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栖真观”与刘真人祠堂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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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Temple of the Perched Perfected Men and the Hall in Honor of Liu the Perfected Man in Ming Dynasty Nanjing

He Yanran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刘渊然是明初最为重要的高道和道录司官员之一,其嗣派的发展深重地影响了包括南京在内的明代多地道教发展的格局。刘真人祠堂是南京朝天宫道士为刘渊然兴建的重要纪念性建筑,祠堂建造的过程体现了刘渊然法派和朝天宫道官群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竞合关系。刘真人祠堂建立之后,祠堂的名称、位置和性质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录。通过辨析这些相异的史料,可以透视刘真人祠堂在明代建立和衰落的过程,进而重思明代南都道教教派发展背后丰富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原因。

明代南京“栖真观”与刘真人祠堂考辨

引言

刘渊然(1351~1432)是活跃于明代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高道。他16岁于江西赣州玄妙观出家,先后师从陈方外、赵宜真(?~1382)等,洪武二十六年被召,历任道录司右正一、左正一。仁宗即位,赐号真人。宣德七年八月八日卒于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葬于江宁安德乡园子岗(现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1刘渊然著述丰富、弟子众多,在明代宗教与政治领域都享有极为尊崇的地位。他的道法兼通诸派,汇通南北,由其弟子建立的不同道派对此后明代正一、全真、清微、净明等法派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2并随着不同教团的传播呈现强烈的地方化色彩。3

在刘渊然的诸多弟子中,最为知名的是景泰年间获得真人称号的邵以正(1368~1463)4。邵以正一派的势力在景泰末年达到巅峰,这一过程得益于对以刘渊然为核心的教派建设,其中一条途径就是对刘渊然祠的建设。5景泰七年,在邵以正的主持下,云南龙泉观长春真人祠得以建立,由户部尚书、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陈循(1385~1464)撰《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6不久,邵以正又命其弟子在南京刘渊然墓所在栖真观侧修建长春刘真人祠堂,并由景泰年间的重臣王直(1379~1462)撰写了《长春刘真人祠堂记》。7对刘渊然祠的修建,会同邵以正在景泰年间的其他道教建设,进一步巩固了邵以正一支作为刘渊然嗣法弟子的正统身份。

但事实上,在与刘渊然相关的宗教建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依旧混杂了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使得刘真人祠堂在建筑的名称、位置和性质上都呈现暧昧不明的色彩。岳涌先生曾撰专文考察南京刘真人祠堂建设的历史背景,8本文在岳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希望通过考察刘真人祠堂在明代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辨析南京两处刘真人祠堂建立的具体情况,并探讨明代南都官方道教道派发展背后复杂的宗教、政治和社会背景。

一 南京两处刘真人祠堂的建立

南京虽是刘渊然最初被召之地,但刘渊然在南京居住的时间实际上颇为短暂,其法派在官方道观朝天宫中合法性的维持主要依靠洪武年间所修西山道院的存在。洪武二十六年,“召道士刘渊然于赣州,赐号高道,馆于朝天宫”9。洪武二十八年底,重建朝天宫的工作已完成。为了方便刘渊然居住,洪武三十年重修了朝天宫西山道院。《护西山道院敕》中引喻道纯所奏道:“洪武三十年春,重修本宫已完。又命官重建西山道院,与臣师祖刘渊然安居。”10以刘渊然住坐为缘起的洪武年间的重修,为此后以刘渊然徒众为核心的西山道院的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洪武年间重建后的西山道院,有屋数十楹,11是整个明代规模最为宏大的时期。

刘渊然卒于宣德七年,“上遣官赐祭,工部为治茔域”,大约在是年冬或第二年春下葬。在入葬之后,刘渊然在南京朝天宫的弟子便开始营建其祭祀场所。这次营建“以(朝天)宫左祖师堂为栖神所,合前代祖师祀焉”12,这里提及的祖师堂,当时并非刘渊然在南京朝天宫住坐的院落“西山道院”所附建筑,而是朝天宫中供奉道士追认的历代高道的殿堂。这一殿堂很可能是晚明西山道院中称为“历代真人祠堂”的建筑,13葛寅亮《金陵玄观志》将之记为西山道院的附属建筑,应当与胡文奎等将刘渊然入祠的活动有关。负责这次建设的道士包括时任道录司左玄义的胡文奎与嗣法徒弟黄一中,二人生平已难查考,但是根据《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中礼部官员陈琏(1370~1454)所述胡文奎“以承其师之教”14,可知胡文奎是刘渊然弟子无疑。虽然在建设刘真人祠堂时胡文奎已是道录司左玄义,但是并未为刘渊然建立单独的祭祀建筑,而是利用朝天宫已有的建筑,跻刘渊然于朝天宫历代高道之中。这似乎说明,当时刘渊然法派在南京朝天宫的影响力和独立意识尚不能与邵以正时期的尊崇地位相比。

