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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契合性

摘 要:道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二者在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生态实践观、生态消费观等多个角度皆具有契合相通之处。深入挖掘道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学术理论依据,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当代中国的生态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

关键词:道家生态智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契合性;

作者简介:张甜甜(1991-),女,山东招远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林美卿(1963-),女,山东栖霞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特别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哲学,深入挖掘其生态智慧,探寻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契合相通之处,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一、道家“道生万物”“物我同一”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整体观

道家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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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早已作出“道生万物”“物我同一”的经典论断,表明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老子把“道”作为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核心,他以自成一派的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阐发了宇宙的生成及其演化。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由此可见,所谓“道”,是一种没有声音,也没有形体,但却可以循环运行而不止歇的存在,老子将之提升至天地之始,万物之宗、之母的至高地位,并认为它是先于天地生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确立了其无法被超越的本根性。而这种特性在其生成论中表现为对万物的衍生,是万物的本源,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章》)生动地向世人阐释,道先于天地而生,化混沌为天和地,而后又以其固有的阴阳二气交融激荡而衍生出宇宙万物。如此从“无”到“有”,从“无名”到“有名”的有序衍生,本质上厘清了老子提出的世间万物都来自“道”这同一本源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生发逻辑。由此可见,天地万物无论变化成何种形态,究其根本都无法摆脱其同一的、固有的性质。而人和自然作为宇宙万物整体中的客观存在,同样也是一个息息相关、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整体,高度展现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就随之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时代思想的先行者,敏锐地感知到生态问题给人类所带来的危害。虽然其理论研究中从未直接运用“生态”“生态观”等概念,但是在《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自然辩证法》等多部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反生态的资本逻辑进行了鲜明的批判,并且对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分析和反思形成了系统的生态观。其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其研究的最深层基础。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一方面,在直接的意义上表现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正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另一方面,在间接的意义上,通过劳动使自然资源转化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财富,实现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而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上的交换时,必须合理地调节自己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既要满足人们自己的需要,又要懂得按照物的尺度,实现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统一。

由此可见,道家倡导的物我同一,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的人与自然互动共生、和谐发展的整体观具有鲜明的同一性。

二、道家“无之为用”“物无贵贱”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

道家生态智慧中也渗透着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认为道生万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种皆同源于“道”,因此宇宙万物具有相同的本原和地位,而人类也不具有特殊的、俯视万物的高贵地位,更没有主宰他物为自己生存或灭亡的特别权利。正如老子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二十五章》),人和道、天、地同样“大”,都是平等的存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唯一不同的是它们的效用,也就是说万物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价值。

在老子看来,“道”是万物之宗,“无”与“有”同出一源,前者是天地的源起,后者是万物的开端,二者相生相成。老子以车毂、陶器、门窗为例,阐述车毂、陶器、门窗这些实在之“有”,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空虚、中空等“无”的作用,深刻表达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的价值观。为揭示此道理,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在《齐物论》中进一步举例反问道:“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熟知正处?”(《庄子·齐物论》)若人们常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遭受腰疾的痛苦,然而泥鳅却可在潮湿的环境里悠哉生活;若一个人在树上吊着就会担心害怕自己有坠落的危险,然而猿猴却可以在高树上自由攀爬。由此可见,不同生命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各有其发挥价值的方式,同一客体面对不同的主体会发挥出不同的作用。因此,要客观地承认万物内在价值,认识到万物的平等性,就必须站在“道”的视角体察万物,也就是庄子所讲的以道观物,即“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庄子·秋水》)人类作为所有生物的一种,如若“以物观之”,也就是以自己的价值需要作为衡量和取舍万物贵贱的标准,把万物分成三六九等,则势必会导致贵己而万物贱。

而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出现过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即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思想的实质是:人是世界的主宰者,一切必须从人的利益出发,把人类利益作为万物的尺度。费正清先生曾说:“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的敌手。”[3]其观点深刻表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和自然相分离并放到了两个不可协调的对立面,整个自然都是为人类这个主体而创造和服务的,而一直未能把人类之外的事物当作价值主体来考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抛开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以崭新的视角和方法探究生命与自然界。他以承认自然界价值作为生态意识的前提,强调自然的重要作用,主张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这一科学生态观的生成正是马克思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合理运用。从本体论来看,它强调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因此,不仅人可以作为主体,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形式同样也可以是主体,所有存在都可以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继而再从价值论来看,人是有价值的,同样其他生命和整个自然界都有内在价值;我们要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但不能忽略其他生命和整个自然界的生存发展。可见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无论人类还是自然界,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整个生态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具有平等性,他们的生存应当受到合理的尊重。

道家的生态价值评价方式客观地对万物内在价值作出肯定,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一样,天然地蕴含自然万物皆有价值,必须平等对待,而不能违背规律肆意破坏的生态伦理智慧,打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伦理观的狭隘性。

