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全书》与《文帝全书》编纂者刘樵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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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黎志添、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等学者为代表的海外道教学界开始密切关注清代的神明类善书道经合集,如《吕祖全书》《文帝全书》等,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高氏撰文介绍了《文帝全书》、《吕祖全书》和《关帝全书》这些清代“全书”成书的现象,并将“全书”类文献的编纂以及这三位神明进入国家祭祀的事件称为文本和政治两个层面“正典化”(canonization)的过程。1黎氏撰文厘清了不同版本《吕祖全书》的文本脉络,乃至其与《道藏辑要》的关系,并指出这一系列造经运动并非出自宫观道士之手,而是由信奉吕祖的儒生士人所主导和参与的。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文昌帝君类合集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CZJ020)的阶段性成果;

A Study of Liu Qiao, the Compiler of The Compendium of Patriarch Lü and The Compendium of Lord Wenchang

Hu Jiechen

近年来,以黎志添、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等学者为代表的海外道教学界开始密切关注清代的神明类善书道经合集,如《吕祖全书》《文帝全书》等,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高氏撰文介绍了《文帝全书》、《吕祖全书》和《关帝全书》这些清代“全书”成书的现象,并将“全书”类文献的编纂以及这三位神明进入国家祭祀的事件称为文本和政治两个层面“正典化”(canonization)的过程。1黎氏撰文厘清了不同版本《吕祖全书》的文本脉络,乃至其与《道藏辑要》的关系,并指出这一系列造经运动并非出自宫观道士之手,而是由信奉吕祖的儒生士人所主导和参与的。2此外,胡劼辰曾撰文探讨《文帝全书》的出版史,其中反映了信奉文帝的清代儒生士人将文昌信仰与儒教观念相调和的尝试。3以上学者探讨的这一类“全书”一方面展现了明《道藏》所收部分道经在清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记录了后《道藏》时期乃至整个清代所产生的以吕祖和文帝为核心的宗教文本。

《吕祖全书》与《文帝全书》编纂者刘樵小考

 

其中,初本《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成书于乾隆七年至十年间(1742~1745),并且出自同

一编

纂团体之手,而这一团体的核心便是当时在贵州地区任官的刘樵。虽然后世重刊、增辑的全书常常与著名翰林如彭启丰、朱珪、蒋予蒲等人联系在一起,但编纂初本的刘樵几乎不见于正史。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如先后撰文的尹志华、李家骏、黎志添等在探讨《吕祖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已经试图挖掘刘樵的生平,不过碍于资料匮乏,所以仅仅只能就此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4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笔者近年在国内外图书馆中所搜罗的相关文献——包括各版本《文帝全书》、各类地方志、《清实录》以及军机处文件,尽可能考证出雍乾年间刘樵的生平,并且附带介绍以他为核心的编纂团体在当时的活动。

一 刘樵字号考

尹志华、李家骏、黎志添三位学者,都认定《吕祖全书》《文帝全书》的编纂者刘体恕本名刘樵,字柯臣,号无我子,本籍武陵。5这一基础信息基本无疑,不过三者对此陈述皆未罗列证据,以下谨据内外部证据就此进行考证。

首先,其本名“刘樵”,既出现于乾隆四十年增纂的五十卷本《文帝全书》所收录的《憩园重刊本序》的落款题名之中,6也出现在乾隆四十年增纂的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所收录的《义陵德馨堂原本汇集姓氏》中,后者称刘体恕“讳樵,字柯臣”7。此外,外部史料诸如《清实录》、军机处文件以及地方志,也都是用“刘樵”之名(下详)。故“刘樵”当为本名无疑。

其字“柯臣”,除了上述所引《义陵德馨堂原本汇集姓氏》提及之外,乾隆年间任职贵州的陈德荣在为初本《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所写的序言中,也称他为“柯臣”。8加诸这一名称与“樵”字的联系,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柯臣”确为刘樵的字。在地方志材料中,《常德府志》中刘樵无传,相关记载附在其子刘天位的传中,未提及字号;9 《武陵县志》中刘樵有传,也称“字柯臣”10,与前述推断相印证。