从胡文奎等邀请陈琏书写的碑文也可看出,碑文对刘渊然生平和道法的记载颇为平正,记录的细节也多涉及刘渊然道官生涯的起伏,而并未强调作为弟子的法派意识。对刘渊然所传道法的记录,陈琏仅用“金丹符箓之秘”简单带过,甚至不如杨荣(1371~1440)在洪武三十一年所撰的《长春刘真人传略》中所述道法信息详细,15这或许也暗示了胡文奎等对刘渊然所传道法与朝天宫其他道官所传之法的差异性略欠体察,这次刘真人祠堂的建设正如胡文奎所言,是为了褒扬刘渊然的“真风纯行”,是“礼”的象征。而陈琏所作的《长春刘真人祠堂记》虽然出现“刘真人祠堂”字样,但是并非真正的祠堂建设,与此后景泰年间邵以正主导的刘渊然祠堂性质差异巨大,有少数研究似有混合二祠为一之嫌,因此会带来对祠堂性质和记文差异的困惑。16

刘渊然专祠的建设,要晚至景泰年间。景泰七年云南龙泉观长春真人祠是刘渊然云南高弟邵以正主持建设的第一座刘渊然专祠。刘渊然专祠之建与云南弟子邵以正及其派系的崛起密切相关,专祠的选址正是邵以正一系源出之地。这座祠堂的建设过程体现了邵以正在景泰年间调集各方政治力量的突出能力。他虽然在宣德年间即已被召,并在正统九年已担负点校《道藏》的重责,但是景泰年间的持续加封才使其宗教地位真正达到顶峰。景泰四年,“赐守玄冲静高士兼道录司左正一邵以正诰命”17,景泰五年底,“赐守玄冲静真人邵以正银印”18。连续的两次恩赐使邵以正在道录司的地位一时无人可匹,其自身地位的提升与其对刘渊然道派的极力构建相辅相成。云南刘渊然祠的建设由沐氏家族的沐璘(1429~1458,时以右军都督同知充云南总兵官)、郑颙负责,19陈循利用胡俨(1361~1443)旧传撰写了碑文,赵荣(?~1475)书丹、余谦(1398~1457)篆额,这一规模与胡文奎等建祠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碑文中,陈循强调了邵以正在刘渊然道法传承中的独特地位:“(刘渊然)其徒殆百余人,独荐以正一人自代,所至不异乎已?”20陈循文中暗示邵以正捐助的这次真人祠的建设与刘渊然拣选其作为传人之间有强烈的联系,这种单一的道派传承记述恐怕也是邵以正所乐见的。这一传记对刘渊然生平的细节描摹被此后王直为南京栖真观刘渊然祠堂所撰的传记完美地继承下来,可见对云南、南京两处祠堂的建设极有可能是邵真人对自身法派建设的一种系统化设计。

