亦不可得。近且有出千五百金者。而在沪、平 (北平) 两馆来购者亦复甚多。盖此百余部流布后, 当世颇知此书之宏富深玄。西洋人尤重之, 购求更亟。鄙意为时势之需要及学术之宣扬, 此书宜早为重版印行, 以副海内之望。拟请贵馆查取昔日合同, 急议重印办法。其部数以二百部为限, 仍发行预约。其价应酌增若干, 以现时工价物料为准可也。至制版, 则以原书重照。较初办, 自可轻减若干。用款一节, 初次由东海垫出二万五千元, 目前如再请东海出资, 恐亦非易。以彼高年, 或不愿分神及此。目前假定开办之始需费三万元, 拟由仆与贵馆各认其半。俟预约截止, 款项收齐, 或赢或绌, 彼时再计分担之法或分任拆息亦可。至分配余利, 则酌前次合同行之。以鄙意揣之, 其有赢无绌, 可以断言。缘此次再版, 知此书之重要者必多。其订购踊跃必较上次为甚。若加以宣传之力, 百余部可以坐致。此等良机, 似不可失。敬祈台端会商决定, 早日施行。如有未尽事宜或须面议者, 鄙人可以来沪陈述, 更为妥协也。” (70)

傅增湘断定再印的销路一定会比初印更好,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道藏》的重要性。为了减轻商务印书馆前期投入的压力, 他自告奋勇承担一半的启动经费。9月24日, 张元济回信说, 再印《道藏》之事, 待与王云五、李宣龚商量后再奉告。9月28日, 傅增湘再次致信张元济, 请其考虑重印《道藏》事。10月3日, 张元济回复说:“属复印《道藏》, 已经公司详细估计, 现无存板, 仍须逐一照相, 所省者不过当时分叶之手续, 再四筹画, 事恐难行。” (71) 张元济又附上商务印书馆关于不能重印的详细说明, 主要是成本高, “国内物力艰困, 百业凋敝, 虽好古多财之士, 不能不有所观望”, 也就是不看好发行前景。 (72) 傅增湘仍不死心, 又提出“改用铅字排印, 可省叶数一半, 似可行”。张元济回复说, 问题不在纸价之贵, 而在制版之难, “制版之费大巨, 故其事实不可能”。 (73)

到了1941年, 傅增湘听说日本人要重印《道藏》, 又给张元济写信说:“[日本人]重印《道藏》已出样本, 就馆本 (指商务印书馆本) 缩为两层, 且派人来白云观重校。又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正统印本再校, 闻纠正谬脱不少。定价只数百元, 则我国再版之事无望矣。” (74)

1941年, 傅增湘在为金刊本《磻溪集》撰跋时, 回顾了重印《道藏》的过程, 感谢出力的各方人士。他说自己创议重刻《正统道藏》后, “时时诣长春故宫 (即白云观) , 访观主陈毓坤 (即陈明霦) , 筹商调取藏经, 分期影印之策。……其后宗人治芗 (即傅岳棻) 继掌邦教 (指主持教育部工作) , 东海老人 (即徐世昌) 慨斥巨赀, 森玉 (即徐鸿宝) 更为奔驰南北, 群策群力, 奋厉辛勤, 迄于丙寅 (1926年) , 而全藏经典告成。” (75)

综上所述, 傅增湘和张元济是推动重印《道藏》的核心人物。傅增湘作为著名藏书家, 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看到了《道藏》所收经籍的重要价值, 因而向张元济提出重印《道藏》的倡议。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主事者, 基于爱国情怀, 为避免外国人抢先重印《道藏》, 于是积极响应。影印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上海白云观不同意借出《道藏》, 多番协商无果, 最后只能远赴北京白云观照相, 回上海制版;其次是缺乏启动资金, 虽经教育部呈文大总统徐世昌, 获政府立项, 但经费没有落实, 最后是徐世昌个人以入股方式出资二万五千元;第三是预售数量迟迟达不到目标, 经傅增湘等人竭力推销, 方达“保本”要求;第四是受时局影响, 印完全部《道藏》比约定时间推迟了将近一年。但正式发售后, 150部《道藏》在三年内即销售一空。傅增湘提议再印, 但商务印书馆对市场进行预估后未予认同。可以告慰先贤的是, 后来海峡两岸均曾重印《道藏》。1977年, 台湾艺文印书馆和新文丰出版公司先后据涵芬楼本《道藏》进行重印。1988年, 大陆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重印了涵芬楼本《道藏》, 并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原上海白云观《道藏》补足了缺页。中国道教协会从1997年开始, 组织专家学者, 对明代《道藏》进行整理、点校和少量的增补, 于2004年出版了《中华道藏》。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编纂《中华续道藏》列入了文化重大工程中的“中华典籍整理”项目。道教典籍的收集、保存、整理、出版及其数字化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注释

1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 (修订本) 第四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469页。

2 丁福保编《道藏精华录》,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第9页。

3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新修订版) , 中华书局2014年版, 第147页。

4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llen ed..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40.施先生在此文中误将“五四”写成May Fifth (“五五”) , 并将傅增湘的卒年误为1939年, 实际上应为1949年。