至于“无我子”,根据其字面意思,当属其道号无疑。而“体恕”这一名号则需要进一步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在乾隆四十年增辑本《文帝全书》中,其编纂者关槐在刘樵所书《憩园重刊本序》之后以双行小字补注道:“刘无我先生原名体恕,后更名樵。”11即他将“体恕”视作刘樵的原名,而非号。但考之同年同一团体刊刻的《吕祖全书》中所收录的《姓氏》(即原本刊刻人员名单),发现其中除了“刘体恕”之外,尚有“黄诚恕”(后附小字称其“讳绍圣”,可见“诚恕”并非黄氏的本名)、“刘广恕”等名。12因此,“体恕”很有可能并非原名。针对《吕祖全书》的过往研究表明,初本《吕祖全书》的编成除了有赖于以刘樵为中心的贵州团体之外,还依托于江夏涵三宫的吕祖道坛——即黄诚恕等人的参与。13因此,“体恕”极有可能是刘樵在参与涵三宫演经活动中所使用或获赠的坛名。

除了以上名称之外,笔者还需补充上述三位学者未曾提及的其他名号。首先是“沧亭”。在刘樵的兄长刘悟诚(本名不详)为初本《文帝全书》所写的序言,以及憩园重刊本《文帝全书》中俞文耀和刘占爵所写的序跋中,他们皆称刘樵为“沧亭”。14另,《武陵县志》刘樵传记中称其“著有《沧亭文稿》”15。加诸刘樵本籍的武陵地区附近有沧山和沧水,因此“沧亭”可能是刘樵作为文人的别号。

另一个名号则仅出现在《文帝全书》的语境中,即降坛的神明有时会称刘樵为“左司执籍卿”(或简称“执籍”),以对应于该文昌坛另一位领袖金本存的神职“右司执符图卿”(或简称“符图”)。16这应当是刘樵在初本《文帝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在金本存所主持的文昌坛中获得了与金氏相当的神职。“执籍”或指向刘樵为《文帝全书》的编纂贡献了大量的文本并大力参与编辑,以对应于金本存在整个团体中的主要职能为传授符法图箓等。

综上,刘樵字“柯臣”,号“沧亭”,道号“无我子”,别号“体恕”或为涵三宫所得坛名,并在金本存的文昌坛中获职“左司执籍卿”。值得一提的是,在《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中与刘樵名号常一同出现的“武陵”“义陵”“溆浦”等指向其本籍所在地(今常德),而“古州”则是其一度任职所在,详见下文。

二 雍乾年间刘樵活动考

由于学界对于刘樵编辑的初本《吕祖全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研究,因此,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对刘樵生平的探讨。17其中,李家骏在其博士论文中也特地考察了其仕途。该研究较为突出的贡献是通过各类史料考证出刘樵的早年生平,即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参加乡试后成为湖广生员,并且师从江南华亭人王叶滋。其次是从《清实录》和《清史稿》中挖掘出乾隆十四年(1749)刘樵所卷入的渎职案。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其文章中依据的材料主要仅限于陈德荣为《吕祖全书》所写的序言、刘樵自己为《吕祖全书》所写的跋言,以及《清实录》中对刘樵渎职案件的相关内容,因此李氏所还原的史实较为模糊,也存在多处值得商榷之处。例如:1.陈德荣序中提及刘樵之子刘天位“官太史”,其中“太史”实为入翰林院授庶吉士的雅称,而非李氏所谓“得太史官位”;2.李氏称刘樵为乾隆元年赴清平县任县令,此处有误,其任职时间当为雍正十三年,下详;3.李氏称刘樵为乾隆十二年后任古州同知,亦有误,其任职时间不晚于乾隆十年,下详;4.李氏称刘樵父子为发放武陵原籍查办,但实际记载为解交云南省进行审问,刘樵亦卒于云南省永昌府,下详。

当然,刘樵一生未能中举,因此史料匮乏,难以还原其完整生平亦是情理之中。以下部分中,笔者主要引入一些新的史料——包括湖南和四川地区的清代方志数种、贵州省《清平县志》一种,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文件数种——来尽可能还原刘樵在雍乾年间的活动。