比云南龙泉观的长春真人祠稍后,南京刘渊然葬地所附道观栖真观旁,也建立了刘真人专祠。21王直为这次专祠的建设撰写了碑文。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江西泰和人。他与胡濙等部院大臣都是景泰朝辅政群体的外围成员,22而在天顺之后被迅速边缘化。王直的政治经历使其对宗教始终保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而其与邵以正在景泰、天顺年间的际遇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或许促进了王直和邵以正在景泰、天顺年间的交谊,他撰写了多篇碑文帮助邵以正建立了一条“赵宜真—刘渊然—邵以正—李希祖(南都)”的道派传承路径。根据王直《长春刘真人祠堂记》的记录,这一祠堂是“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宏济真人邵公以正,命其高第弟子道录司元义李希祖为营建”,关于李希祖的身份,经过邵以正首肯的这篇传记中,将之推举为邵以正的法嗣:“希祖则守元之法嗣,而长春之孙也。”由此在南京朝天宫内建立起一条刘渊然法派明确的传承路径,体现了南京朝天宫弟子较之云南龙泉观更为活跃的道派建设需求和能力。王直传记与前述陈琏传记相比,对刘渊然生平的记述在细节上几乎重合,与云南龙泉观碑文不同的是,在记述刘渊然生平之后,王直补充介绍了刘渊然、邵以正对“天心帙”这一特殊道法的传承,并称“此其相传之要道,盖与吾儒合。非如世之所谓游方外、出人间、腾九霄而隘六合者也”23。在此前王直为刘渊然之师赵宜真所撰的《紫霄观碑》中,王直也详细叙述了“天心帙”道在人心、唯诚可致的修炼特点。这似乎是王直在通过对赵宜真—刘渊然—邵以正道法传承的记录,阐扬一种更为贴近儒家思想标准,而又有别于传统道教修炼方式的新的认证模式。24这与赵宜真、刘渊然其他传记所传递的道法信息略有差异,邵以正对王直这种“儒化”的记述显然并无异议,这一调和儒道的倾向虽然在邵以正自我的教派叙述中表露得不明显,但是与其结交上层文官的政治策略上是一致的。在对刘渊然逝后景况的描绘中,王直增添了一句“比敛,举体柔软,如生人,以为尸解云”,这又与王直《紫霄观碑》中对赵宜真“三日始敛,肢体如生”的记述相呼应,进一步凸显了赵宜真、刘渊然、邵以正一派传承路径的排他性。与景泰年间江西紫霄观和云南龙泉观的活动类似,在邵以正的支持下,景泰、天顺间南京刘渊然祠堂的修建过程中,独立教派建设的意识进一步加强了。

有趣的是,在这篇传记中,王直提到刘渊然曾住西山道院正统年间由“栖真庵”改赐名为“栖真观”,刘真人祠堂建于“观之左”,即以西山道院左所附祠堂为李希祖营建的刘真人祠堂。但是早在刘真人祠堂建造之前,朝天宫历代真人祠堂中已经有祭祀刘真人的场所,王直的记录造成朝天宫内一宫二祠的怪现象,与俗不符,这是王直的误记还是刘渊然弟子的刻意经营,关于这一问题下文将再做探讨。

二 “栖真观”名实考

在王直所撰《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中,第一次出现了“栖真观”之名:“(刘渊然)所居西山道院,赐名栖真庵,正统间改赐名栖真观”,此句附于王直对刘渊然生平的记述之后,与上下文之间几无关联,显得极为突兀。参考同期其他文献,也未见将西山道院赐名“栖真观”的记载。赐名的具体时间在《明一统志》和《江宁县志》中均记为正统八年:“栖真观,在县南安德乡,正统八年建,赐今额”25,县南安德乡的位置与王直所记西山道院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反而与相关文献所载刘渊然的葬地相一致。26此后志、文对栖真观的记载多从《江宁县志》之说,但细节上略有出入。如(万历)《应天府志》将这一道观系于上元县下,27而周晖《金陵琐事》将“栖真观”记为“七真观”。28由于王直文中赐名之说是孤例,且与其他记载差异较大,此前的研究一般认为是王直的误记。对此的解释是任职北京道录司的邵以正等对南都朝天宫与栖真观的位置关系不甚明了,但此碑终将通过南京刘渊然弟子之手而竖立,对于王直文中的这一“错误”记录,南京道录司的承办者是否有容忍的理由,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

刘渊然卒于宣德七年,工部所营是否包括部分墓地建筑不得而知,但其徒众依其墓地修建庵堂并求赐额,并非绝无可能。29栖真观的建设时间若如方志等资料中所记,或略晚于南京朝天宫内刘真人祠堂的建设时间,其最初的建设应与刘渊然南都弟子及再传弟子有关,而非邵以正主导的专祠建设的一部分。依墓而建,应主要服务于刘渊然南京弟子的祭祀需求。且从栖真“庵”到栖真“观”的名称转变,较为符合墓地祭祀建筑从简陋到完备的发展过程。相较赐予附属于朝天宫的西山道院独立的道观匾额,栖真观作为刘渊然墓地的附属祭祀建筑似乎更具可信度。至于西山道院,乃是洪武年间敕建和定名,除了王直文中的赐额说,终明一代未见其他赐额的记录,也未见栖真观隶属于朝天宫或西山道院的记录。有研究认为朝天宫公产七总庄包括地处安德乡的栖真观,30但是以七总庄万历年间划归朝天宫全真堂的做法观之,将刘渊然祠堂交予朝天宫新兴的全真道士群体管理,而置同时存在的西山道院道士于不顾,似乎不太合理。栖真观作为独立的道观,更有可能是以下院的形式,由朝天宫刘渊然一派弟子住持,与朝天宫下院灵应观的经营方式类似。31