5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95册第130页。

6 参见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载陈晓维著《好书之徒》, 中华书局2012年版, 第146-158页;黄剑:《张元济与〈正统道藏〉重版》, 载《现代哲学》2017年第3期;肖伊绯:《傅增湘与〈道藏〉影印》, 载《中国道教》2018年第2期。

7 转引自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载陈晓维著《好书之徒》, 第147页。陈书误“照印”为“照片”, 兹据该书所附傅增湘原函改正。

8 《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 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第516页。

9 参见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 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4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64-78页;孙英爱:《傅增湘年谱》, 河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 (上卷) ,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元济全集》第1卷“出版前言”。

11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 (上卷) , 第325-338页。

12 同上, 第348页。

13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72页。

14 《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 第158页。

15 丁英桂:《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 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第142页。

16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72-73页。

17 同上, 第73页。

18 《前教育总长傅沅叔先生序》, 载《北京白云观全真道范》, 北京白云观藏本。

19 《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 第361-363页。

20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75页。

21 《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 第390、393、394、395页。

22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82页。

23 同上, 第85页。

24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85、87页。

25 《张元济全集》第6卷“日记”, 第411页。

26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87页。

27 同上, 第89页。

28 同上, 第95页。

29 同上, 第87、89页。

30 据张元济书信, 直到1923年9月, 傅增湘才将选出的《道藏》单行本清单交给张元济。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11页。)

31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97页。

32 《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 第37、63、64、65-66页。

33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 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4辑, 第76页。

34 《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呈大总统为酌拟印行道藏办法祈鉴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北洋政府公报》, 第1317期, 上海书店1999年版, 第148册第124页。此呈文所述前期工作, 均为傅增湘任内所为。

35 《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 第58页。

36 前引《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呈大总统为酌拟印行道藏办法祈鉴文》。

37 《大总统指令第二千四百八十号》,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北洋政府公报》, 第1320期, 第148册第169页。

38 《张元济全集》第7卷“日记”, 第116页。

39 同上, 第159页。

40 同上, 第265页。

41 同上, 第266页。

42 见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卷首。

43 转引自肖伊绯:《傅增湘与〈道藏〉影印》, 载《中国道教》2018年第2期。

44 转引自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载陈晓维著《好书之徒》, 第148页。

45 1924年1月27日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东海 (指徐世昌) 自留《道藏》十部, 已遵嘱寄津。”1926年除夕傅增湘致信张元济等人说:“《道藏》东海定款望早付清。”张元济过问, 丁英桂于1927年1月20日致信张元济说:“东海《道藏》帐所存定洋七千余元, 已于十六年一月十一日知照会计科, 收京馆帐划交。至余利余书之分配尚须待傅君续示办法。”1927年傅增湘又致信张元济说:“《道藏》分配利息及余书, 盼告梦旦早寄下, 东海催促多次也。”可知徐世昌出资属入股性质。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15、140、146、183页。)

46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98页。按:北京白云观除有一套完整的《道藏》外, 还有一些零散的《道藏》经卷。

47 同上, 第99页。

48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98页。

49 发起人名单见《重印正统道藏发售预约》, 《申报》1922年12月14日第2版。

50 张元济1918年6月3日致罗振玉函, 《张元济全集》第2卷, 第463页。张元济函中所说的“培老”指沈曾植。

51 《本馆四十年大事记》, 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第690页。

52 《重印正统道藏发售预约》, 载《申报》1922年12月14日第2版。此发售预约在刊载在《科学》1922年第7卷第10期和《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12期上。

53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11页。

54 同上, 第106页。

55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08页。

56 同上, 第109页。

57 转引自肖伊绯:《傅增湘与〈道藏〉影印》, 载《中国道教》2018年第2期。

58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10-111页。

59 同上, 第112页。

60 1935年9月20日傅增湘致张元济等人的信, 转引自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载陈晓维著《好书之徒》, 第147页。

61 1924年6月30日张元济致刘承干的信中说:“《道藏》现正加印。”“至第一、二期书, 则须重新制版, 随四、五两期同出。” (《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 第433页。)

62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20页。张元济提到的“罢工”, 即“五卅”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大罢工。

63 胡道静为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重印《道藏》所撰《前言》, 第5页。

64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30页。

65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131页。

66 同上, 第187页

67 同上, 第153页。

68 同上, 第202页。

69 同上, 第202-203页。

70 转引自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载陈晓维著《好书之徒》, 第147-148页。

71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334、335页。

72 转引自陈晓维:《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载陈晓维著《好书之徒》, 第157页。

73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第338页。

74 同上, 第381页。感谢朱越利先生向日本学界打听1940年代日本重印《道藏》之事, 据麦谷邦夫先生回信, 傅增湘听到的可能只是传言, 目前没有发现日本在1940年代重印的《道藏》。

75 傅增湘:《金刊〈磻溪集〉跋》, 《藏园群书题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770-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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