首先,笔者希望依据这些史料,为刘樵的活动勾勒出大致的编年。虽然刘樵未能中举,后举孝廉方正,但由于其子刘天位曾获得进士,因此在《常德府志》中收录有刘天位的简要传记,称:“刘天位,字慎叔,武陵人。樵之子。……乾隆丙辰进士,选清书庶吉士,时年二十,告假完姻,先樵卒。”18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传记后,附有一则对刘樵的简介,是笔者目见的最早一则较为完整的生平介绍。该文称:“樵雍正五年举孝廉方正,分发贵州。时方理饬苗疆,公鹅寨背山面河,负因不下,上策请破其犄角两寨,然后三路合攻,捣其巢家。□□重其胆识,委修河道,自施秉达黔阳五百余里,补施秉县。壬子九股苗叛,樵被围台拱者七旬。乙卯调七省兵征苗,委樵辨军事。历官永昌府知府,缘事终永昌。”19《武陵县志》中有刘樵传记,即在此府志的基础上补充部分内容,包括他的字“柯臣”,以及雍乾年间其他一些军功。20

这则材料中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信息。首先,原来刘樵是军事人才,其仕途上的迁升是由于抵御和镇压西南地区的叛乱。其次,刘樵任职期间也被委派军事事务,尤其是军工建设。再者,这则材料也提供了刘樵仕途的一些时间节点,罗列如下:1.雍正五年,举孝廉方正,从湖南常德赴贵州;2.后因破敌有功,负责贵州施秉至湖南黔阳之间的河道修理,补官施秉县;3.雍正十年被围困于台拱,可见此时刘樵在台拱任职;4.雍正十三年随军调派(根据其他材料可知,此次即赴清平上任知县);5.后任云南省永昌府知府,卒于永昌。

初本《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的编纂期间,刘樵正在清平县任县令无疑。21另外,陈德荣于乾隆十一年为《文帝全书》所写的序言中,则称刘樵为“古州司马柯臣刘君”,可见刘樵最晚于乾隆十一年,已经成为古州地区的官员。不过,上述《常德府志》中并没有记录刘樵这两次任职的信息,因此外部证据方面则需要考察其他文献。

幸运的是,贵州省图书馆藏有光绪年间重刊本《清平县志》一种,是笔者目前所知《清平县志》的唯一藏本。其中既记载了刘樵的任职信息,也收录了数篇刘樵撰写的文章。《清平县志》卷三《人物·名宦》中记载道:“刘樵,武陵人,生员。摄篆清平,适苗变,军需浩繁,公措办悉合机宜。倡修圣宫县城,实心为政。”22由此可知,刘樵任清平县令期间,其主要政绩是针对苗变的军需事务,以及修复县中的庙宇、城墙等。《清平县志》卷六《艺文》收录了刘樵撰写的《重建学宫碑记》《重修关帝庙碑记》《重修城隍庙碑记》《修城记》《县廨记》《公馆记》《香炉山》《龙头河》,共计八篇,前六篇为刘樵任职期间的政事记文,后两篇为当地的名胜介绍。23从中也可以看出,传记中所谓“倡修圣宫县城”,是指重建在雍正十三年苗变中毁坏的学宫、庙宇、县廨、公馆,以及修筑清平与凯里两县之间的城墙。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推测,刘樵赴任清平的最主要原因即此次苗变。《重建学宫碑记》记载道:“乙卯岁,逆苗蠢动,惟黄平与我清独遭残破,官民庐舍毁拆殆尽。”24《重修城隍庙碑记》同样记道:“雍正十三年夏苗变,城被残毁。”25由此可知,雍正十三年夏天贵州出现了少数民族的叛乱,并且攻破了黄平州和清平县,城中大量建筑被毁。有证据表明,此事发生于刘樵出任县令之前。《县廨记》称:“余以雍正十三年夏六月廿二日至清平任时,当逆苗残毁之后,公廨皆瓦砾场也。”26考虑到之前刘樵征战苗民有功,且多年负责军事建设,抵御敌军,因此这次出任极有可能就是为了重新建设被毁坏的城市,并且进一步修筑军事工事以抵抗敌军。