如若西山道院赐名栖真观与实不符,那么王直文中对西山道院赐名栖真观一事的刻意强调很可能有更隐蔽的原因。笔者推测与景泰、天顺年间南京朝天宫多元道教竞争的格局有关。南京朝天宫是洪武、永乐年间最重要的官方道教宫观,兼有政治和宗教等多种功能。朝天宫除主体道教殿堂,附属于朝天宫的道录司和西山道院等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这其中既牵涉上层道官之间的利益争夺,也有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以正一道官为核心的朝天宫道众与以西山道院为基础的刘渊然道派之间始终存在微妙的竞争关系。因此,无论是对西山道院敕建地位的重申,还是邵以正—李希祖师徒关系的确立,都有助于西山道院在朝天宫内进一步确立其合法地位。邵以正在南京的徒众为了在背景多元的朝天宫道士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利用国初敕建的独立院落西山道院维持道派势力就成为极为经济的选择。从王直所撰碑文对栖真观敕额的记录来看,强调栖真观与西山道院的关系甚至可能是刘渊然再传弟子提升道派地位的一种策略。王直与陈琏的记文同题为《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从标题上就显示了两者之间高度的相似性。两祠名称一致、位置相仿(均在观左),通过对两观间关系的重新建构,便给栖真观的刘真人祠堂赋予了朝天宫历代真人祠堂相似的地位,既可以帮助刘渊然祠堂所在栖真观获得与官方道观朝天宫相同的地位,又可帮助朝天宫的刘渊然弟子将历代真人祠“幻化”为以刘渊然为中心的祭祀建筑,32从而抬高刘渊然道派在朝天宫多元道教网络中的地位,西山道院在晚明能将原属朝天宫道众的历代真人祠纳入其内部,应该与西山道院弟子对朝天宫历代真人祠的不断“刘渊然道派”化建设有关。而王直传记中的这一表述,或许正为希望私有化朝天宫历代真人祠的刘渊然弟子所乐见。

实际上,相较于重提栖真观之名,王直对赐名时间的记录或许更值得注意。“正统间改赐名栖真观”之说很可能是王直等对景泰末年“英宗复辟”一事的回应,甚至可能是在碑文完成之后增补的,因此在行文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兀。邵以正对云南龙泉观刘真人祠堂的建设在景泰七年春方结束,在第二年正月即发生了南宫复辟事件,这一突发事件改写了王直和邵以正等的官宦生涯。南京刘真人祠堂的建设尚在龙泉观长春真人祠之后,王直记文的撰写虽然大量参考了此前即已定型的刘渊然生平的记录,但是由于撰著和修订、刊刻的时间可能晚到“英宗复辟”后,33因此政局的变动也可能反映在其撰文的过程中。重提正统年间英宗赐额之事,或许也有向复辟后的英宗投诚的意味。王直在记文中写道:“复以栖真观乃先朝所赐,长春始终所寓,其精神流通,焄蒿悽怆,常若有见焉,不可以无祀也。”34实际上,栖真观是否为先朝所赐尚且存疑,长春在世之时也未获赐此名,王直对刘渊然居所和帝王之间关系的构建,流露出刘渊然道派在发展过程中对政治正当性的诉求,这种正当性与王直对刘渊然“忠孝仁慈”精神的阐发相结合,传递出朝政变动中作为臣子不变的精神追求。当然,历史真相究竟为何,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三 刘真人祠的兴衰与南都道教格局的变迁

栖真观第一次出现在县志中,是天顺年间成书的《明一统志》:“栖真观,在(应天)府南三十里,正统八年建。”35正德《江宁县志》中对栖真观赐额的记录,较之《明一统志》更为详细。说明至少在正德年间,栖真观的相关记录(或许是碑刻)依然可以被县志的编纂者捕获。但到了万历《应天府志》中,不仅将栖真观刘渊然祠堂所属的县错写为上元,并且对赐名的年代略而不论,这固然涉及府志与县志编纂者信息取舍的因素,但是至少反映了万历年间,栖真观的相关建筑或记录已经不再受到重视,故无须详述,附于栖真观的刘渊然祠堂的信息更是湮没无闻。对栖真观及其附属建筑的记录过程精确地反映了明代刘渊然道派在南都由盛而衰的过程。