三、道家“道法自然”“自然无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

道家生态智慧是在天地万物统一于“道”这一基础上生根发芽的,人和天地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自然整体,并在这个整体系统中按照客观规律有序进行。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揭示人、天、地等万物生存和发展都要依照“道”的规律运作变化,具有客观规律性。而道本身取法于“自然”,表明了道取法于它自己的自然本性,是摒弃一切外部强制力量的干预,从而按照自身条件顺其自然、自由发展的特性。关于“道”的这一特性,老子有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这里的“无为”并非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不有悖于“道”,有悖于万物发展规律的行为,此“无为”的结果正如庄子所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庄子·天道》)在生态实践层面,道家不仅倡导师法自然、依循万物本性的无为之举,同时也对违背自然规律,妄加改造自然的行为发出警告:“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由此可见,道家先哲们肯定了遵循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尊道而为之的无为之为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所在。

同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也对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的行为发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恩格斯认为,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能够支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必然要以“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为前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如同“征服者统治异族人”或者“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那样,不顾自然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粗暴地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为追求资本增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批判。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过程,资本家的生产以获得更多利润为目的,为此极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忽略了自然资源有限性、自然界承受能力有限性这一严峻事实,结果必然是生态的破坏,以及人类生存受到威胁。人类无限增长的欲望,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超越自然界的承受限度而到达崩溃的边缘。因此,恩格斯多次强调,“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类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发展规律,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以自然无为的方式而有为,实现人类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

四、道家“节俭寡欲”“返璞归真”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

老子一生倡导俭奢有度、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他讲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其中的“俭”是相对于“奢”而言,是指人们在生活中应做到勤俭节约而不浪费奢靡,做到俭奢有度,慈爱万物。然而,对金钱、物质的节俭只是思想境界的外在表现,而思想观念上的“少私寡欲”才是真正“俭”的根源。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思想是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基础上提出的,这种保持纯朴、淡薄心地的思想和观点在物欲横行、精神浮躁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今世界,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人们为了一己私欲不断地破坏自然,同时人类自身也造成了异化,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在物质财富贫瘠的古代,老子就已经意识到过当地陶醉于享受之中必然会导致人们心性盲目,思想异化,从而丢失人的本真。这使人们只见眼前利益而忽略长久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所求必然使人和自然之间发生对抗,最终不仅会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也必然受到威胁。故而,道家对“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的朴素之德的呼唤正是治理此现实弊病的良方,其与当今社会提倡的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与呼应。倡导只有回归婴孩般的纯真,保持“见素抱朴,返璞归真”的纯朴本性,少些私心欲望,才能保持内心的安定满足,实现精神世界的升华。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虽未曾提及过“生态消费”等相关概念,但是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深刻批判,鲜明地表达了其对生态消费理念的倡导。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为了满足人自身需要而对消费对象使用和占有的一种活动,消费源于人的需要,反之,人的需要对消费对象内容和形式起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人的需要分为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所谓真实需要,是指对用来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与精神资料,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虚假需要则与之相对,它是指不为人的生存发展所必需,甚至会对人的身体、精神等多方面带来危害的需要,不利于人们的全面发展。然而,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生产领域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出现了异化,同样在消费领域,资本逻辑也发挥着主导作用,消费在资本的掌控下表现为对物的无限占有,消费主义盛行。在异化消费中,人们受虚假需要的驱使,完全醉心于物质、享乐等消费的乐趣与满足,而忽略“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6]的生存状况,向自然展开了无止境的索取和掠夺。由此可见,异化消费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人与自然背离的重要原因,而造成消费异化的思想根源则是人的盲目欲望与非理性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消费理念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的,主张人们成为自身欲望和需要的主人,使其消费行为必须在遵循生态伦理的原则上来满足人的需要,并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这与道家复归于朴、返璞归真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态度是相融通的,人们只有回归婴儿“少私寡欲”的品性,才能不被物质所奴役。因此,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从人类的思想根源入手,建立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实现消费上的生态转向和人性的复归。

结语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道家生态智慧作为两大理论体系的微观思想,深入探究二者的辩证融合不仅有助于巩固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更有助于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优势、语言范式优势及思想内化优势,推动形成一个既讲科学讲理性、又有共鸣有情怀的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性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强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道家思想中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但是由于它产生于年代久远、生产力落后且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思想发展不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主张“无为”,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如主张“绝圣弃智”,否定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和价值,诸如此类无法辩证、全面地认识人类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等缺陷。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却能够清晰地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出积极的肯定,并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承认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着主要的能动作用;同时也辩证地分析科学技术的利和弊,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实现科学技术作用充分的、积极的正面发挥,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的统一发展提供可能。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根本上为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体系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导。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是一种内向型文化。老子提出“万物自化”“无为而治”,其本身是对自身修养、自我完善的重视和强调,认为人们自我精神境界的提高才是治理的根本所在。因此,只有把道家思想中的生态关怀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使人们自发地、内在地强化生态道德素养,实现精神本质的改变和提升,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应有的生态意识自觉。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蕴含着相比于其他外来文化的历史底蕴优势、语言范式优势及思想内化优势,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与道家生态智慧的融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中国气息、中国风格,更易于人们在内心深处产生生态情感上的共鸣,并化为行动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道家生态智慧的辩证融合的现实成果。而究其根本,这一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宏观层次深入到微观层次的生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二者的融合也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合理范式。因此,深入挖掘两大思想体系中智慧的契合性意义重大,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与创新的关键路径。

参考文献

[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209.

[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1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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