至于刘樵赴任古州的时间,当不晚于乾隆十年。据《古州厅志》卷二《建置志·城垣》:“乾隆十年,同知刘樵改筑石城,计帑银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两。”27可知此时其已在古州担任同知,负责城墙建设。而刘樵最终被弹劾至死,也是由于这次的修筑城墙事件。乾隆十四年,古州城墙多处坍塌。28虽然事后证明,很有可能是因为该地地势不适合铸造石墙,29在刘樵之前该城城墙为土墙,30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仍然让已升迁为云南永昌知府的刘樵引火上身,被参“在古州同知任内,侵帑误公……而刘樵现在应行追赔之项,多至二万九百余两”31。并且牵连甚广,“刘樵赔项谅难克期完缴,可一并传谕舒赫德,将从前建造古州城监工各上司,如宋厚、钱元昌,及彼时曾为布政使等,皆系彼处大员,着逐一确查”32。最后,根据军机处文件记载,刘樵被抄没所有财产后,剩余一万四千多两的赔付则由之前保举提拔刘樵的上司官员分摊。33涉及的官员有原任巡抚孙绍武、调任布政使陈德荣、升任布政使爱必达、现任布政使恒文、前任按察使宋厚、调任按察使黄岳牧、现任按察使介锡周、原任兵备道陈玉碧、现署兵备道徐立御、查勘出结官升任都江通判张能后。34

最终,刘樵父子被“解交滇省追审”35。上文所引《常德府志》称刘樵“缘事终永昌”,结合《清实录》中的内容,笔者推断刘樵在经历了刑罚拷问之后被处死。36

虽然刘樵因渎职和贪污而被正法,但无论是其出生的常德,抑或是任职的清平县,都并没有因此而对其进行任何的批判。相反,清平县将其视为“良宦”,不仅在地方志中收录了传记,还大量保存了他所撰写的文章,为该方志中收录文章数量最多的清人之一。37而他所出身的湖南常德,也为其子立传,并且附上了他的介绍,虽然知晓刘樵的结局,但只是委婉地说“缘事终永昌”,且其侧室林莹被收入《列女传》中。38在《武陵县志》中,“缘事终永昌”之后还增加了一句“闻者冤之”。39在他处的方志中,刘天位的妻女也都有立传,如《商城县志》的《节孝》中就收录了刘天位的妻子:“邱氏,刘天位妻,年二十七夫殁,抚子文耀成立,苦节四十五载,年七十一卒。”40又《什邡县志》则收录了其女获得旌表的记录:“刘氏邑,刘天位女,欧阳正龙妻,年十九于归,生子道琳,二十六岁夫亡,氏荼苦自甘忍痛抚孤,乾隆四十四年奉旨旌表建坊。”41

综上,笔者大致能够还原出刘樵在雍正五年至乾隆十四年间的主要任职和活动区域。

1.雍正五年(1727)赴贵州省。

2.雍正五年至雍正十年(1727~1732)左右,任职施秉县。

3.雍正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732~1735)左右,任职台拱。

4.雍正十三年六月起,任清平县令。

5.乾隆十年(1745)左右起,任古州同知。

6.乾隆十四年(1749)左右起,任云南省永昌府知府,卒于永昌。

三 刘樵亲友考

相比之下,与刘樵共同参与编纂《文帝全书》的亲属友人的相关史料要罕见得多。绝大部分都属于仅见于《文帝全书》的内部证据,地方志中如果存在相关记载,也仅仅是只言片语。以下逐一进行介绍,主要对象包括刘樵之子刘天任、刘樵之兄刘悟诚、刘樵之妾林莹、刘樵之世侄刘占爵,以及与刘樵等人合作编纂《文帝全书》的金本存。由于可以依据的史料数量悬殊,因此不同人物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详略差异。

1.刘天任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记载,刘樵育有五子(女儿人数未知),较长二人为刘天任、刘天位,刘樵卒于永昌时尚有幼子三人(参林莹相关内容)。其中,刘天位于乾隆初中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当时只有二十岁,不过在刘樵被弹劾之前就去世了。他在地方志中有传,上文已经提及,此处不赘。而刘天任则功名不及刘天位,《常德府志》记载他于乾隆年间拔贡。42而后刘天任与刘樵一同被查办,笔者暂未发现任何后续的记载。

由于刘天位于翰林院供职,因此与刘樵一同参与《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编纂的“刘荫诚”应当就是刘天任无疑,考虑到团体中另一人物刘占爵亦称为“刘允诚”,两者皆有“诚”字,因此笔者推断“荫诚”和“允诚”为两者的道号抑或坛名。