南京是明代道教制度的肇始之地,南京最为重要的官方道观朝天宫更是充分体现了洪武年间道教政策的特点。洪武年间曾对地方道教宫观施行过程度不一的归并。洪武二十四年,太祖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明确规定:“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并且同时将某些府州县僧、道不分派别归并于一处,不强调僧俗之间的区隔,而刻意融合各派:“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36洪武三十五年皇帝曾下令:“礼部清理释、道二教。凡历代以来,若汉晋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观有名额者,不必归并,其新创者悉归并如旧。”37在此过程中,南京“道不分正乙、全真,俱入朝天宫”38,使得朝天宫这样的大型官方道观中道士的来源和组成较为复杂。随着道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官僚化系统中不断寻求政治资源成为上层道观中教派发展的特点。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包括西山道院在内的朝天宫不同教派的道士既相互融合又互相竞争,刘渊然一支是明初较早通过师徒传承成长起来的派别,刘渊然、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两京的中央道录司系统中长期担任要职,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在刘渊然羽化前后,南京的刘渊然弟子是刘渊然祭祀活动的主要力量。在邵以正的政治影响力崛起之前,南都的刘渊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南都道录司保有相当的实力,南都弟子对刘渊然祭祀活动的主导约可持续到正统年间。如为其操持丧事的道录司左玄义李明善、39营建朝天宫内祠堂的左玄义胡文奎,均是南都本地成长起来的西山道院弟子。但是景泰以来,邵以正在北京道录司的崛起逐渐掩盖了南京刘渊然法派的身影,除了上述自称邵以正法嗣的南京道录司玄义李希祖,北京道录司的喻道纯此后也通过对南京道录司右玄义徐永谦的看顾,树立了邵以正一脉在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的正统地位。40景泰以来,刘渊然在南京的多支传承脉络,逐渐被以邵以正为代表的北京道录司统合,建立起更为单一的传承路径。

但邵以正势力的南来并非出于单向的教派建设的需求,同时也牵涉西山道院弟子对中央道录司支持的需要。南都作为刘渊然最早受召的地方,也是洪武年间道教政策的奠基之地。在整个明代,南京都受到洪武年间政治记忆的广泛影响。41对刘渊然在西山道院生活经历的回溯,可以有效地唤起对刘渊然国初高道身份的记忆。永乐到宣德年间,南京朝天宫高道部分流向北京,加上刘渊然离开南京朝天宫日久,景泰以来,刘渊然弟子在南京道录司的势力已经明显不如北京,朝天宫西山道院的影响力持续下滑。刘渊然南都弟子所居西山道院在天顺、成化年间屡遭天灾与无牒道人的搅扰。“近来有等不遵理法无籍道士人等,捏词打搅,要来占住。伏望圣恩怜悯,念臣师祖刘渊然荷蒙太祖高皇帝盖造道院,累朝恩典,乞护敕永镇道院,不许闲人打搅。”42刘渊然法派在朝天宫道官和无籍道士的包围中,在朝天宫及其下院的发展中逐渐陷入较为困窘的局面。再加上南都的道教宫观本身公产不富,在地方势力的压迫下发展艰难,43在拥有钦赐公产的朝天宫占有一席之地,即成为以邵以正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刘渊然法派在南京的重要目标。西山道院由于是洪武年间专为刘渊然住坐所建,在建筑性质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合法性。李希祖等南都再传弟子对刘渊然祠堂与西山道院之间关系的叙述,是巩固刘渊然祠堂所在栖真观和西山道院合法性的技巧。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李希祖在祠记中强调了和刘渊然—邵以正关系类似的、单一的师徒传承路径,使得此支在西山道院的住坐具有独一无二的合理性。

与成化到正德年间逐渐兴起的南京地方道教宫观与南京守备官,特别是守备太监之间的密切合作不同,44在天顺之前,争取帝王和上层儒官的支持依然是中央道录司官员获取政治权力的不二法门。邵以正借助刘渊然法派而拓展的政治关系网络就充分展现了这样的发展特点。邵以正对道派的建设始终是围绕帝王和京官的兴趣展开,与皇家的需求和上层儒家知识分子的喜好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因此,在中央道官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对刘渊然教派维持其正统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刘渊然再传弟子之后,在北京的中央道官系统中,刘渊然道派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这种衰落也连带影响到其在南都的道派发展。