2.刘悟诚

刘悟诚本名不详,自称“古鼎又玄子”,“古鼎”即鼎州,为常德的别称。43唯《文帝全书》中收有他的序言一篇,从中可以知晓他是刘樵的家兄。其中称:“常德文庙之前有笔架城,俯临大河。文昌阁踞其上,一郡胜境也。予父兄未仕之先,偕家弟沧亭辈,寓游其间。”44不过刘悟诚似乎是家族男性中唯一一个未能获得功名之人,他自叹:“先赠公及家孟宦游楚粤,沧亭捧檄黔南……而予潦倒书城,两鬓已丝,仍然故我。”45而《文帝全书》的编辑给了他实现儒生价值的一个机会:“幸得从沧亭校订全书,益坚心力,以不负先赠公之训。”46

在帮助刘樵编辑《文帝全书》的同时,刘悟诚也结识了与他们合作的文昌坛领袖金本存,并且加入了笔箓修炼者47的行列,参与该坛的演经活动。证据就是《文昌圣典》中《文昌敕演大洞治瘟宝箓补遗妙典》为“武陵弟子又玄居士刘悟诚奉笔敬录”48。内文中还称:“适嗣箓(笔者按:即金本存)由黔来楚,主又玄刘悟诚家,予因附笔悟诚,令其缮出,俾嗣箓携归凯里,附孙子梓于宝箓之末,以广其传。”49

3.林莹

林莹,号淳修,亦号琼坛侍书女史。她同样也参与了金本存文昌坛的笔箓修炼和演经活动,并参与施演了著名的女丹经《坤宁妙经》50

《文帝全书》中多次提及林莹与刘樵的关系,如《圣训》所收《王天君语录》称:“其与体恕,有此一段因缘,实系彼三世前有以种之也。”51又如《坤宁妙经序》称:“左司执籍卿者,桃源宿契,种德再生,以善因缘,招同心侣。乃有侍阁之人,早蕴夙生之慧,遂与善念,虔祷九天,精辞三上,报云许可。”52由此推断其为刘樵的伴侣。另外,《王天君语录》还说:“再查(林莹)今世,虽为女身,年尚少稚,无诸大过。”53可见林莹还比较年轻,考虑到刘樵至少已经育有刘天任和刘天位,二子业已成年,所以笔者推断林莹可能是刘樵的侧室。《常德府志》的《列女传》中有一条材料可以佐证笔者的推断:“林氏,刘樵之侧室,工书翰,能诗。樵卒永昌,子三俱幼,氏以母兼师,皆赖成立。”54此处林氏当为林莹无疑。

4.刘占爵

刘占爵,号允诚,贵州贵阳人。他虽与刘樵以叔侄相称,但并没有血缘关系。刘樵在《吕祖全书》的跋文中说道:“因遇小阮允诚,知鄂渚涵三宫,为吕祖飞鸾演经处。”55可见两者是之后才相识的。

刘占爵不仅参与了初本《文帝全书》和《吕祖全书》的编辑工作,也担任了憩园重刊本的编辑工作。同刘悟诚和林莹一样,刘占爵也参与了金本存文昌坛中的笔箓修炼和演经活动,而且他还希望借助笔箓来获得科举上的成功。如《文帝全书》中收录有《刘天君语录》一则,是“奉命开导尔刘允诚”的降示文,其中就说道:“然尔习炼笔录之法,须识其中秘奥,断无有间断可成,亦无有纷杂可就者。”“何况时艺更为细心密理,必须机畅神流,惟熟则巧生,静则慧生者乎。简炼揣摩,讲读之功,不可废也。”“若云不假人工,全凭神力,制艺一道,可以不下苦读之功,竟冀万言倚马,合式逢时,断未之有也。”56可见当时刘占爵正在修习笔箓,以帮助制艺。

除此以外,刘占爵应当也在金本存的文昌坛中参与演经活动。《文昌圣典》中记载《治瘟宝箓》的缘起时谈道:“坛主乃附笔于允诚刘生,阅八月而演录始成,其中条分缕晰,无不恺切着明,诚千古未传之秘,焕然一睹其杲日矣。”57因此《文帝全书》中的《治瘟宝箓》疑似即为刘占爵参与施演而成。