综上所述,刘渊然道派最积极的建设者是以邵以正为代表的弟子辈,而喻道纯、李希祖等再传弟子45也乐于分享刘渊然作为国初高道的身份。这些弟子的活跃时间大约持续到成化至正德年间,正与栖真观最后被准确记录的时间相符合。在万历年间成书的地方文人周晖所撰的《金陵琐事》中,栖真观被记录为“七真观”,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以周晖对南京典故和史料的熟识程度,他在《金陵琐事》中提及的七真观很可能是栖真观流行于当时的名称。七真,可能是对祠堂中所祀真人世俗化的称呼,既反映了刘渊然祠堂可能带有的类似朝天宫历代真人祠堂的陈设特点,又暗示了栖真观从祭祀功能到地方神庙的世俗化转变。但更重要的是,这种世俗化倾向与刘渊然教派邵以正时期的发展策略已完全不同。随着刘渊然道派在南都的衰落,刘渊然在南京的三传弟子已难以追寻,这些无名道士显然已经无法运用邵以正时代依附帝王和上层文官的策略来持续从教派建设中获取利益,对具有积极政治意义的西山道院和刘渊然祠庙的记录和修建,也由此变得不再重要,以致目前所存的南京晚明志书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刘渊然墓和刘渊然墓祠的任何记录。

结 语

本文通过考察明代南京栖真观刘渊然祠堂的建设过程,可知刘渊然祠堂的建设实际上是以高道刘渊然为政治符号的教派建设的产物。刘渊然祠堂建立、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也反映了刘渊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道派发展策略上的变迁,是所谓“刘渊然道派”盛衰状况的晴雨表。景泰末年南京栖真观刘渊然祠堂的建设,既是邵以正等刘渊然弟子在中央道录司系统中加强其宗教权威的需要,也是邵以正弟子在复杂而多变的官方宫观环境中生存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看,南京和云南刘渊然祠的建设,甚至南京先后两次刘渊然祠的建设,其出发点可能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即便如此,刘渊然弟子构建的“刘渊然道派”实际上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刘渊然弟子与刘渊然法派的亲疏关系始终随着道派发展的需求而变动。自称邵以正法嗣的李希祖,在正统年间就已与正一天师关系匪浅。46邵以正在不同的宗教环境中显然也运用了不同的教派发展策略。如其在云南龙泉观刘真人祠堂建成的同年,曾参与北京白云观长春殿重修,在《重建白云观长春殿碑》中,邵以正将刘渊然一派的道法上溯到丘处机。47与其在云南龙泉观和南京栖真观刘真人祠碑文中对刘渊然道教源流的介绍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暗示了构成刘渊然道派的核心并不仅仅是其道教思想,而更多地反映了教派发展的利益需求。因此,以刘渊然教派传承为基础的刘渊然祠堂随着刘渊然可能带来的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减弱,逐渐变得难以为继,也就很好理解了。

注释

1岳涌等:《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文物》2012年第3期,第22~30页。

2对称刘渊然一派为道脉、道派或法派,本文并不做特别区分。关于此点的讨论参见陈龙《赵宜真道脉与著述文献新考》,《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6~63页;黄吉宏《赵原阳、刘渊然道脉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第20页。

3许蔚:《赵宜真、刘渊然嗣派净明问题再探讨》,《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36~47页;岳涌:《明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志考》,《中国道教》2012年第2期,第42~45页;Wang Richard G.,“Liu Yuanran and Daoist Lineages in the Ming,”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2015): 265-335.

4商辂:《龙泉观通妙真人祠堂记》,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第1265~1266页。

5除邵以正外,刘渊然弟子郭宗衡曾在苏州福济观为刘渊然建祠。载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54页。

6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载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60~1261页。

7王直:《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抑庵文后集》卷五,《四库全书》第124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27~428页。

8岳涌:《〈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与栖真观》,《中国道教》2017年第2期,第54~58页。本文关于南京栖真观地理位置和发展过程的诸多观点受到岳涌先生论文的启发,下文将不再一一指出。

9董伦等:《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第3364页。《护西山道院敕》记为“洪武二十五年”(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南京出版社,2011,第8页),应以《实录》为准。