不过,刘樵被查办之后,刘占爵的事迹就难以考证了。笔者从地方史料中目见的唯一一则记载,也是在此之前的记录,为刘占爵于乾隆九年甲子科中举,时为廪生官教谕。58但似乎之后未能成为进士,故史书无传。

5.金本存

金本存在初本《文帝全书》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金本存的个人生平笔者暂时无从知晓。一方面,《文帝全书》或《文昌圣典》的文本中从未出现过金本存的真名。在其活动的鳣坛中,笔箓的传度还存在字派,据《笔录科仪·总论》称,该坛派诗为:“道本公世,非可云私。既能奉吾,勇往修之。因心所发,据守勿驰。文章理学,听师提撕。升天一阶,汝当三思。”59且该坛从“本”字辈开始取派名,60因此笔者推断“本存”并非其本名。另一方面,金本存似乎也并非四川或贵州地区人士,极有可能是来自江浙地区的移民,61因此几乎无法从地方志着手寻找相关生平。

通过《文帝全书》和《文昌圣典》的记载,大致可以勾勒金本存在雍乾年间的活动轨迹。其前后活跃的主要文昌坛分别是蜀渝永济坛和大定鳣坛,其时间大致以雍正末、乾隆初为界限。

《文帝全书》所收《洞经示读》的文帝降序中记载道:“雍正五年冬,符图司教金本存,疏呈洞经缘由。”62另外,乾隆八年成书的《坤宁妙经》中,则称:“曩于蜀渝,因心忏(笔者按:即《躬行心忏》)之演,曾示符图金子,以女经之传,须觅有缘,嘱为留意。迨今十有年矣。”63从而得知《文帝全书》的附录中所收录的《躬行心忏》最迟不晚于雍正十一年成于蜀渝永济坛。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两条记录虽然证明了《文帝全书》中收录的部分文献,成于雍正年间,亦是金本存所活跃的永济坛,但也有证据表明,金本存当时并非常住于重庆地区。《文昌圣典》卷十四收录了由“蜀渝宋履端传录”的《文昌先天制仪修建祈禳荐赈醮坛玄科》,其雍正十一年的降序中就提道:“兹以大定金本存久皈文昌大化,前月来渝,旅居观音禅寺。”64可知金本存于雍正后期定居于贵州大定,只是会拜访四川重庆的永济坛。

最迟至乾隆初,金本存主要的演经活动区域就转移至其常住的贵州大定。《大洞经示读序》的落款为“乾隆丙辰(笔者按:即乾隆元年)长至日斗口魁神马天君序于黔之大定鳣坛”65,由此可知,不同于《大洞经》的经文部分降示于蜀渝永济坛,其魁注部分是在大定鳣坛降示完成的。《文帝全书》卷十四中也收录了短篇降示文《鳣坛劝世文》和《鳣坛语录》共计三十则,但缺乏相应的背景介绍,唯独知晓其降示地点为大定鳣坛。而结识了刘樵及其亲友后,金本存与他们合作,其间得以施演了相当数量的长篇文本,包括收录在《文帝全书》中的《治瘟宝箓》和《坤宁妙经》,以及在《文帝全书》成书的乾隆八年之后所降示的《文昌敕演大洞治瘟宝箓补遗妙典》和《笔录新例》,两者收录在《文昌圣典》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以降成书的文本,似乎降示地点并非在大定,而是迁徙至刘樵所在的地区,这从侧面证明了刘樵一众多人参与金本存的文昌坛的演经活动。如《笔录新例》中一则乾隆九年的降示文提及:“符图司教金本存,于去岁五月来清,开诵《玉经》,传授笔录。”66可见金本存于乾隆八年五月开始,将文昌坛活动迁徙至刘樵任职的清平县附近。从《文昌圣典》收录的文献看,金本存组织的文昌坛和演经活动至少延续到乾隆十年,但再往后就不得而知了。

四 小结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新发现的各版本《文帝全书》,并辅以方志、《清实录》和军机处文件,笔者能够进一步钩沉出《吕祖全书》和《文帝全书》这两部重要文献的初本编纂者刘樵的大致生平与交往。除了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全新的史料之外,笔者也希望通过小文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初本《吕祖全书》及《文帝全书》成书的历史处境的相关信息:作为清代吕祖信仰和文昌信仰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文本合集,这两部作品并没有产生在诸如江南、北京等文化中心,而是在刚刚经历了苗变的偏远小城贵州清平,这与刘樵任官贵州时所面对的具体社会场景息息相关,可以说他在当地重建学宫庙宇、刊印善书等一系列行为是作为儒生官员在苗汉冲突的最前线进行神道设教的尝试。这或许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清代的地方官员和儒生是如何将儒教价值与流行的演经实践和善书刊刻相调和的。小文或多有谬误,待方家指正。

注释

1Vincent Goossaert, “Spirit Writing, Cano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Divine Saviors: Wenchang, Lüzu, and Guandi, 1700-1858,”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 (2015):82-125.