10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第8页。

11杨荣:《长春刘真人传略》,载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第22页。

12陈琏:《长春刘真人祠堂记》,《琴轩集》卷十五,《东莞历代著作丛书》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56~758页。

13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第2页。

14陈琏曾应胡文奎(圭)之请撰写《肇建灵应观碑》,碑文撰写于正统五年冬十二月,胡文奎此时已是右至灵,与《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中道录司左玄义的官职已有差异。故可知本文应作于陈琏任职南京礼部左侍郎的正统元年至正统五年之间。《琴轩集》卷二十四,第1526~1531页。

15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第22页。

16龚巨平:《南京明代钟山告天文发覆》,《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77 ~ 79页。许蔚:《赵宜真传记书写中的舍弃资料》,《辅仁宗教研究》2018年第37期,第93页。

17孙继宗、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四,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第5101页。

18孙继宗、陈文等纂修《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八,第5374页。

19关于云南沐氏家族与刘渊然的道教法派其他道派的关系渊源,参见Wang Richard G.,“Liu Yuanran and Daoist Lineages in the Ming,”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2015): 265-335; Wang Richard G.,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陈循:《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载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261页。

21该祠堂的位置已经为考古学者初步确定,与刘渊然墓所在极为接近,可惜墓址已迁建,墓前栖真观遗迹已不存。参见岳涌《〈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与栖真观》,《中国道教》2017年第2期,第54~58页。一些研究认为王直所述刘渊然祠堂在朝天宫内,应是受到王直传记的误导。黄吉宏:《赵原阳、刘渊然道脉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第163页。

22邵世臻:《明景泰朝辅政群体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6期,第90~101页。

23王直:《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抑庵文后集》卷五,第428页。

24有少数研究认为“天心”说源自净明,但是王直在此的论述显然并非探究刘渊然一派的道派源流,而是希望将刘渊然一派道法与儒家思想做一对接。

25王诰等:(正德)《江宁县志》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第75页。

26岳涌:《〈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与栖真观》,《中国道教》 2017年第2期,第54~58页。

27(万历)《应天府志》卷二十三,《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03册,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第588页。

28周晖:《玉冠》,《金陵琐事》卷四,南京出版社,2007,第141页。七真观应为栖真观之误。经匿名评审人提点,七真观之名可能与晚明全真派在南京的发展有关。但是仅凭观名判断尚不足。明代南京唯一的全真道脉全真钵堂(先在朝天宫内,后搬迁至乌龙潭侧)所祀国初高道并不包括刘渊然,明代南京全真对刘渊然并无认同。七真观是否可能明末为北方全真所占,目前并无证据,但以七真观敏感的墓祠位置和西山道院万历末年尚存的状况来看,这种可能性较小。

29明代高道周思得墓所附道观即通过对其旧日所居玄元观请赐新额后,再将旧额迁建于墓右的方式获得观额。周思得:《周真人集·周真人集后跋》,《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第64页。

30岳涌:《〈长春刘真人祠堂记〉与栖真观》,《中国道教》2017年第2期,第57页。

31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二,第42页。

32成化年间,喻道纯请《敕护西山道院》时,有以刘渊然、邵以正、喻道纯为 “三代真人”的叙述,将刘渊然一派拥有真人头衔者附于刘渊然祠堂可能是西山道院维持正统的一种可行的办法。

33但应在天顺元年邵以正真人名号改变之前。《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一,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第6036~6037页。

34王直:《长春刘真人祠堂记》,《抑庵文后集》卷五,第428页。

35李贤:《明一统志》卷六,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第528页。

36董伦等:《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九,第3109页。

37杨士奇:《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四,台北:新文本出版公司,1978,第249页。

38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二,南京出版社,2011,第68页。

39岳涌:《明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志考》,《中国道教》2012年第2期,第42~45页。

40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第9页。

41罗晓翔:《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研究》,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第419~420页。

42葛寅亮撰,何孝荣点校《金陵玄观志》卷一,第8页。

43何良傅:《弟南京礼部祠祭郎中大壑何君行状》,《何翰林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42 册,齐鲁书社,1997,第199页。

44贺晏然:《晚明南京道教格局的形成——以〈金陵玄观志〉为中心的考察》,《道教研究学报》2018年总第9期,第77~101页。

45黄吉宏:《赵原阳、刘渊然道脉研究》,第1~2页。

46《英宗睿皇帝实录》卷八十八,第1771~1772页。

47于敏中:《重建白云观长春殿碑》,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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