2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第42期,第183~230页;黎志添:《〈吕祖全书正宗〉——清代北京觉源坛的历史及其吕祖天仙派信仰》,《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5年第46期,第101~149页。

3胡劼辰:《清代六种文帝类全书的出版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91,即将出版。

4尹志华:《〈吕祖全书〉的编纂与增辑》,《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21页;李家骏:《〈吕祖全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3年第42期。

5尹志华:《〈吕祖全书〉的编纂与增辑》,《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页;李家骏:《〈吕祖全书〉研究》,第65页;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第187页。

6(清)刘樵编,关槐增订《文帝全书》,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五十卷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卷首“旧序”。以下引用简称“五十卷本《文帝全书》”。

7(清)刘樵编,邵志琳增订《吕祖全书》,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六十四卷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卷首“姓氏”。以下引用简称“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

8(清)刘樵编《吕祖全书》,清乾隆九年(1744)刊三十二卷本(以下引用简称“三十二卷本《吕祖全书》”),东京东洋文库藏,卷首《吕祖全书序》;五十卷本《文帝全书》卷首《德馨堂原序》。

9(清)应先烈修,陈楷礼纂(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一,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10(清)恽世临修,陈启迈纂(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六,清同治二年(1863)刻本。

11五十卷本《文帝全书》卷首“旧序”。

12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卷首“姓氏”。

13尹志华:《〈吕祖全书〉的编纂与增辑》,《宗教学研究》 2012年第1期,第16~17页;李家骏:《〈吕祖全书〉研究》,第70~73页;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第187~196页。

14(清)刘樵编《文帝全书》,清乾隆八至十年(1743~1745)刊三十二卷本(以下简称“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首《文帝全书序》;五十卷本《文帝全书》卷首“旧序”。

15(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六。

16(清)刘樵编《文帝全书》,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三十二卷本,上海图书馆藏,附录《群真著述》所收《文昌宫群真著述坤宁妙经序》。由于北大所藏初本《文帝全书》遗失了附录部分共计六卷的《群真著述》,此处所据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乾隆五十九年重刊本,以下引用简称《群真著述》。

17李家骏:《〈吕祖全书〉研究》,第65~69页;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第195~196页。

18(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一。

19(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一。

20(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六。

21初本《吕祖全书》的编纂,参见黎志添《清代四种〈吕祖全书〉与吕祖扶乩道坛的关系》,第187~196页;尹志华《〈吕祖全书〉的编纂与增辑》,《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21页;李家骏《〈吕祖全书〉研究》,第65~75页。初本《文帝全书》的编纂,参见胡劼辰《清代六种文帝类全书的出版史研究》。

22(清)段荣勋修(光绪)《清平县志》卷三,清光绪七年(1881)重刊本。

23(光绪)《清平县志》卷六。

24(光绪)《清平县志》卷六。

25(光绪)《清平县志》卷六。

26(光绪)《清平县志》卷六。

27(清)余泽春修,余嵩庆纂(光绪)《古州厅志》卷二,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2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条称:“又(据哈尚德奏)称古州城垣倾塌者多,听候抚臣委员修整。”参见《清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1986。

2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乾隆十四年八月六日”:“又谕:据舒赫德奏,古州城垣坍塌。……在所称古州城址低洼,应否改建。”而后据舒赫德于乾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上奏,认为“古州城垣不必轻议改建”。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与军机处文件折件数据库”,文献编号:004868。

30(光绪)《古州厅志》卷二《建置志·城垣》:“雍正七年,巡抚张广泗剿抚苗寨,同知滕文烱建土城于诸葛营。乾隆十年同知刘樵改筑石城。”

3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乾隆十四年五月一日”。

3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33舒赫德于乾隆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上奏:“查刘樵应追古州同知任内侵冒城工银二万九百三十两九钱二分七厘五毫五丝,内除贵州司库未领银四百五十七两五钱二分八厘,又湖南原籍田房估变银五千四百六十四两三钱七分二厘,又永昌府任所估变赀财银四百六十六两二分外,无着银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三两七厘五毫五丝,着落从前失察滥举之各上司及查勘官名下,按照在任月日,议作十股分赔。”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与军机处文件折件数据库”,文献编号:004970。

34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与军机处文件折件数据库”,文献编号:004970。

3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乾隆十四年七月六日”。另,卫哲治于乾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奏明“已革云南永昌府知府刘樵之子刘天任,已在原籍拿获”,奏中也称“押解赴滇”。台湾故宫博物院“清代宫中档与军机处文件折件数据库”,文献编号:004888。

36《清实录》中有两条记载,分别是乾隆皇帝下旨要求对刘樵父子严加刑讯,以及避免刘樵在被正法之前于狱中畏罪自杀。《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七“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六日”:“传谕张允随、图尔炳阿,务将刘樵并伊子刘天任,严加审讯,根究追拟。向来外任审案,因曾经现任,多不加刑。刘樵父子,情罪可恶,非寻常侵亏可比,着严行夹讯。倘稍有瞻徇遗漏之处,惟该督抚是问。”又《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九“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又谕,云南侵亏人犯戴朝冠、刘樵,广西侵亏人犯朱红,俱经勾到,复于明降谕旨内宣示。但思此等谕旨,传播甚速。或于部文未到之先,该犯豫知正法之信,辄于监内自尽。该地方官以监毙呈报,是该犯仍不能明正典刑,侵贪之员,无可惩儆。着传谕各该抚,接到谕旨,务须慎密,不得稍有漏泄。倘有宣泄疏虞,该犯畏刑自尽,惟该抚是问。”

37(光绪)《清平县志》卷六。

38(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五。下详。

39(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六。

40(清)武开吉修,周之禄纂(嘉庆)《商城县志》卷十一,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

41(清)纪大奎修,林时春纂(嘉庆)《什邡县志》卷三十九,清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

42(嘉庆)《常德府志》卷二十九。

43《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常德府”条:“南宋乾道元年(1165)以孝宗潜藩,升鼎州治。治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市),属荆湖北路。”又,《文帝全书》的相关文献中,“武陵”“义陵”“溆浦”等地名皆为常德异名,参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常德市”条。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第2674页。

44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首《文帝全书序》。

45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首《文帝全书序》。

46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首《文帝全书序》。

47笔箓,或作笔录,是一种与文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扶乩术,修炼者试图借此来通灵撰写诗文乃至参加科举考试。故而笔箓的修炼者相信这种法术既可以用于博取功名,也可以在乩坛中担任乩手。具体可参见胡劼辰《笔箓钩沉:清代文昌信仰类扶乩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罗格斯大学首届国际道教文化前沿论坛”(2016)会议论文,正式版即将发表。

48(清)金本存编《文昌圣典》卷十三,清道光二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文昌圣典》为《文帝全书》的一个改本,大约成书于乾隆十年之后,编纂者当为金本存。具体可参见胡劼辰《清代六种文帝类全书的出版史研究》。

49(清)金本存编《文昌圣典》卷十三。

50关于《坤宁妙经》及其他女丹文本的历史与处境,可参见Elena Valussi, “Female Alchemy and Paratext: How to Read Nüdan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Asia Major 3rd series, 21, 2(2008):153-193。

51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十四。

52《群真著述》所收《坤宁妙经》。

53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十四。

54(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五。

55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卷尾。

56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十四。

57《文昌圣典》卷十三。

58(清)周作楫修,朱德璲刊(道光)《贵阳府志》卷十八,清咸丰二年(1852)刻本。

59《文昌圣典》卷十九。

60《文昌圣典》卷十九。

61金本存曾言及:“此集科仪,久传江浙,存幼受笔录于张鸿伯先生时,即抄奉之。”《文昌圣典》卷二十一。

62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七。

63《群真著述》所收《躬行心忏》。

64《文昌圣典》卷十四。

65三十二卷本《文帝全书》卷七。

66《文昌圣典》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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